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红: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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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连红简介：1966年出生，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摘要：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惨案之一。20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搜集和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中日双方以及日本学者内部在南京大屠杀的概念、死亡人数、大屠杀成因以及对史料的解读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争论至今没有停止。战后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国际政治、学者和社会大众的立场身份以及有关南京大屠杀核心史料的缺失等因素扩大了中日之间历史认识的分歧。因此，突破政治制约，构建学术对话平台，并注入人类文明的视角以推动研究的国际化将是中日史学工作者今后努力的目标。

中日两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状况究竟如何？不同观点之间分歧与障碍究竟在哪里？未来的研究走向如何？中日双方究竟能否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进行共同研究并形成共识？在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0周年之际，对此做一学术梳理显得十分必要。 本文拟就20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围绕南京大屠杀研究状况做一总体回顾和比较，并希望就未来研究走向谈几点个人思考，供大家参考。

一、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

（一）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1、学界与社会各界日益重视

中国学术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是从8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的。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1979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各界开始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政治思想开放，学术研究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早在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师生曾在高兴祖老师的带领下，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962年写成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该研究此后一直中断，直到1979年这部书稿才编印出版供内部交流。二是1982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日本右翼分子不断美化侵略和否认南京大屠杀，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近代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使中国人民特别警觉。1983年，在民众强烈呼吁下，南京市决定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此，南京市组织部分专家学者成立课题组，开始收集史料，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南京市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以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1998年12月，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这一专门研究机构。2006年4月，南京大学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由江苏省和南京市与南京大学共建，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除南京地区的学者外，武汉、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和研究院所也有部分学者积极参与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如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利用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的机会，搜集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的书信日记，并根据这些资料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程兆奇研究员则针对日本“虚构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发表了一系列论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搜集史料并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队伍中，一些业余研究者在史料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如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的吴先斌和四川建川博物馆的樊建川等收藏有大量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学术界的日益重视、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相关课题研究经费的支撑，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日益深入。

2、史料工作坚实推进，成效巨大。

历史研究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从史料性质来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大体可分成三类：第一是档案类，主要是指战争期间和战后东京、南京审判所形成的资料。这类史料在中国主要集中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由于当时仍有20多名西方人士留在南京，以及大屠杀后期也有部分国家的外交官回到南京，因此，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档案馆也收藏了部分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在日本，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利用美军占领之前的空隙时间，焚毁了包括涉及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责在内的大量档案资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档案存世已很少。第二是文献类，主要指当时国内外对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刊报道和相关专题出版物等。第三是口述历史资料，主要指80年代以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日本侵华老兵的访谈记录。

近20年以来，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下，相继挖掘搜集出版了一批南京大屠杀的专题史料。80年代，为了推进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国内相继编辑出版了三本南京大屠杀的史料集 ，其资料大都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其内容也主要以中国受害者方面的资料为主。90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最具重大影响的是一批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等文献资料的发现，如1997年江苏出版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拉贝日记》 ，1999年，章开沅搜集了10位美国传教士的书信日记，编辑出版了《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 ，其后金女大美国教授明妮•魏特琳的《魏特琳日记》也很快出版。 另外，日本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也由江苏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

进入本世纪以来，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的精心组织下，国内外数十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通过四年多的努力，足迹遍布美、日、英和德等数国和地区的档案、图书馆，搜集了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文献，以及加害者、受害者和中立第三国人士的日记书信和口述资料，并于2005年开始陆续结集出版，现已出版28册，约1500万字。笔者认为这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内容全面丰富，这套资料集搜集了海内外各方面的资料，按照若干专题进行编辑，内容涉及日机轰炸、南京保卫战、幸存者日记与回忆、幸存者调查口述、尸体掩埋、美国传教士日记与书信、德国外交使领馆报告、国内外新闻媒体报道、东京审判、南京审判、日军官兵日记与回忆、社会调查与统计、历史影像、英美使馆报告、安全区和自治委员会文书等不同专题。二是新鲜资料多，许多珍贵资料如东京审判庭审纪录、社会调查统计、幸存者调查口述、日军文书及官兵日记等在国内多为第一次正式公布。三是史料客观公正，在资料搜集整理过程中，尽管史料之间出现不一致，甚至史料之间多有矛盾之处，但编者坚持保存史料原貌的原则，不加任何改动，以供历史研究者在使用时加以考辩、解析。据悉，此套资料集仍在继续编辑过程中，预计在今年内还将会推出10余本。毫无疑问，《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将会极大地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研究。

3、研究活动日益活跃，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20年来，由于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各类研讨活动的推动和新史料的不断挖掘出版，国内学术界在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南京大屠杀史实研究。经过学界的不懈努力，学界对南京大屠杀背景、南京保卫战、侵华日军部队的构成、战前南京人口变化、日军烧杀淫掠暴行、遇难人员尸体掩埋、伪自治委员会、南京安全区、大屠杀原因、东京审判与南京审判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进行宏观研究的同时，个案研究成果更为突出，如高兴祖根据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阵中日记等新发现的史料，对日军第十六师团在中山门外屠杀暴行进行了深入考察； 戴袁支则通过海外资料和口述调查对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两个难民所进行了广泛调查，揭示了德国人昆德、丹麦人辛德贝格在大屠杀期间救济数万难民的事实。另外，诸如侵华日军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的暴行也都有专文探讨。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学术界还对原先的研究成果或校正或补充，如关于1938年1月17日的“广田电报”，1994年美国解密这一外交文书时，许多学者均认为这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但多数学者研究后指出“广田电报”不能作为30万人遇难的直接依据。 在遇难同胞尸体掩埋人数问题上，最近孙宅巍又新发现一批慈善团体参加了埋尸活动，他研究后认为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共有24.6万余具尸体分别为慈善团体、私人和伪政权收埋。 这比他原来研究的结果22.7万要多出1.9万具。

其二、反击日本虚构派歪曲事实。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日本虚构派的荒谬言论诸如战前南京人口只有20万、中日双方都没有大屠杀报道、尸体掩埋虚假报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最近几年来，程兆奇围绕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日军屠杀令、“百人斩”真相、《拉贝日记》的真实性、日军军风纪等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对日本虚构派的言论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批驳。另外，他还选择了虚构派数本代表作如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谜》（文艺春秋社1973年版）、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日本教文社1984年版）、《南京事件的总括》（谦光社1987年版）、富士信夫的《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的编造出来的——东京审判的欺瞒》（展转社1995年版）、东中野修道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展转社1998年版）等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学理性的评议。 章开沅则根据贝德士文献资料驳斥了田中正明对贝德士的诋毁。

其三、拓展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最近几年来，学术界特别重视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的比较研究。2005年8月，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和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从反人类暴行的角度比较了两者的相同与不同点。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记忆也是这几年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孙宅巍著文讨论了中国政府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的进程， 孙歌则以东史郎案为题，针对中央台《实话实说》播放的《战争的记忆》，从思想史的视角反思了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记忆。 张连红则考察了南京市民包括幸存者对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指出了民众对大屠杀史实记忆与感情记忆之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