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红: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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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连红简介：1966年出生，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摘要：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惨案之一。20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搜集和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中日双方以及日本学者内部在南京大屠杀的概念、死亡人数、大屠杀成因以及对史料的解读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争论至今没有停止。战后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国际政治、学者和社会大众的立场身份以及有关南京大屠杀核心史料的缺失等因素扩大了中日之间历史认识的分歧。因此，突破政治制约，构建学术对话平台，并注入人类文明的视角以推动研究的国际化将是中日史学工作者今后努力的目标。

中日两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状况究竟如何？不同观点之间分歧与障碍究竟在哪里？未来的研究走向如何？中日双方究竟能否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进行共同研究并形成共识？在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0周年之际，对此做一学术梳理显得十分必要。 本文拟就20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围绕南京大屠杀研究状况做一总体回顾和比较，并希望就未来研究走向谈几点个人思考，供大家参考。

一、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

（一）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

1、学界与社会各界日益重视

中国学术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是从8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的。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1979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各界开始拨乱反正，清除“左”的影响，政治思想开放，学术研究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早在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师生曾在高兴祖老师的带领下，对南京大屠杀事件进行调查研究，并于1962年写成书稿《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但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该研究此后一直中断，直到1979年这部书稿才编印出版供内部交流。二是1982年日本发生教科书事件，日本右翼分子不断美化侵略和否认南京大屠杀，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近代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使中国人民特别警觉。1983年，在民众强烈呼吁下，南京市决定筹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此，南京市组织部分专家学者成立课题组，开始收集史料，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199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南京市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以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1998年12月，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这一专门研究机构。2006年4月，南京大学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成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由江苏省和南京市与南京大学共建，国内南京大屠杀研究由此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除南京地区的学者外，武汉、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和研究院所也有部分学者积极参与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如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利用在美国耶鲁大学访学的机会，搜集了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的书信日记，并根据这些资料发表了系列研究成果。 上海社会科学院程兆奇研究员则针对日本“虚构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发表了一系列论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搜集史料并研究南京大屠杀的队伍中，一些业余研究者在史料方面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如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的吴先斌和四川建川博物馆的樊建川等收藏有大量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学术界的日益重视、专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和相关课题研究经费的支撑，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日益深入。

2、史料工作坚实推进，成效巨大。

历史研究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从史料性质来看，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大体可分成三类：第一是档案类，主要是指战争期间和战后东京、南京审判所形成的资料。这类史料在中国主要集中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由于当时仍有20多名西方人士留在南京，以及大屠杀后期也有部分国家的外交官回到南京，因此，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档案馆也收藏了部分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在日本，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利用美军占领之前的空隙时间，焚毁了包括涉及南京大屠杀等战争罪责在内的大量档案资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原始档案存世已很少。第二是文献类，主要指当时国内外对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刊报道和相关专题出版物等。第三是口述历史资料，主要指80年代以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日本侵华老兵的访谈记录。

近20年以来，在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下，相继挖掘搜集出版了一批南京大屠杀的专题史料。80年代，为了推进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国内相继编辑出版了三本南京大屠杀的史料集 ，其资料大都来源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南京市档案馆，其内容也主要以中国受害者方面的资料为主。90年代，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最具重大影响的是一批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等文献资料的发现，如1997年江苏出版了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拉贝日记》 ，1999年，章开沅搜集了10位美国传教士的书信日记，编辑出版了《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 ，其后金女大美国教授明妮•魏特琳的《魏特琳日记》也很快出版。 另外，日本老兵东史郎的日记也由江苏教育出版社翻译出版。

进入本世纪以来，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在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的精心组织下，国内外数十位专家学者通力合作，通过四年多的努力，足迹遍布美、日、英和德等数国和地区的档案、图书馆，搜集了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文献，以及加害者、受害者和中立第三国人士的日记书信和口述资料，并于2005年开始陆续结集出版，现已出版28册，约1500万字。笔者认为这套《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内容全面丰富，这套资料集搜集了海内外各方面的资料，按照若干专题进行编辑，内容涉及日机轰炸、南京保卫战、幸存者日记与回忆、幸存者调查口述、尸体掩埋、美国传教士日记与书信、德国外交使领馆报告、国内外新闻媒体报道、东京审判、南京审判、日军官兵日记与回忆、社会调查与统计、历史影像、英美使馆报告、安全区和自治委员会文书等不同专题。二是新鲜资料多，许多珍贵资料如东京审判庭审纪录、社会调查统计、幸存者调查口述、日军文书及官兵日记等在国内多为第一次正式公布。三是史料客观公正，在资料搜集整理过程中，尽管史料之间出现不一致，甚至史料之间多有矛盾之处，但编者坚持保存史料原貌的原则，不加任何改动，以供历史研究者在使用时加以考辩、解析。据悉，此套资料集仍在继续编辑过程中，预计在今年内还将会推出10余本。毫无疑问，《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出版将会极大地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深入研究。

