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走进怀仁堂》 作者：董保存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敌机突然空袭 领袖住处被炸
事情发生在1948年5月初。
这年的春天好像来得特别早。到5月初的时候，大地已经换上了春装。杨柳枝头的新绿已经不再是刚刚返青时的鹅黄。那天的天气很好，蔚蓝的天空没有一丝浮云。没有风，也没有露水。勤劳的庄稼人赶着牲口、迎着朝日，甚至唱着小调往田里走……
忽然，天空出现了两架飞机，一下子破坏了这里和平、宁静的气氛。飞机呼啸着朝城南庄扑来，在村庄上空兜了两个圈子便飞走了。
这时候，毛泽东刚睡下不久，还在梦乡。飞机的轰鸣和机枪扫射的声音，他都没听见，他睡得很沉。
毛泽东是在4月中旬来城南庄的，一到便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听华北的同志汇报土地改革情况，同他们一起研究有关政策问题；
思考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运筹统一战线的方针。起草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等。他不顾旅途劳顿，坚持通宵工作。
敌机前来侦察时，聂荣臻司令员正在吃早饭。飞机的声音使他十分警惕，因为毛泽东主席住在这里，他必须对毛主席的安全负责。
这时司令部也向聂总报告了飞机来侦察的情况。他丢下饭碗，直奔主席住的北房。
江青没有睡觉，她尖着嗓子问：“怎么回事？”聂荣臻同志顾不上回答她，进了主席的寝室。毛泽东身穿蓝条毛巾睡衣，躺在床上。
“主席，刚才敌机来侦察过，很可能会来轰炸，请你赶快到防空洞去!”
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地问：“是吗？”
跟聂荣臻进来的人都说：“情况紧急，这里太危险了!”
毛泽东穿上鞋，很幽默地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参谋长赵尔陆也进来了。他见毛泽东不肯离开，还说玩笑话，更是着急。他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快走!”
毛泽东还是不肯走，他觉得没那么可怕。
“主席，飞机过来了!”
“不能再等了!”
这时，飞机的轰轰声已经传来。聂荣臻急令警卫人员取来一副担架。毛泽东却不肯上。聂荣臻急了，他对毛泽东说：“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据在聂荣臻身边工作过多年的同志回忆，他们很少看到聂帅发脾气。这次，他是真的急了，脸红脖子粗，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
聂荣臻给赵尔陆使个眼色，两人把毛泽东扶上担架，抬起就走。警卫人员赶快接过担架往房后的防空洞跑。
抬毛泽东的担架刚刚拐过厕所，快到防空洞口时，敌机开始俯冲。他们一进防空洞，敌机就投下炸弹。毛泽东，聂荣臻住的小院里腾起一片烟尘。
“好险!好险!”
人们连声说。
等敌机飞走，人们才看见，江青已经在防空洞里了，不知她是什么时候跑进来的。肯定比毛泽东进来的早。
这件事情，说起来很后怕。当聂荣臻等同志回到小院里，看到院里、屋里的情景之后，顿时惊呆了。一枚炸弹落在小院的东南方向，炸弹一头扎进了土里，尾翼留在外面——这颗弹没炸。而另一颗炸了的弹，偏偏炸到了毛泽东住的那两间房子。门窗上的玻璃全部打碎，飞进去的弹片把放在桌上的暖水瓶打爆了，水流了一地。放在外屋里的一些鸡蛋，也被崩碎了，蛋黄蛋青溅满了墙……
人们不约而同地重复着两个字：“好险!”
这恐怕是毛泽东遇到的最险的一件事!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他一生中遇到的这类险事并不多。可以说，他的住处挨敌机轰炸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人们惊魂未定，毛泽东却好像无所谓。他甚至到那颗未炸的炸弹前面，蹲下来研究露在外面的尾翼。
“这东西蛮有意思，打锄头一定很好用。”
他还在说风趣话。
这就是毛泽东。
聂荣臻见了，赶忙跑过去把他拉走。谁知道这颗炸弹是不是定时的。
毛泽东很不以为然，仍旧回头看着那颗炸弹，对他的将领们说：“没关系的!”
