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北京暴利当铺：每年缴税仅五两银子（二）

一座当铺每年缴税仅五两银子

清代当铺的利润之高，是今人难以想象的。据夏仁虎记载：

质铺九城凡百余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钜值者亦得议减。业此有名者，曰白某、娄某。一人恒管多处，曰总管。(《旧京琐记》卷九，市肆)

夏仁虎(1873-1963)，江苏江宁人，字蔚如，号啸庵等，光绪举人，长期在北京生活，清未曾任邮传部郎中。民国时期任张作霖北京政府秘书长。解放后，受聘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故对北京的当铺了若指掌。

对于当铺获利情况，《那桐日记》亦有记载。那桐于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记述曰：

天佑斋田二送来翠搬(扳)指一个，押京松银一千两，每月六厘行息，四个月归还取赎。如到期不还，银物两冲(后于二月间原价赎回)。(上册，P332)

晚清的当铺像以往朝代一样，有活当与死当之分。如上所记，这个翡翠扳指，就是活当，又称小押，当存仅仅两月，即可收银十二两之多。当铺的收益于此可见一斑。

京城当铺，均持有官府所颁发之“当贴”。所谓当贴者，即今之执照也。各当铺每年需向官府交税，尔后获得当贴。京师当铺获利丰厚，按理说应该多缴纳税银。但事实恰恰相反。许多当铺主人与官府有牵连，或者他们本人就是高官。正因为当铺与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政府所制定的税收政策，对当铺十分有利。

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录副奏折档中，发现一份重要的档案，即兼管顺天府府尹孙家鼐所呈递的“京城当典加税请核减折”。孙家鼐奏称：

……中外典当，获利较厚，税额独轻，拟自本年起，无论何省，每座按年纳税银五十两。去后兹据大兴、宛平两县，详据京师各当商禀称，京师地面，典当共有一百九十余座，家数林立，资本无多，势分力薄，各典货架，均难充满，利息又无定章，遇物典质，往往争揽买卖，暗中让息，获利愈难。近年京城市面，日见清淡，生意更觉减色，……若再每年当税加增至五十两，合计岁增十倍，实在力不能支。今又奉谕，认借昭信股票，商民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敢不竭力图维。现已认领股票十万两，以应公家之急，恳请将加税核减一半等情，具详请奏前来。

定例，顺天当商与江苏等省同征税额五两，已属向隅，今骤增至十倍之多，商力艰难，亦属实情，奉饬劝借昭信股票，该商等已共同认领十万两之钜，诚属不遗余力，拟请将税额加至五倍，每年纳银二十五两，臣等亦恐事关大局，未敢贸然上陈。惟念辇毂之下，无事不仰沐皇恩，格外体恤，即使将该商等加税，略示区别，各省亦不能借口。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敕部查照，将京城典当加税，核减一半，以恤商艰而纾无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财政类，《京城当典加税请核减折》)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样获利丰厚的行业，所征税银数额非常之少，实在太不合理。因此，孙家鼐之折递上后，很快遭到户部否决。光绪皇帝四月二十三日的谕旨称：

中外典当各商，每年每座令纳税银五十两，系属通行之案，京城未便独异，且首善之区，万方辐辏，典质货物，既较外省为多，利息盈余，亦视外省稍厚，每年加增当税五十两，尚不及架本百分之三，亟宜踊跃输将，为各省之倡，碍难先行核减，令外省当商得以纷纷借口。请旨饬下顺天府仍遵臣部前奏，晓谕京城典当各商，赶紧按年按座纳税五十两，不得稍有迟延。(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财政类)

孙家鼐的此件奏章，准确提供了京城当铺的数字是一百九十余座，记载了每座当铺所缴纳的税银是五两，戊戌四月之后，增加至五十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