3、研究活动日益活跃，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20年来，由于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各类研讨活动的推动和新史料的不断挖掘出版，国内学术界在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南京大屠杀史实研究。经过学界的不懈努力，学界对南京大屠杀背景、南京保卫战、侵华日军部队的构成、战前南京人口变化、日军烧杀淫掠暴行、遇难人员尸体掩埋、伪自治委员会、南京安全区、大屠杀原因、东京审判与南京审判等方面的研究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进行宏观研究的同时，个案研究成果更为突出，如高兴祖根据第十六师团第二十联队阵中日记等新发现的史料，对日军第十六师团在中山门外屠杀暴行进行了深入考察； 戴袁支则通过海外资料和口述调查对江南水泥厂和栖霞寺两个难民所进行了广泛调查，揭示了德国人昆德、丹麦人辛德贝格在大屠杀期间救济数万难民的事实。另外，诸如侵华日军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大的暴行也都有专文探讨。随着新资料的发现，学术界还对原先的研究成果或校正或补充，如关于1938年1月17日的“广田电报”，1994年美国解密这一外交文书时，许多学者均认为这是南京大屠杀的铁证。但多数学者研究后指出“广田电报”不能作为30万人遇难的直接依据。 在遇难同胞尸体掩埋人数问题上，最近孙宅巍又新发现一批慈善团体参加了埋尸活动，他研究后认为在南京大屠杀事件中，共有24.6万余具尸体分别为慈善团体、私人和伪政权收埋。 这比他原来研究的结果22.7万要多出1.9万具。

其二、反击日本虚构派歪曲事实。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日本虚构派的荒谬言论诸如战前南京人口只有20万、中日双方都没有大屠杀报道、尸体掩埋虚假报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最近几年来，程兆奇围绕东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日军屠杀令、“百人斩”真相、《拉贝日记》的真实性、日军军风纪等连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对日本虚构派的言论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批驳。另外，他还选择了虚构派数本代表作如铃木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谜》（文艺春秋社1973年版）、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日本教文社1984年版）、《南京事件的总括》（谦光社1987年版）、富士信夫的《南京大屠杀是这样的编造出来的——东京审判的欺瞒》（展转社1995年版）、东中野修道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展转社1998年版）等书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学理性的评议。 章开沅则根据贝德士文献资料驳斥了田中正明对贝德士的诋毁。

其三、拓展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最近几年来，学术界特别重视纳粹屠犹与南京大屠杀的比较研究。2005年8月，南京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和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与会代表从反人类暴行的角度比较了两者的相同与不同点。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记忆也是这几年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孙宅巍著文讨论了中国政府如何记忆南京大屠杀的进程， 孙歌则以东史郎案为题，针对中央台《实话实说》播放的《战争的记忆》，从思想史的视角反思了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记忆。 张连红则考察了南京市民包括幸存者对南京大屠杀的创伤记忆，指出了民众对大屠杀史实记忆与感情记忆之间的差异。

（二）日本学术界研究状况

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真实性的争论始于70年代初，到了80年代，随着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激化，南京大屠杀很快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笔者根据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立场，将能够客观、公正地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成员称为“肯定派”或“大屠杀派”，将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成员称作虚构派（或虚幻派）。 下面将这两个阵营的成员、观点及对立情况作一介绍：

1、肯定派的成员组成与研究成果

持肯定南京大屠杀观点的学者（“大屠杀派”）大都具有历史学专业的背景，理性和学术性较强。1984年，以洞富雄、藤原彰等人为首成立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成员有江口圭一、吉田裕、笠原十九司、本多胜一、井上久士等，尽管洞富雄、藤原彰、江口圭一等学者近几年已相继去世，但至今该会每年仍定期举办多次研讨活动，持续不断地整理出版史料和学术专著，成果丰硕。笔者认为肯定派学者的研究成果有三个特点：

其一、肯定派在推动南京大屠杀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搜集整理出版了一批珍贵史料，为南京大屠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肯定派所整理出版的史料来源主要有四个渠道：一是日军战斗详报、联队战史和日军官兵的日记与书信等， 由于战争后日本政府烧毁了许多作战部队的核心资料，因此，肯定派搜集出版的这部分资料显得十分珍贵。二是东京审判的有关资料。三是翻译出版的中国方面史料，主要是有关尸体掩埋、新闻报道、南京审判等方面的档案文书。四是翻译出版的西方文献和档案资料，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德国外交部档案等。 另外，也有学者前往中国访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出版有关幸存者战争体验的调查报告。

