高宗武揭露《汪日密约》 赴美避难摇身从商（三）

三、晚年赴台湾晋见蒋介石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高宗武与汪精卫相知很深,关系密切而又复杂,殊不知高与蒋介石之间却有纠缠更久的历史联系,而且也不乏扑朔迷离之处。高被蒋所赏识,起源于1932年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刺后,时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的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不足六百字的文章《日本之法西斯幕运动》。其独到见解引起报社高层重视,随即被聘为特约撰稿人,又相继发表《日本法西斯运动发生之原因及将来》、《日本新内阁的人物———总理大臣斋藤实》等,一时名声大噪,蒋介石特别邀请他去官邸长谈,并有意安排这位同乡任侍从室上校秘书。但高宗武考虑到“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所以婉言谢绝了。1933年底,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身份兼任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也看中了他,并力邀其到外交部工作。高宗武自恃自己曾留学日本九年,熟悉日本政情民风,认为自己在外交舞台上一展长才比在“内廷”行走要好得多,所以欣然从命,于1934年初进入外交部,且提升速度惊人,于次年便当上了亚洲司司长。

汪精卫对高宗武十分关照,高任司长的薪俸是每月三百元,汪以他“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又特批给他三百元补贴。不过,高宗武当上司长却不完全是由于汪的赏识。高后来回忆说:“由于许多适合这个职位的官员年龄都比我大,资格也比我老,这个升迁毫无疑问是委员长的意思。”高宗武虽未在蒋介石的身边工作,但因为那时处理中日关系是中国头等的外交任务,所以蒋介石时不时想起这位“日本通”,并向他征询对日策略。据张群回忆,1935年11月汪精卫被刺后,他接任外交部长期间,蒋打电话到外交部,经常开口就讲要找高宗武。可见那时高、蒋已有了密切的往来。“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态度趋向强硬和主战,但也没有完全放弃外交路线。1937年7月31日,胡适在与蒋介石见面时说:“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蒋介石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据后来高宗武回忆,蒋找他谈了四十分钟,“我很恳切地告诉蒋先生,中日的局面可以避免扩大化,同时告诉他中国在军事上的弱点。我的说话是十分清楚而且彻底。蒋听了以后并无具体地表示他的意思,他的脸上时常有些发赤。”这说明蒋对他的观点不甚满意。

蒋是深通权术之人,他虽知中日战事扩大已不可避免,但认为有高宗武积极寻求外交解决途径也并非坏事,这就是法家所说的“有功则君任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所以1938年初,高宗武征得蒋介石同意后赴香港,表面上以“宗记洋行”名义办理商务,暗中则操纵隶属国民党宣传部的“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利用其中的“日本问题研究所”,代蒋介石负担对日联络与觅取情报的工作,其活动经费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每月两千美元。1938年6月,高宗武潜赴日本,会见日本近卫文麿、板垣征四郎等政界和军界要人,并写成东行报告呈报蒋介石。关于此次东京之行,学界大多认为是高宗武瞒着蒋介石的个人行动,蒋事先并不知情,而且蒋的日记也有“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的斥责之词。但据后来陆续披露的一些史料,包括高宗武谈及此事的多封书信,高的这次东行是经过蒋的同意,至少也是默许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高宗武从日本刺探到的最重要信息是日本准备逐蒋下台,而帮助汪精卫上台。这使蒋介石很不高兴。

1938年武汉、广州失守后,高宗武与汪精卫一唱一和,走上了一条危险而备受斥骂的“求和”之路。好在他在1939年后态度渐趋消极,并于1940年初悬崖勒马,和陶希圣将《日汪密约》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毅然脱离了汪精卫集团。“高陶事件”发生后,高宗武奉蒋介石之命赴美“考察”,并从此在华盛顿隐居下来。蒋介石嘱咐当时驻美大使胡适对他“多予照拂并维护”,并每年批给他数额不菲的生活费。高宗武在美奉行谨小慎微、低调做人的原则,举凡回忆录的出版、抗战胜利后的归国计划等都不忘呈请蒋介石“钧裁”。一个退职并流落异乡的区区司长,竟然承蒙“总统”如此垂注周详,的确有些匪夷所思。所以史学界一直有人认为高宗武是蒋安排在汪精卫身边的“秘密角色”。不过对于此点,高宗武本人却是矢口否认。如他在1955年12月20日写给老友郭心崧的信中说:“日汪的特务都说我是重庆派来的,妨碍汪的和平工作,周佛海、梅思平也公开把这一类的话告诉我,我以一笑置之,毫不辩护,因为我当时爱国、爱汪、爱友之心高于一切,哪里会想到其他问题呢?”

