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揭露《汪日密约》 赴美避难摇身从商（二）

二、“被天强派做商人”

高宗武到美国后是如何谋生的,抗战胜利后他有怎样的归国心情和职业计划,这些一直是学界未完全弄清楚的问题。

从1940年到1944年,高宗武每年均收到中国驻美使馆转来的蒋介石特批给他的生活补助费,少则四千美金,多则四千八百美金,这在高宗武日记及信件中均有明确记载。如他在1944年给陈布雷的一封信中写道:“委座汇下之美币四千八百元,业由伯聪大使(魏道明)转到。”“窃思委座日理万机,竟能垂注如此周详,感愧之余良用兴奋,唯宗武才疏资钝,深恐无以付长者期望之殷耳。”当时美国大学生一年的学费约为八百美元,毕业后的月薪为一百多美元,由此可见高宗武每年获四千元以上生活补助费是相当可观了。

但在抗战胜利后,这种生活补助便难以为继,而高宗武也动了回国效力的念头。1946年4月2日,他致信蒋介石说:“宗武自民国二十九年五月抵美以来,于今六年,旅中情况历年谨托布雷先生约略代陈,谅在明察。自民国三十一年初夏,奉谕‘集中力量专修一门’后,宗武即致全力于美国工商业情形之研究,盖此实美国精华之所在,亦即我国今后所急宜努力振兴者也。数年以来,日积月累,似尚有相当心得,兹拟就归国后欲作之事两件由布雷先生代为面陈,是否可行,谨请钧裁并赐指示,藉便遵循。”信中所说“归国后欲作之事两件”,据高宗武写给陈布雷的信,一是听众银行家李复生的建议,出面整顿上海证券交易所,借鉴美国经验,使股票债券深入民间,借以振兴战后中国的工商业;二是开办几个小规模的工厂,专制出口商品,将战前一部分日本人的商场取而代之。总之,他回国后的职业计划是实业而非政治,尽管那时他与国内友人通信时也对国内政局深表忧虑,积习难改地抨击时政,并为蒋介石政府向美国借款和争取美国舆论支持出谋划策,但对再次从政基本上是断念了。

1946年9月17日,陈布雷给高宗武发去电报,称“回国事主席面谕赞同,特电奉达”,“旅费如何,请即电示,以便请求汇寄”。收到电文,高宗武十分高兴,9月20日给陈布雷回信申请回国川资。据他测算,“以目前情形论,武夫妇两人外加行李书籍,事实上约需三千美元”,“又武从来未去过欧洲,满拟在归国之前顺便赴欧一游,但费用一层恐需另加美金三千元,倘先生以为所请数目太大,则欧洲之行可做罢论,敬请酌量决定是幸”。该信发出后,细心的高宗武又琢磨起“回国事主席面谕赞同”的电文,觉得此电文甚为笼统,对自己提出归国后想做的两件事只字未提。高宗武难以释怀,于是在9月24日致信陈布雷说:“主席赞同武之归国,是否同时赞同武前函所陈之事,或仅指回国一点而对前函所陈之事未有表示?不知便中能否赐示一二,若先生事忙,请托陶兄(希圣)写信可也。”信末,他自认“精神不安之至,尚祈长者谅宥为祷”。

正当高宗武整理行装、归心似箭的时候,国内传来的消息却不啻给他连浇冷水。1946年冬到1947年春,他接连收到杜月笙、董显光、张嘉璈、胡叙五等老友寄来的劝他“暂缓回国”的信件。高宗武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收到胡适寄来的有关对周佛海、梅思平、李圣五等汉奸的庭审剪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在接受庭审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高宗武在跟随汪精卫投敌中的重要作用,尽管高宗武有立功赎罪之举,而且重庆国民政府早在1941年2月便正式行文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但毕竟属于“大节有亏”之人。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回国显然“形格势禁”。到1947年秋冬,国共内战正酣,老友陶希圣直言相告:“兄暂缓回国之期,甚为恰当。”“兄如有需转呈总统之事,仍函寄首都弟处,当随时为之上言。”这时的陶希圣已被蒋介石倚为肱股之臣,他的话实际上就是上峰的旨意了。