其二、研究成果扎实，针对性强。20多年来，肯定派成员团结在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周围，开展了很多研讨活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对虚构派许多谎言进行了针对性的批驳。如由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13个谎言》一书， 选择虚构派13个典型谬论进行了有力回击，如藤原彰针对否定派所谓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制造、肯定南京大屠杀是自虐行为，吉田裕针对战时日本并不知道南京大屠杀、国际法与屠杀战俘正当性问题，笠原十九司针对当时世界有无报道南京大屠杀、屠杀行为与中国抗日搅乱工作队、南京战前人口20万说和大屠杀相关照片的真实性，井上久士则针对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提及南京大屠杀、埋尸记录的真实性，本多胜一围绕“百人斩”，小野贤二围绕山田支队有无释放战俘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进行了十分深入的批驳，沉重打击了虚构派的嚣张气焰。另外，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成员大都参加了“百人斩”诉讼案、李秀英和夏淑琴名誉诉讼案，通过法律手段也击败了虚构派的攻击，维护了历史的尊严。

其三、学术研究视野超前。最近几年来，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成员在进一步进行史料搜集、大屠杀事实研究的同时，重点开始从历史教育、社会记忆、跨文化研究、国际对话等多视角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如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件与日本人》 、笠原十九司、吉田裕编《现代历史学与南京事件》 、笠原十九司的《日本文学作品关于南京虐杀的记忆》 。这些研究基本上超脱了虚构派的纠缠，无疑从思想文明的视角打开了寻找中日共同历史认识的新途径。

2、虚构派的成员组成与主要观点

在90年代末期之前，“虚构派”成员主要以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为主，专业出身的学者很少，如铃木明是纪实文学作家、田中正明曾是松井石根的秘书、阿罗健一为社会评论家、山本七平则是战争经历者等。但最近几年来，一批虚构派中的“新旗手”开始登场，同以往虚构论者最大的不同是，他们大都有大学教授的身份，其研究成果都以学术中立面貌出现，如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东京大学的藤冈信胜、立命馆大学的北村稔等。2000年10月，虚构派为了加强组织，整合力量，提升研究能力和影响力，发起成立了“南京”学会，东中野修道任会长，该会成立后不断举办研讨活动，每年推出一本“南京”学会年报。

虚构派的研究并无坚实的史料做基础，据程兆奇研究，能够代表虚构派的资料集只有阿罗健一编的《南京事件日本人48人的证言》（小学馆2002年版）。 1989年和1993年由南京战史编集委员会编的两册《南京战史资料集》（偕行社1989、1993年版）本来是为了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虚构”，但资料集公布后，却为大屠杀派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虚构派为了否认南京大屠杀，常常从史料中断章取义，或只选择对己有用的史料，而无视反证的史料，或对反证史料进行曲解。如东中野修道在其《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中论及日军在金女大的性暴力时，选择了一篇魏特琳在1938年7、8月发表的文章，因这篇文章中没有提及日军的强奸暴行，他就断然推断日军在金女大根本没有强奸犯罪，而事实上魏特琳日记中有很多地方记载日军强奸记录，但他却视而不见。

虚构派编辑的资料集不多，但其“著作”成果却不少。 其主要观点有：战前南京人口只有20万，日军不可能屠杀30万人；南京陷落后南京人口在不断增加，说明日军军纪严明，没有发生大屠杀；没有任何人目击到尸骨如山；东京审判是凭传闻资料就做了判决，没有任何直接证据；“百人斩”是捏造的新闻；崇善堂等慈善团体埋葬尸体的数量不可信；日军杀害便衣兵属于战斗行为；中国溃兵杀害和抢掠了中国民众，而不是日本士兵；南京大屠杀证人李秀英、夏淑琴等人是假证人；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是反日分子，其书信日记不可信；田伯烈是国民党中宣部的顾问，其《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是国民党策划的反日宣传等。

由于日本国内肯定与否定两派围绕南京大屠杀的斗争异常激烈，社会关注程度很高，因此，争论双方都不断推出各自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中的侧重点与分歧

近20年来，中日学者围绕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多视角的深入研究，研究的主题虽各有不同，但不同学者之间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缩小，在有些问题的争论上反而愈演愈烈。因篇幅限制，下面笔者仅就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研究分歧中的四个主题作一介绍。

（一）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概念”

1、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名称

南京大屠杀是指1937年—1938年间侵华日军在南京所进行烧、杀、淫、掠罪行的总称。 但最初发生之时，并无统一专指名称，大多用“日军暴行”、“京敌兽行”等。1945年12月12月13日《中央日报》出版专刊，在纪念专文中使用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名称，这是“南京大屠杀”这一名称的最早由来。1946年6月23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为了协助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日军暴行，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专门成立“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 现在“南京大屠杀”这一名称在中国已家喻户晓。在80年代，学术界一般使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90年代之后，学术著作中则更多地使用“南京大屠杀”（也有少数文章用“南京大屠杀事件”）。这说明南京大屠杀已成为一个特定的专有名词了。