聂荣臻对身边的秘书说：“赶快叫工兵把炸弹给弄走!”
这就是毛泽东遇险的经过。
事过之后，聂荣臻和其他军区首长都感到此事后面有名堂。毛泽东到城南庄的消息是绝对保密的，虽说来了将近一个月，难免有人走漏风声，但他住的地方是绝对严格控制的。除了经过审查的服务人员外，一般人不会知道准确位置。
莫非这里出了奸细？
这个问题一提出，便引起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人们的高度重视。军区党委首先研究的问题是，把毛泽东尽快转移到一个绝对安全的地方去!
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先把毛泽东一行转移到离城南庄不远的一个叫花山的小村子里。这里比城南庄更隐蔽，且群众基础也好，晋察冀军区曾在这里办过公。
毛泽东被转移了，事情并没有完。军区政治部花很大人力、物力对城南庄被炸的事进行调查。查来查去，没能查到什么有用线索。有几个怀疑对象也只能是怀疑而已，没有能够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因而也只好先挂起来。
电报解开谜团 敌特落入法网
破获此案的经过，简直可以写一部侦破小说。
1949年11月6日下午五时许，华北聂荣臻检阅部队军区保卫部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司令部小伙房，找到司务长刘从文，对他说：
“走，跟我们到保卫部去!”
刘从文先是一惊，又故作镇静地说：“到你们保卫部去干什么？”
“走吧，去了就知道了!”
刘从文收拾了一下桌上的算盘，把抽屉上了锁，跟保卫部的人，到了审讯他的地点。
“刘从文，坦白你当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说话的声音不高，却把四十岁的刘从文镇住了。
“我，我没有哇，你们弄错了吧？”
“不要装糊涂，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才把你叫到这里来的。”
“我，我没干什么。”
刚开始，刘从文还想装傻、抵赖。他哪里知道，我公安部门已经截获了他的上级给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发去的电报。
密电是这样的：
职组组员刘从志，担任华北军区方面工作，刘从文担任匪中共中央局毛匪行踪工作，二人均由刘文星担任交通员。孟建德率华北令调天津工作，已派王志诚(王荣)为潜伏津地，与刘进昌联系。职组组员刘从文参加工作年余以来，该员对工作尚努力，每次情报颇有价值。职拟按中尉待遇正式任用。
这份电报是11月1日转到华北军区的。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取得了确凿的证据之后，才决定立即逮捕刘从文。
三天之后的夜晚，落叶的秋风瑟瑟吹来，一个黑影来到刘从文的住处——他是负责和刘从文联系的刘从志，他还不知道刘从文已落入人民的法网。
对于这位自投罗网的特务，华北军区立即逮捕了他。
这样，连同被我地方公安部门捕获的刘其昌、孟建德，特务组织基本上被摧垮。
但是，审讯和宣判的工作又是很复杂的。
审判人员问：“他们要你谋害毛主席和聂司令的地点在什么地方？”
“我没有，我怎么敢谋害毛主席和聂总呢!我是十年的老兵啦!”
“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们也有证据，你不要老是变来变去，要老老实实!”
