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红: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六）

（三）史料的缺失与片面

在历史研究中，史料的搜集整理分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过程。历史发展本身丰富多样，历史当事人由于所处时空不同、个人价值观不同和个人知识背景不同，他们对同一事件的表述、判断，由于“盲人摸象”而大相径庭，因此历史学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就必须充分掌握和运用各种不同史料。 但是，由于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核心资料在战争结束前夕绝大多数为日本所销毁（据藤原彰研究称经过多方努力寻找，参加南京战的部队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战斗详报、阵中日记之类的正式报告还保留下来），战争结束后由于冷战等因素的影响，也未能及时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这些因素导致为历史真相的研究带来了相当困难，同时也为虚构派带来可乘的“虚构”之机。

也许导致中日两国在南京大屠杀认识对立的原因还有很多，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双方都在尝试推动两国政府和民间能够正确面对和处理过去这段创伤的历史。2006年12月，中日历史共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中日两国共同历史研究正式启动，也许中日共同研究进程并不会一帆风顺，但作为史学研究者，笔者以为至少可在下面两个方面一起努力来推动历史共同认识：

（一）加强研究的学术性

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应尽可能摒除政治影响，突破立场身份的限制，客观公正地研究历史。这方面我以为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学者应尽最大可能搜集整理各类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包括有可能是反证的史料。作为史学工作者，其最大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占有不同视角的资料，在对不同史料进行认真考证、比较之后，才有可能无限接近历史真相，也只有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历史前提下，人们也才可能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二是要构建不同观点进行学术争鸣的自由空间。杨大庆认为，“考虑到现存的各种证据和证言的性质，关于南京残暴行为在解释上的对立在不久的将来不会消失。也许永远不能消失。历史学者各自持有不同的价值观与看待事物的方法。他们在不同时代观察同一事件，以同样的证据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是自然。”如果为了展开历史研究而建造一个建设性的框架，“对待南京残暴行为这样的战争犯罪，是有可能在历史学上存在共同的理解的”。 笔者亦以为不同观点之间展开学术对话是消除歧见的必由之路。

（二）加强研究的国际性

首先，在研究的视野上要具有世界眼光，将南京大屠杀置放到人类文明史的视角去讨论，而不仅仅当作中日之间的话题。“通过大屠杀事件作出的检讨，应该扩大为对各民族都有益的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反省。我们历史的检讨，不仅仅是为了对得起过去的一切受害者，更是为了未来的人类自救。” 张纯如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总结南京大屠杀的教训也极具启发：一是文明本身脆薄如纸，“南京大屠杀应被视为一个警讯：说明人类多么容易被煽动，容许青少年压抑善良本性，被塑型成高效率的杀人机器。”二是“把权力全部集中在政府是很危险的——只有未受监督的绝对权力，才会犯下南京大屠杀这种暴行。”第三个也许是最让人痛心的教训，“人类心灵竟能轻松自在地接受大屠杀，使我们在面对这些不可思议的暴行时，不为所动。南京大屠杀是当时世界媒体的头版新闻，但是在屠城展开的时候，世界大都站在一边袖手旁观。” 这三大教训应成为人类进行反省的宝贵财富，也应该是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出发点。

其次，推进西方学术界关注研究南京大屠杀。基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南京大屠杀也应该同纳粹大屠杀一样成为国际化研究的一个课题。在90年代之前，西方学者很少有人关心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课题。与此相对应，在世界各地研究纳粹屠杀犹太人浩劫的成果却是汗牛充栋。近10年来，在1997年张纯如的《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出版后，西方学者忽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现象有所改变。如1997年11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南京1937——纪念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4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举办了“南京事件——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之后，学术出版了数本专题论文集和专著，如傅佛果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和历史学》 、李飞飞等编的《南京1937年：记忆与复原》 和李培德的《日本战争犯罪：寻求正义》。 最近还出版了吉田俊的专著《“南京大屠杀”的形成：中日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与记忆》。 显然，西方学者的积极参与必然有利于推进南京大屠杀共同历史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共享创伤的记忆。

20年来，中日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方面已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但是，如何使中日两国真正拥有共同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我想用日本都留文科大学笠原十九司教授的一段演讲结束本文：

“南京大屠杀不仅要从日本军或日本人的责任问题来考虑，而且要将其放到人类历史上来思考，要明确战争暴行发生的原因，通过历史教训的学习，来治愈克服过去的创伤，超越国家及民族的对立、冲突的二十世纪，开创人类共存的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