在日本，学术著作中对南京大屠杀的称呼往往有两种：一是南京大虐杀或南京虐杀，其意等同于中文的南京大屠杀，在90年代之前学术著作中较多使用，特别是大屠杀派核心人物洞富雄一直坚持使用；而虚构派则拒绝使用这一名称，如使用时则加上引号。二是“南京事件”，最近几年来日本学者使用“南京事件”一词的频率越来越高。“南京事件”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它可以指在南京历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中的任何一件，当然它也可以专指南京大屠杀的事件。但毫无疑问，尽管在大屠杀派的著作里“南京事件”所指日军暴行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使用“南京事件”还是不可避免地弱化了“大屠杀”这一事件的性质。这一变化并不仅仅是文字本身的变化，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认识上出现的细微变化。

在西方学术界，在论述南京大屠杀时，也有多种表述，如“The Rape of Nanking”、“Nanjing Massacre”、“Nanjing Atrocity”、“Najing Accident”，总体上而言，在西方媒体和学术著作中用“Nanjing Massacre”更为普遍。

2、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时空概念

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厘清南京大屠杀的时空概念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联到南京大屠杀的规模。中国方面学者在80年代时，由于刚刚开始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对南京大屠杀时空概念并没有专门阐述，一般概念的表述是：“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无辜市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30万人以上，无数妇女遭凌辱，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焚烧和破坏，全市约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 这里的时间概念是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到日军占领的六个星期，也就是说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从研究专著的内容来看，区域范围专指南京市，即包括7个城区和5个乡区。但是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早在日军占领南京城之前，也就是说在向南京进攻的过程中，在南京城郊的乡区甚至包括紧邻南京的江宁、句容等县日军暴行就已经非常严重，而且各种资料显示，直到1938年3月，日军在城、乡各区的暴行仍然相当严重。因此，中国方面的学者近几年来认为南京大屠杀上限时间应该定位12月上旬，以日军进入南京地域范围为起点，下限时间应为1938年3月。在地域范围方面，有学者认为考虑到暴行的时间相同、施暴部队相同、发生地点邻近等各方面的因素，“似以在南京市区12个行政区的基础上，外延至与市区直接相邻的江宁、江浦、六合为宜。” 但大多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时还是以当时南京特别市的辖区（即7个城区和5个乡区）为讨论的基点。

日本方面，大屠杀派以笠原十九司为代表，认为南京大屠杀时间上限为日本大本营下达攻略南京命令、中支那方面军进入南京战区的12月4日；下限应为1938年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他认为尽管南京攻略战结束的日期是1938年2月14日，但南京日军的残虐行为仍在继续。关于区域范围，他认为应包括南京特别市行政区域及其周边六个县（江浦、六合、江宁、句容、溧水、高淳）。

目前，尚未发现虚构派方面的专门论述，一般他们将“南京”的概念限定在南京城内（甚至将南京城区同南京安全区混淆），由于他们一般不承认南京大屠杀，所以更少明确大屠杀的时间概念。

（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

在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争论最为激烈。在中国，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人数也经过了一个不断求证和确认的过程。在战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各种社会调查过程中，对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有29.5万、39万、50万等多种过程性的数字。 1947年南京国防部战犯军事法庭在《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及附件》中判定：“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1948年11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南京的暴行》的判决书中称日军在南京屠杀20万人以上。 而同一法庭在对松井石根的判决书中则称有10万人以上被屠杀。 80年代以来，在人数问题上，中国学者基本上依据南京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同时辅以新发现的资料进行论证研究。其计数方法有两种：一是将集体屠杀的遇难人数195000人和分散屠杀的77000余人相加，再考虑到其他未统计的数字，遇难人数已达30万人左右。二是根据慈善机构、私人、伪政权和日军掩埋的尸体数，得出遇难人数在30万人以上。 中国方面认为30万这个数字既是一个约数，又是一定意义上的确数。不过近几年来，中国学者对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问题上的认识也出现了变化。如孙宅巍教授在其论著中多次指出：“重要的问题在于尊重历史事实，即：一要尊重和承认侵华日军任意屠杀南京同胞的事实；二要尊重侵华日军的这种屠杀还是‘大规模’的这一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具体的数字，是30万再多一些，还是30万再少一些，应当是可以讨论的。” 最近，在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中方主席步平也明确表示，只要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牺牲者的人数不会成为共同研究的障碍。