“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害毛主席。”
过了两天再审他，他又承认说：“我的堂兄刘从志是问过聂司令的车号，问过毛主席的住地，可这是到北京之后的事。”
再过几天，他又哭着坦白说：
“只要组织上宽大我，我就都说出来。”
“我们反复向你交代过政策，你只有坦白，才能争取从宽处理，”
“我不是人，我丧尽了天良，他们叫我干什么，我都干了，可他们叫我给毛主席和聂司令投毒的事，我确实没敢干啊!”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讯和调查取证，搞清了这个特务集团的始末。他们是隶属军统保密局保定站站长曹亚夫领导的阜平小组。组长是刘其昌。刘从志是书记兼收发。刘进昌、孟建德均是这个小组成员。刘从文后也被吸收为组员。
虽有手枪加毒药 奈何内奸手发抖
这个特务组织的关系并不复杂。刘其昌是组长。他领导着刘进昌、刘从志，利用着刘从文、孟建德。而他们几个又是河北省阜平县王快镇人。
人都是复杂的，自身充满矛盾的。刘从文的演变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的出身比较寒苦。全家七口人，共有二亩半地。他当过店员，沿街叫卖过大烧饼，到江西去出过苦力(修铁路)。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在新乐县作战负伤回家。1939年9月由人介绍到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合作社当炊事员。后来调到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当炊事员、上士、司务长。可以说，他是在革命军队里成长为革命干部的。
在一些人看来，当“老炊”、当司务长是比较低下的差使，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发展。然而那些想利用他的人，却很看重这个位置。
当司务长，要经常外出采买一些东西，接触的人自然会多一些。终于有那么一天，他碰到了一个叫王宝生的商人，两人谈得很投机。
王宝生问：“你家的生活眼下怎样？”
“政府不供给，自己做点买卖也能凑合。”
“我来回跑保定，你需要什么，我可以给你捎来。你给他们工作，他们也不照顾你家里。”
刘从文当时恐怕没有意识到这是他走向深渊的开始，更不会想到王宝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
不久，刘从文外出采买东西，见到了本村的刘其昌。乡亲相见，自然亲热。
“你在干什么呀，这副穷相。”
“给军区采买东西。”
“跟我们去一趟保定。保你有钱花，你看我们，花钱比你方便多了。”
“以后再说吧，保定是那边的(指敌区)。”
“王宝生不是说给你从保定买东西吗？我也可以帮你办理。”
这时，刘文从才知道刘其昌和王宝生是勾在一起的。刘从文虽然受到他们的引诱，但还没有下决心跟他们去干什么勾当。
这些国民党特务也似乎没有立即将刘从文拉入他们圈内的想法，只是想利用他这个能够接触军区领导的小灶司务长，探知有关的情报。
刘其昌或是通过王宝生，或是亲自出面，多次与刘从文联系。有时利用赶集、上庙会的机会，有时干脆到村外的菜园地里装作买菜。王宝生给了刘从文五百万边币，说是自己花不着，让刘先用着。刘从文没有拒绝，把钱收下了。王宝生问他一些情况，他当然力所能及地告诉了他。诸如军区司令部住什么地方，中央局在哪里，首长到石门开会去了，过四五天回来……
这些情况，在刘从文眼里不是什么秘密，但在国民党军统局那里，却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几天之后，我华北地区所在地烟堡、石门一带，遭到飞机轰炸，房屋损坏一百多间。
看着呼啸的飞机和腾起的烟雾，刘从文心中直打鼓。他弄不清楚此事是否和自己有关。他想起曾经同刘其昌等人说过军区司令部的驻地，也知道他们是那边(国民党)的人。他希望自己的行踪不被人觉察。
上碑庙会上，人群密密麻麻，摊位摆满了街。刘从文装作买东西，来这里同刘其昌见面。
在一个临街饭店里，刘其昌请他吃饭。同时交给他十二匹粗布，说：“这是给你的。”刘从文犹豫了一下，还是收下了。
刘其昌说：“只要照我说的做，不会亏你。”
事情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一天，刘其昌见到刘从文，交给他一个包。
“这是什么？”
“看了你就知道了。”
