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申请原则触及政治底线
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在建交谈判中，“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是中日建交前后北京的三大姿态。这些姿态大大加快建交步伐的同时，也让后人为之争议不已。
其实不难理解这些姿态背后中国决策层的苦心。“一个孤独的、愤怒的巨人”，二十多年以后，尼克松这么描述当时的中国。如果说，正是因为被封锁、被忽视，这个巨人才如此愤怒的话，那么在被接纳、被认可的机会来临，也就注定了它的克制。更不必说在中日建交的问题上，还包含了那么多的现实考虑。
当此之时，中国的外汇储备如此紧张，而它又如此需要日本进口的钢铁、化肥以及成套设备；中日贸易始终不动声色地、然而依旧迅猛地增长着。而中国始终以稀缺的石油资源来换取它所需要的一切。
即使邓小平复出之初，也是如此。1975年8月18日，他谈到：“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多出口一些。煤炭也要考虑出口。”
1978年2月，东芝公司董事长、素有“经营之神”之称的土光敏夫，率领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代表团访问中国。签署《中日长期经济协定》后，中国副总理李先念接见了他们。一个细节就此发生了：李先念谈到，中国很需要日方的资金，“但利率太高了”。
日本代表团成员、钢铁大王稻山嘉宽迅速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他当即表示，负责日元贷款计划的OECF（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愿意以低息、长期的优惠条件，为中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对此，中方先是“很感兴趣”，甚至把它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当稻山嘉宽细细讲解有关ODA的知识、特别是谈到“申请原则”即受援国必须先提出贷款申请时，一切似乎都变得不可能了。它触及着坚冰未破、几十年间始终强调“自力更生”的政治底线。
60年代苏联撕毁对华援助协定，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使中国对“外援”的总体认识蒙上了阴影。之后中国采取了“对外国的贷款、投资、援助不予接受”和“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政策。
“那时候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在我们看来是件非常自豪的事情。”刘志诚，这位参与了第一批日元贷款项目谈判，并在此后长达12年的时间里作为中国首席代表主持日本对华ODA项目的官员。在当时，要挑战“自力更生”这个被无限拔高与绝对化的意识形态禁区，所要承担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直到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ODA项目才迎来了关键转折。
访日之初，邓小平的态度依旧谨慎、模糊。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表示：“关于日本政府向我们提供贷款的形式，我们还没有考虑，但今后将对此进行研究”。
如果说，诸如“没有考虑”、“进行研究”这样的表态，还是让人感到遥遥无期的话，那么，在他乘坐新干线快车游览了小半个日本、并且回到北京后，态度迅速改变了。11月26日，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邓小平主动谈到：“土光敏夫先生告诉我，高额贷款应在政府间进行，民间无力解决的事情应该在政府间解决。”
佐佐木更三试探性地发问：那么，“中国能否接受政府贷款呢？”邓小平毫不犹豫地回答：“能。”
次年春天，当一位中共元老强调，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和资金，不是不能考虑，但前提是“中国的主权不受侵害”时，邓小平针锋相对。他说，ODA不是政治问题，而仅仅是经济问题，“只要有偿还能力，300亿美元也不要紧。”
在邓小平的坚持下，1979年5月31日，中国政府一反此前的矜持，主动申请日元贷款项目，并“希望日方予以研究”。
几个月后，9月1日，谷牧副总理访日期间，更正式提出了具体的日元贷款方案：贷款总额为1.2万亿日元（折合55.4亿美元），涉及包括三个水电站、三条铁路与两个港口在内的八个大型项目。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访日期间分别与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园田直、大藏相金子、通产相江崎、经济企划厅长官小坂等政要举行了会谈，还与经团联、日中经济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等经济界人士进行了座谈，向各界介绍了以农业、轻工业、能源、交通运输等部门建设为重点的中国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并再三强调，中国经济建设将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但并不排斥使用外资，只要不损害主权，条件合适，愿意接受所有友好国家的贷款。希望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给予积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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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