在日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却有不同的看法。据2001年日本《诸君》杂志2月号对大屠杀派、中间派和虚构派的问卷调查， 在接受调查的23人中，认为死亡人数无限接近于零或因史料不足无法回答者有11人，这些人都是一直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重要成员，如渡部升一、铃木明、阿罗健一、田中正明、松村俊夫、藤冈信胜、亩攵本正己等。中村粲、冈崎久彦、田（辶刀）敏雄、樱井等4人认为死亡人数在1万人左右，原刚认为死亡人数在2~3万人。此5人同上述11人有一定的区别，他们承认日军在攻占南京期间，曾发生过小规模屠杀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俘虏。中间派代表人物秦郁彦没有参加这次问卷调查，但他一般认为死亡人数在4万人左右。

参加问卷调查的大屠杀派代表人物如藤原彰、江口圭一、井上久士、姬田光义、笠原十九司、吉田裕、高崎隆治等都承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对死亡人数也有不同的选择，除井上久士选择30万人以上（但作了补充说明称至少10多万），其他大都认定在10数万人到20万人之间。不过笠原十九司回答尚留有余地，笠原说：“从现有的研究和资料能推测是十几万到二十万人前后上下，随着今后资料的发掘、公开和研究的进展，被屠杀者数有可能增加。” 笠原的这一观点在他的《南京事件》和《南京事件与日本人》等书中一直都非常明确，其表述前后没有发生过变化。 不过笠原十九司认为，中国官方一直强调30万以上数字的绝对性反而为日本否定派所利用，导致大多数日本国民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方面的虚构和夸张。

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从无限接近于零到10多万、20万、30万人以上，其数字悬殊如此巨大，这在历史学研究中可能是亘古未有的。造成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的欠缺，大部分资料均为战后调查的证人证言或战犯口供。其次是在讨论死亡人数问题时，对于处死被俘士兵是否合法有不同的观点。日本虚构派认为日军攻占南京城后，大量便衣兵藏匿在难民区，失去了交战资格，逮捕和处死这些便衣兵是合法的战斗行为，不能将这一数字计算在大屠杀死亡的人数中。 而肯定派和中国学者则认为，不经过审判程序、屠杀放下武器且丧失战斗力的中国俘虏是违反国际法的，而且日本兵在搜捕俘虏的过程中，只是根据外貌、口音等进行甄别，导致许多普通百姓也被当作俘虏处死。

 （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原因

探讨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对历史学者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近几年来，随着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化，对南京大屠杀的成因有了更多的历史解释。

中国学者在分析南京大屠杀原因时各有侧重。高兴祖著文重点论述了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有预谋的恐怖政策，其主要表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肆宣传种族优越论，蔑视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各民族；在战场上无视生命的尊严，无视国际法准则，下达了“应全部杀掉俘虏”的指令；发表“膺惩暴支”声明，企图用暴力手段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论文强调了南京大屠杀发生的必然性。王卫星则从日军官兵战场心态视角进行了分析。他说：日军士兵因中国军民在战场上的反抗产生了报复心态；由于无条件执行上级命令而产生大肆滥杀的心态；在紧张枯燥的战争中形成了以杀人施暴取乐的心态；由于军国主义宣传，士兵们形成了以杀人越多越“光荣”的畸形心态。上述士兵的战场心态，导致了南京大屠杀的发生。 孙宅巍则综合了各种因素后认为南京大屠杀是由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所决定的：基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暴和对中国军民正义抵抗的疯狂报复；直接原因是首都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唐生智不成功的撤退，使遇难同胞中增加了9万名军人；另外，南京大屠杀的发生还与某些战场条件及日本军人的复杂心态有关。

日本肯定派学者也对南京大屠杀原因进行了研究，一部分学者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官兵有组织的行为。原先那种认为“是由于失控的士兵造成的”主导观点已被修改。“现已认定那些犯罪的士兵当时并没有处于无序状态下。抢劫、纵火以及部分强奸是有组织地进行的。屠杀战俘、脱离部队的士兵以及非战斗人员，则是根据现地指挥官的命令执行的。” 笠原十九司在深入考察南京大屠杀前后发生的日军士兵大规模强奸事件后，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认为：日军上级军官对强奸的士兵采取“默认”、“放任”和“不处罚”的态度，这种不被处罚、默认的“了解”和“同意”，也是一种集团的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 笠原在另一篇专门探讨南京大屠杀原因的报告中还分析了另外两大原因：一是历史原因，即日军蔑视中国人的意识、歧视女性、日军中非人权的特质、效忠天皇而丧失人性等；二是直接原因，即日军战争初期形成的“膺惩暴支”战略、南京作战缺乏充分准备、中支那方面军司令部攻占南京后的失职等。 还有学者从日本大众思想构造的角度探讨了南京大屠杀的根源，认为“天皇崇拜和基于此的圣战思想与蔑视中国乃至中国人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加上平民利己主义，大屠杀在士兵个人的精神上便被日常化了。”

