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京师的抢当风潮
光绪庚子年夏季,义和团运动席卷京师,东交民巷与西什库地区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主要战场,枪炮之声不绝于耳。当铺的老板们看到人心惶惶、市面混乱,耽心遭遇不测。尤其是当八国联军兵临京师城下之时,在慈禧逃走的前后,京师几乎所有的当铺均遭厄运。杨典诰《庚子大事记》庚子七月二十二日记述:
自十七以来,京师大乱,匪徒蜂起,店铺关闭,无处买食物矣。觅挑水而不得,唤剃匠而无人。下至掏毛厕,净便桶,均无形影,致家家将粪溺泼于街市,一出门庭,木穉香扑鼻。盖若辈近日专顾抢掠,不暇做正经生活矣。西半城之当铺,全被回民土棍、左右小户贫民,抢劫一空,次及粮食店。若东城内城之当铺、估衣皮货、绸缎及各项店栈,尽被营勇、溃军、洋兵、土匪,先后抢劫,靡有孑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版,1796)
三日后,杨典诰又记曰:
京师内外城当铺二百余户,连门窗户壁以及地砖,靡有孑遗,其未被劫或劫之过半者,不满十户。惟烂面胡同一户,缘备有快枪在房上守望,见有聚而来者,开枪击之,故幸免于劫。南柳巷之汇丰,出银四千两以保险,廿四仍被劫一空。廿五以后,有劫掠者,洋兵拿获,以火器毙之。自是不敢公然抢夺矣。盖自二十洋兵入城,中国在官人役,风流云散矣。地方无主,能不乱哉?
另一位翰林院学士恽毓鼎则在其《庚子日记》中写道:
七月二十三日,遣人四探,言人人殊,皆不得真消息。穷民之抢粮店、当铺者,数日而尽;浸及各店,市肆皆不开门。余处幸储两月粮,巷中间有卖菜蔬者,赖免于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中华书局,1964年,第1辑,P61)
慈禧西逃,京师处于完全无政府的状态,故而发生了此次规模空前的抢当风潮。
《那桐日记》可以印证杨典诰、恽毓鼎等人的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那桐记曰:
接裕寿田信,拟托总税务司赫德见各国公使,为之代商和局,知舒春舫文昨已有信致赫,尚无回信。昨、今两日,土匪抢劫钱、当铺,九城一空,住户东南隅受害最重,日本界内尚好。今日未刻玉如处有日兵十一人索表银,甚汹汹,家中人惊恐。(上册,P350)
那桐此日所记“九城一空”与杨典诰、恽毓鼎庚子年所写日记完全相同,说明庚子七月下旬京师的当铺,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是,那桐并没有明确记载自己的当铺是否遭受劫掠。依情况推断,那桐当时是慈禧亲自任命的统兵大员,他自庚子五月三十日。便“奉旨添派管理八旗两翼前锋护军营督练事宜”。(同上)在东华门统重兵把守的那桐,是不会不顾及自己当铺的。
这次抢当风潮的直接后果,是许多有价值的物品大量流入社会。辛丑条约签订后,光绪二十七年,慈禧与光绪从西安行在返回京师。北京的市面逐渐恢复正常,而在当铺行业内,又出现了一种新现象。一些未经注册的地下当铺日渐多起来。这些当铺规模甚小,时而开张,时而关闭,以躲避政府监管。他们是一些主要经营小押、暂押的当铺,其中不乏抢劫偷盗来的贵重物品。于是,有的御史向朝廷呈递奏章,要求禁闭这些未经注册的黑当铺。
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四日,清廷颁布上谕称:
有人奏,请将私设小押暂押当局查封提究,开单呈览一折。据称,“京畿盗案,层见迭出,实由小押私当为之罪魁,请将私设各当局,严密查抄,永远封禁,并将开设私当之人,送交刑部治罪”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按照单开各处,严密查封,分别究惩。
这是义和团事件后,清廷对京师当铺的又一次整顿。总之,庚子年的抢当风潮,使京师当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以至于十年后清王朝垮台时,当铺的元气尚未能恢复过来。
附:
每年正月,北京当铺的开张仪式很有风趣。据时人记述谓:
当铺春节开市,也是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正月初二凌晨,铺堂众人按等级职位以次排列,相互团拜礼毕。总导演大缺(当铺内较为高级职称)传令开当铺门。四门大开,算盘摇动三通,这时从大门外跑进三位童子(实质安排好当伙计),第一个手拿银锭元宝,第二个怀抱一大瓷瓶,第三个手执一柄如意,进来贺年。三件吉祥物都有个讲究,一为“立市之宝”(银元宝);二为“平安如意”,取其“瓶”音;三为“吉祥如意”。取其“如意”。将这些吉祥物都放在柜台之后。又从外面走进一位当客(实质已安排好的),身着紫锦衣,手拿土黄色白裤腰长裤一条,前来典当。业务人员焉敢怠慢,来人张口要价白银二两。管账先生立即开票、付钱,编入第一号当物。当然此裤不用赎,早已够本有余,主管伙计立即将此裤入库,做为镇库之宝物。(北京市文史研究馆编:《京华风物》,上海书店,1992年,P148-149)
这些民国年间当铺的新年开张仪式,充满了封建迷信色彩,然而它却在北京重复上演了许多个年头。直到1949年10月之后,随着当铺在北京的消失,这些自欺欺人的繁文缛节才真正寿终正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