刘从文把包打开，先看到一支精致的小手枪，几十发子弹，还有两个红纸包。他指着红纸包问：“这是什么？”
“药。能毒死人的药。”
刘从文不解地看着刘其昌。刘其昌嘿嘿一笑，说：“你有这个便利条件，放到毛泽东、聂荣臻的锅里……”
“这……”刘从文的手在颤抖。
“给你两个月的时间，用什么办法都行。如果完不成就到保定去找我。
刘其昌说完，走了。
刘从文听完，傻了。
后来，他交代说：看到这些东西，我好害怕，叫我谋害人民领袖，我不敢——毛泽东就有如此之大的震慑力量。
于是，刘从文生病了。头晕肚痛，不思饮食，卧床不起。白天似睡非睡，到了夜晚经常惊叫起来。可惜，这些都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心惊胆战地把毒药扔到了村外，把手枪藏了起来，心里还是不踏实，总是担心会被人发觉。疑心生瘴鬼，他的病越来越重。一直病了一个多月。如果这时候有人吓唬吓唬他，非得灵魂出窍不可。他说他一直念叨：再也不能跟他们联系了!再也不能跟他们干了。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动静，他的胆子又大起来。只要搞得神秘，还是不会被人发觉的。因而，当刘其昌派堂兄刘从志来找他联系时，刘从文又说了不少情况，甚至让刘从志住在那队，吃在部队，还送点大米、白面之类的东西给他。不管刘从文承认不承认，他已经成了地地道道的内奸分子。
传播小道消息 既害人又害己
探知毛泽东住处，并向国民党特务机构报告的，并不仅仅是刘从文一人，华北军区司令部大丰烟厂的副总经理孟建德，也从另外的渠道得知了这一消息。
孟建德有个妹妹，也在军区工作，并且嫁给了一位小有权力的什么长。三月的一天，孟建德来到军区机关，住在妹妹家里。
孟建德的妹妹，正好三十来岁，爱学习爱唱歌，还爱吹吹口琴，也爱聊天，爱传播点小道消息，那时称为“小广播”。
有爱说的，就有爱听的。倒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天，兄妹相见，说完家事，自然而然地说到了国事。孟建德的妹妹神秘地对哥哥说：“你知道吗，有大人物来了。”
“大人物？谁算大人物呢？”孟建德故意装蒜。
“就是我们这里最大的人物。”
“朱德？”
“不，是毛主席。”
“他能到这穷乡僻壤来？”
“那还有假。”
“他要来喽可住哪里呢？”孟建德好像是为毛泽东的住处操心。
“就住在聂司令原来住的那个小院。”妹妹无意中把很机密的消息告诉了身为国民党特务的哥哥。
“他们一来，人多马多，也够你们军区忙活的。”
“人也不太多，平时也看不见他们出来进去的。”
孟建德从她家走后就到保定向特务机关报告了。不几天敌机出现在城南庄上空。
孟建德还向保定站给妹妹要来了一些“报酬”——法币二千万元，美式金笔一枝，口琴一个。
他再次来到妹妹家的时候，终于没敢把这些东西再拿出来。他怕引起妹妹和妹夫的怀疑，不再给他透露消息。
直到此案查清以后，孟建德的妹妹才知道自己的小道消息起了那么大的作用，后悔晚矣，哭鼻子抹眼泪全无用处，严厉的处分使她好久抬不起头来。
今天看来，此案的处理是相当严厉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多次开会研究，拿出了处理方案，交政治部部务会讨论通过，正式将这几个人的材料上报给军区首长。
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以及林铁等人均在报告上批示同意。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于1950年9月28日正式作出判决：
孟建德、刘从文身为人民解放军干部，竟投敌叛变，接受特务任务、充当内奸，从事反革命活动，利用亲属关系窃取我战略性军事情报，屡次破坏我军作战行动，并向敌报告我人民领袖、军政首长之行动，屡次指使敌机轰炸，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此种甘心附敌、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实属罪大恶极，必须严予惩办。刘其昌、刘从志押送河北省人民法院法办。依法判处内奸分子孟建德、刘从文二犯以死刑。
作出判决的当天，他们就被押赴一座小山包前处决了。
连孟、刘二犯执行枪决、验明正身的照片，至今都完好无损地放在档案馆里。
这一切，都已经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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