虚构派一方面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他们将日军占领南京期间产生人员死亡的原因归结为下面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守城司令唐生智指挥无方，贪生怕死，置大批守城部队不顾而只身逃离南京，从而使中国士兵群龙无首，因而失去了俘虏的资格。二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并未遵守诺言，容纳了大批中国士兵进入难民区，并藏匿了许多中国高级军官，这些留在难民区的便衣兵威胁日军的安全。三是中国便衣兵在难民区伪装日本兵实施强奸抢劫，而向国际委员会诬告是日本兵所为。 还有的虚构派成员认为，在攻占南京过程中发生的少数日军抢劫、强奸和杀人的行为是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不值得追究。

（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

从80年代开始，国内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不断被发现并整理出版，但日本国内否定论者围绕南京大屠杀部分史料的真实性问题不断提出质疑和批判。

中国方面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主要包括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回忆、慈善团体的救济报告和埋尸记录、抗战胜利后的社会调查统计、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南京大屠杀案审判资料。但日本虚构派死死抓住其中几则史料大做文章。一是鲁（更生）的证词，1945年12月4日，首都地方法院调查鲁（更生）的结文称：“倭寇入城后，将退却国军及难民男女老幼计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圈禁于幕府山下之四、五所村，断绝饮食、冻饿死者甚多。”当时鲁匿于上元门大茅洞内，相距咫尺，目睹惨况。 虚构派认为，鲁（更生）提供证词中的数字精确性令人无法理解。二是崇善堂埋尸记录，日本否定派一方面认为崇善堂没有参加掩埋活动，另一方面认为崇善堂战后所报掩埋112 266人的数字虚假。认为在1938年4月份不到20天的时间中，崇善堂60多名夫役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在南京乡区掩埋104 718人。另外，2005年东中野修道、小林进、福永慎太郎合作推出《南京事件“证据照片”的检证》一书，从照片中日本兵的衣着、握刀姿势及照片的来源等方面，对中国方面出版的反映南京大屠杀的143张照片进行了深入“研究”，结论是能够证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一张也没有。 日本虚构派针对中国方面大屠杀史料中的缺陷，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极易混淆是非，造成普通民众的误解。其实，虚构派要否认草鞋峡日军屠杀的事实并不那么容易，中国幸存者证词、小野贤二等人所编《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和其他最近公布的日军官兵日记，都可以证实日军草鞋峡大屠杀的规模相当巨大。关于崇善堂参加掩埋尸体之说，中国学者以及日本学者洞富雄等学者都通过各种档案资料进行了批驳。 孙宅巍还认为关于掩埋尸体的具体数字问题目前尚无证据证明战后崇善堂有虚报嫌疑。

由于日本战败之际，军方将绝大多数重要资料都焚毁了，现在日本方面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主要来自于参加南京战的阵中日记、战时报道、官兵回忆等资料。但是针对这些资料，虚构派一方面不惜篡改原始史料以遮人耳目，如1984年虚构派重要人物、曾担任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利用整理松井石根阵中日记资料的机会，肆无忌惮地篡改松井石根阵中日记原文，1985年被人发现其篡改之处竟有900处之多，此事被揭发后对虚构派的打击相当沉重；另一方面，对敢于正视历史公布历史真相的老兵进行无情攻击，例如，参加南京战的老兵东史郎1987年出版了他的日记《我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 1993年，他的战友桥本将其告上法庭， 与此同时，虚构派纷纷乘机攻击东史郎，称其公布的日记并非原始文献而是事后修改的。另外，他们还对一些证据确凿的史料则通过各种方式试图论证其不可能，甚至通过法庭诉讼的方法来施加压力，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百人斩”报道。虚构派论证认为“百人斩”是出于鼓舞士气编造出来的新闻，日本军刀从物理性能来看“根本不可能斩杀百人”等，而且他们认为参加“百人斩”的两人一是炮兵一是副官，不可能参加用军刀进行的杀人比赛。2006年12月小野贤二从多角度研讨了“百人斩”的事实。 对此，程兆奇撰文认为：承认“百人斩”是媒体制作的“勇武传”，至少在今天还为时尚早。 2006年12月，侵华日军战犯遗属向井千惠子(后改名为田所千惠子)、野田麻萨等三人状告《朝日新闻》原记者本多胜一、《每日新闻》报社、柏书房出版社等诉讼案终审败诉，战犯遗属想通过法律途径否定“百人斩”历史的图谋未能得逞。