高宗武的一生,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共的,所以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他时常痛心疾首,甚至认为“中国今日的局面,似乎尚不及1937年,这胜利中的亡国现象,真的令我忧心如焚”。但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信奉“投桃报李”,1946年4月2日,他在给蒋写信汇报自己的归国打算时,便附上“报告”一份,就国民党如何争取美援和美国舆论的支持出谋划策,言词备极肝膈,信末写道:“武海外静居,不识时事,惟深感钧座十余年来栽培爱护,无微不至,故在此国家安危兴废之时,目有所见,耳有所闻,似不能不本我天良,谨陈钧座。”其内心的一片血诚,跃然纸上。即便后来他对在美的中国民社党领袖张君劢、青年党首领曾琦说“时事变故,我对蒋先生已失去价值,何能再望生活费用的补助”,但在1948年1月5日给陶希圣的信中,仍然表示“对总统多年来之爱护接济,十分感谢!他日若有机会可以效劳之处,不论环境如何困难,自当力效前驱”。这实际上是归国无望后的高宗武对蒋介石的效忠之词。

1967年,高宗武已近逾六旬,而蒋介石更成为八十老翁。这年4月20日,高宗武给老上司、时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的张群写信,说自己想在夏天前往台湾一游,走亲访友,并说:“‘总统’日理万机,侨民过境不应有所奉扰,惟回忆昔年栽培维护之厚恩,若不叱名致敬,亲表谢意,似亦非旧属后辈应取之道。”这实际上是委婉地提出了晋见蒋介石的要求。事后不久,高宗武接到老友程沧波的来信,说来台晋见一事最好直接发函给蒋介石本人。高宗武心领神会,当夜便手书一信,请台湾“驻美大使馆”代为转呈。全信如下:

“总统”钧鉴:

疏侯起居垂二十年,良以海外谋生,乏善足陈。然钧座昔年栽培包容庇护之厚恩,未尝一日忘怀也。兹因岳军先生(即张群———引者注)多年之期望,此间文化机关之督促,决定于今夏赴远东一游,搜集史料,顺便赴欧一游,以广见闻。路过台湾,预定下机,前来致敬,亲表谢意,以偿三十年之宿愿。万一宗武过境于公私或稍有不便之处,则宗武当变更行程,径往日本,只有乘飞机过境之时,鸟瞰国门,遥致敬意。临池神驰,不尽万一。肃此敬请

钧安

高宗武谨呈

1967年5月11日,张群签发一份“总统府”公函给程沧波并转高宗武,同意发给高宗武入境证书。7月17日,高宗武夫妇抵达台北,首先去看望胡适夫人江冬秀女士,并到南港胡适陵园凭吊,随后又看望了杜月笙的门徒万墨林。当年正是在万墨林的掩护和帮助下,他和陶希圣才得以潜赴香港发表《日汪密约》的。8月11日,眼看在台湾游历访友已近一个月了,高宗武突然接到张群的电话,说是中午请他夫妇二人在家中吃便饭。到张府后,张群递给高宗武一个大信封,上书“高宗武先生———蒋缄”,内里是一张请柬,约请高宗武8月12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出席在阳明山中山楼举行的茶会。

这次会面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国民党中央大员都不知情,媒体也无只字片语的报道。所以包括唐德刚、周谷等在内的诸多史家,都在其著作中否认高在台湾见到了蒋介石。好在有蒋的请柬和高宗武当天的日记为证,这一史实当可彻底澄清。高的日记写道:“余赴中山堂应蒋‘总统’及夫人茶会,严‘副总统’、孙哲生、蒋经国、陈立夫等新旧要人皆在那边。陈立夫替余介绍严家淦及蒋经国两位,因为余与他们第一次见面之故也。”又说:“今日之会余为最后告辞者。三十年未见,蒋之精神大致如旧,亦为不易。余谢他过去之照拂,他谢余来看他。”三十年前,高宗武和蒋介石谁也想不到,一旦别离,他们将会在孤悬海外的台湾见上最后一面,这就是历史,谁也把握不了的神奇历史。

1994年9月24日凌晨,高宗武病逝于华盛顿,享年89岁。美国《华盛顿新闻》为此用了三行大字标题:

外交界耆老高宗武与世长辞

揭发日本侵华野心风云一时

遁居华府半世纪绝不谈史实

新闻报道说:“高先生在抗战初期是中日外交之主要关键人物,也是那段时期中日外交史的唯一见证人。”高宗武晚年亦曾想回大陆,但却始终未能如愿。“落叶归根之念,恐亦徒托空言”,这是高宗武生前曾经说过的话。形骸终灭,而断肠人的孤怀遗恨却永在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