归国无望、生活又陷入窘境的高宗武从此彻底流落异邦。“不禁久病精神减,讵意长闲意气消”,他曾用清代诗人黄仲则的这句诗形容当时的心境。自认“对蒋介石先生已失去价值”的高宗武四顾彷徨,剩下的只有自救一路了。他毅然做起股票投资生息,并且一出手就获利甚丰。这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于运气,更重要的是1942年以来高宗武深入研究美国工商业行情的结果。1948年12月26日,他在给魏道明的一封信中说:“可记得你在华盛顿时,我已开始注意投资事业,不料这就成为我客中谋生的工具,所幸年来惨淡经营,相当顺利。”又感叹道:“孜孜为利,本非我辈兴趣之所在,亦不是前辈朋友之期望于我者,可是在目前环境之下,只有‘自笑匡时好才调,被天强派做商人’。”这种欣慰中带有苦涩的心情,在1955年12月26日他写给台湾的侄子侄媳的信中更是表露无遗:“这七八年来,我在美国靠投资生意谋生,这是相当难、相当辛苦的职业,就精神论,一天之中没有一刻可以休息的,但我既做了苦工,也只有精神上辛苦一点。”

高宗武炒股获利的消息不久就一传十、十传百,以致香港的《新闻文摘》说他在新大陆成了千万富翁,再也不是原来那个穷教授和政客了。而他的许多老友如胡适、陈立夫、魏道明、程沧波、胡叙五、孙恭度、王益滔、梁和均等也纷纷请他代理股票生意。1948年8月,高宗武的夫人沈惟瑜正式参加一个很大的投资公司作经纪人,负责处理高宗武夫妇自己及各位朋友的投资户头。高对朋友们尽心尽责,及时向他们通报股市行情和获利情况,并按时结清,以免悬念。如他给孙恭度写信说:“兄账上尚存两种股票,今后一切,自当依规遵命办理,但请兄切莫弄得太紧张,一紧张则身体精神备受影响,彼此皆不太好也。”又写信给程沧波劝解道:“投资股票者,人人皆想获急利、厚利,结果往往大失所望。弟是身历其境者,所以对此种心情相当谅解。以兄所交之资本,每年若希望有千余元固定收入,在事实上,弟不说不可能,但此乃一极困难之题目,想必华尔街很不容易找到能做这篇文章者。”他希望朋友们从长计议,因为“财不入急门”,太急躁了反而坏事。

胡适先生1949年4月再次来美国初期,经济上极为拮据,全部家庭存款不足两千美元。他只好自己外出采购食品蔬菜,经常在电车上被挤得东倒西歪。一些朋友去看他,他请不起客,只得煮茶叶蛋招待客人。高宗武将胡适视为谊兼师友的终身知己,曾说自己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位是胡适,一位是杜月笙。到1951年初,胡适经济上略有改观,便托请高宗武代买股票,高欣然答应。1月9日胡适在给高宗武的信中写道:“我现在交上三千美元,一切归老兄调度。此钱本是idle money,老兄全权运用,如有损失,决不可由老兄负责。老兄一定能相信,我说这话是完全诚心的。”到1954年底,这三千美元变成了五千美元,胡适写信向高宗武表示感谢,同时又追加一笔钱炒股,他特别强调:“此款与前款一样,完全归你支配。有赢余是老兄之厚赐,有损失是‘兵家之常事’,我决不会丝毫怪你。”1955年10月18日,胡适再次致信高宗武说:“自从9月26日以来,证券市场大有波动,降落之势至今未止。我要向老兄说的话是:将来无论如何变动,老兄切不可为我那几千元的款子忧虑。我早就对老兄说过,那是我不用之款,即使完全亏损,我决不会因此受冻馁。”胡适先生是一位厚道君子,他对朋友、对金钱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真正动用高宗武为他赚的钱,是在1958年出任台湾国民党“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后。1960年冬,胡适使用的公车早已成了“老爷车”,但因为当时台湾外汇紧缺,他坚决不要院方买新车,而由自己掏钱购买。当美国西雅图的朋友垫款购买的新车运抵台湾后,胡适给高宗武写信说:“我的纽约Checking ac-count(支票账户)怕不够付还此款了,故求救于你们,想请你们在我的存款项下开一张汇票寄给我,不胜感谢之至。”胡适的人格愈到后来愈为高宗武所尊崇。胡适去世后,高宗武在给好友萧信如的一封信中,竟称胡适是民国五十年以来中国“唯一的伟大人物”。

高宗武从一个外交风云人物沦为美国股市中的操盘手,人生落差不可谓不大。好在他虽流落他乡,谋生辛苦,但大体上安常处顺,一直活到望九之龄,亦是不幸中的万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