虚构派对第三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也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1996年，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担任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的日记被发现。《拉贝日记》对研究南京大屠杀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引起虚构派强烈反应。1998年，虚构派重要成员亩攵本正己出版了《真相•南京事件——拉贝日记的检证》一书 ，对《拉贝日记》进行了全面检证，他的结论是《拉贝日记》有明显的编造、前后矛盾、不自然、不合理。针对虚构派的无理检证，程兆奇专门撰文给予了全面反驳。 无独有偶，2001年北村稔也著书攻击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和史迈士的《南京战祸写真》二书的客观性，认定这两本书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提供的经费，完全是该处战时对外宣传战略的一部分，加上田伯烈同时也是国际宣传处的顾问（1938年7月受聘），因此，北村稔进而对田伯烈等人的第三者立场提出了质疑。 事实上，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可知，北村稔引以为据的曾虚白自传回忆并不准确， 国际宣传处是在田伯烈书稿完成后设法向他购买了原稿副本，而不是曾虚白所说的先花钱请田伯烈来写书，这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而且即便田伯烈同国际宣传处有联系，也不能因此证明该书不具有客观性。近年来，国际委员会另一位重要成员贝德士的相关文献也遭到虚构派相同方法的检证。

三、思考与建议：今后努力的方向

2007年是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南京大屠杀70周年，但令人遗憾的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日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双方围绕战争认识和战争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从80年代开始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进而导致两国民众的对抗情绪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攀升。那么，导致中日两国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产生如此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政治对历史认识的影响

战后，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都进行了立案审判。1951年，日本政府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该和约第11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在日本境内或境外之盟国战罪法庭之判决。”但是，70年代以来，保守势力希望通过美化侵略战争、否认二战期间所犯的暴行，以实现促使日本民众支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升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重温政治军事大国的梦想。革新势力则希望通过深切反省二战历史，走和平发展之路。在政治家眼中，南京大屠杀等战争认识问题成了保守党与革新党互相攻击的一张牌。由于受到政治的影响，日本国内进行南京大屠杀正常的学术研究受到严重干扰，许多正直的历史学家由于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而受到极右势力的生命威胁，笠原十九司、松冈环等人被他们视为日本的“卖国贼”。与此相反，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虚构派们则能得到政界和财界的大力支持。

在中国，由于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民国史的研究长期被视为禁区，直到80年代之后，中国方面才开始重视搜集研究南京大屠杀。但是，日本政客和虚构派不断挑起事端，如公开集会叫嚣南京大屠杀是二十世纪巨大的谎言，通过法庭为战犯“翻案”，不断撰写论著诬蔑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因此，这导致在中国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问题，同时也成了中日两国一个政治斗争的问题。显然，如果学术问题泛政治化，中日两国的研究者本身都会不自觉地受到各种限制。

（二）立场与身份的局限

从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中日双方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多数学者指出中日研究者的立场身份（Identity）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客观性。 南京大屠杀的课题具有特殊性，它牵涉到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尊严与荣誉。因此，在研讨南京大屠杀问题时，日本学者更多地将自己置身于加害者一方，他们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选择做一个旁观者，永远不去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究；二是选择成为一个虚构论者，极尽可能减轻战争中的加害程度，甚至非学术性地歪曲篡改历史事实；三是选择做一个客观正直的历史学者。在日本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旁观者，而作出第二或第三种选择的学者人数很少。但是，虚构论者人数虽然不多，能量却很大，他们与保守政治家紧密合作，通过各种社会活动竭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强烈灌输社会大众的“身份”意识，从而使得大屠杀离真相越来越远。

在中国，正如孙歌指出那样，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意味着发生在1937年12月的那个惨绝人寰的具体历史事件。它已经构成中国人感情记忆中一个最突出的象征符号，象征着二战中日本军队在中国国土上犯下的罪行，象征着中国人对至今不肯真正认罪的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右翼的愤怒，也象征着战后五十余年来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感情创伤方面无法修复的鸿沟。” 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在讨论南京大屠杀时往往从受害者立场来思考问题，在情感上有一种刻意维护历史事实的冲动，不能接受日本虚构派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任何挑衅。对于社会大众而言，立场身份也自然影响人们的客观思维。我们知道，强烈的情感色彩可能会导致研究工作的不冷静，而冷静的研究得出的成果却是最具说服力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冷静地面对日本虚构派对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任何挑衅。

作为中日两国的学者，研究者的“身份”已很难改变，但是，正如王家范所言：“研究者必须自觉地穿越历史迷雾，撇开研究者自身所属的民族或人种，超脱施害或被害的立场，深刻反省所有被扭曲的历史场景（不论发生在哪里），冷峻检讨人类与生俱来的种种弱点（也不论哪个民族）”，人类才有可能思考共同的问题。

（三）史料的缺失与片面

在历史研究中，史料的搜集整理分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过程。历史发展本身丰富多样，历史当事人由于所处时空不同、个人价值观不同和个人知识背景不同，他们对同一事件的表述、判断，由于“盲人摸象”而大相径庭，因此历史学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就必须充分掌握和运用各种不同史料。 但是，由于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核心资料在战争结束前夕绝大多数为日本所销毁（据藤原彰研究称经过多方努力寻找，参加南京战的部队中只有三分之一的战斗详报、阵中日记之类的正式报告还保留下来），战争结束后由于冷战等因素的影响，也未能及时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这些因素导致为历史真相的研究带来了相当困难，同时也为虚构派带来可乘的“虚构”之机。

也许导致中日两国在南京大屠杀认识对立的原因还有很多，但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双方都在尝试推动两国政府和民间能够正确面对和处理过去这段创伤的历史。2006年12月，中日历史共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中日两国共同历史研究正式启动，也许中日共同研究进程并不会一帆风顺，但作为史学研究者，笔者以为至少可在下面两个方面一起努力来推动历史共同认识：

（一）加强研究的学术性

对于历史学者来说，应尽可能摒除政治影响，突破立场身份的限制，客观公正地研究历史。这方面我以为有两点特别重要：一是学者应尽最大可能搜集整理各类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包括有可能是反证的史料。作为史学工作者，其最大的责任就是尽可能占有不同视角的资料，在对不同史料进行认真考证、比较之后，才有可能无限接近历史真相，也只有建立在一个真实的历史前提下，人们也才可能拥有共同的历史记忆。二是要构建不同观点进行学术争鸣的自由空间。杨大庆认为，“考虑到现存的各种证据和证言的性质，关于南京残暴行为在解释上的对立在不久的将来不会消失。也许永远不能消失。历史学者各自持有不同的价值观与看待事物的方法。他们在不同时代观察同一事件，以同样的证据得出不同的结论也是自然。”如果为了展开历史研究而建造一个建设性的框架，“对待南京残暴行为这样的战争犯罪，是有可能在历史学上存在共同的理解的”。 笔者亦以为不同观点之间展开学术对话是消除歧见的必由之路。

（二）加强研究的国际性

首先，在研究的视野上要具有世界眼光，将南京大屠杀置放到人类文明史的视角去讨论，而不仅仅当作中日之间的话题。“通过大屠杀事件作出的检讨，应该扩大为对各民族都有益的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反省。我们历史的检讨，不仅仅是为了对得起过去的一切受害者，更是为了未来的人类自救。” 张纯如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总结南京大屠杀的教训也极具启发：一是文明本身脆薄如纸，“南京大屠杀应被视为一个警讯：说明人类多么容易被煽动，容许青少年压抑善良本性，被塑型成高效率的杀人机器。”二是“把权力全部集中在政府是很危险的——只有未受监督的绝对权力，才会犯下南京大屠杀这种暴行。”第三个也许是最让人痛心的教训，“人类心灵竟能轻松自在地接受大屠杀，使我们在面对这些不可思议的暴行时，不为所动。南京大屠杀是当时世界媒体的头版新闻，但是在屠城展开的时候，世界大都站在一边袖手旁观。” 这三大教训应成为人类进行反省的宝贵财富，也应该是我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出发点。

其次，推进西方学术界关注研究南京大屠杀。基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南京大屠杀也应该同纳粹大屠杀一样成为国际化研究的一个课题。在90年代之前，西方学者很少有人关心和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课题。与此相对应，在世界各地研究纳粹屠杀犹太人浩劫的成果却是汗牛充栋。近10年来，在1997年张纯如的《被遗忘的南京大屠杀》出版后，西方学者忽视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现象有所改变。如1997年11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南京1937——纪念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1998年4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举办了“南京事件——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此之后，学术出版了数本专题论文集和专著，如傅佛果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和历史学》 、李飞飞等编的《南京1937年：记忆与复原》 和李培德的《日本战争犯罪：寻求正义》。 最近还出版了吉田俊的专著《“南京大屠杀”的形成：中日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与记忆》。 显然，西方学者的积极参与必然有利于推进南京大屠杀共同历史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共享创伤的记忆。

20年来，中日学者在研究南京大屠杀方面已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绩，但是，如何使中日两国真正拥有共同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学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后我想用日本都留文科大学笠原十九司教授的一段演讲结束本文：

“南京大屠杀不仅要从日本军或日本人的责任问题来考虑，而且要将其放到人类历史上来思考，要明确战争暴行发生的原因，通过历史教训的学习，来治愈克服过去的创伤，超越国家及民族的对立、冲突的二十世纪，开创人类共存的二十一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