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之桥
1980年4月，49岁的刘志诚与时任国家建委办公室主任的张荃，被派往东京进行培训，学习ODA项目的资金来源、贷款程序、项目选择、贷款条件、采购方向、支付程序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
“那时候真是一无所知，”刘志诚并不讳言当时对于外界世界的陌生感。然而当踏上日本土地上那一刻，密集如网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新干线、繁华富庶的都市、文明守礼的社会风气……这一切都让他觉得非常震撼。
“我当时满心就一个念头：我们落后太多了，什么时候才能迎头赶上？时不我待啊。”于是在此后的一个月中，刘志诚几乎利用所有的闲暇时间，搭乘新干线从东京赶往大阪、神户、长崎等城市，参观考察松下、岛津、丰田等大型企业。先进的工业技术与日本人的勤劳都让他感慨不已：“我在一个渔业加工厂，看到全是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在将一筐筐鱼往流水线上搬，井井有条……这个民族实在是太勤劳太能吃苦了。”
正是这段经历使刘志诚和他的同僚们对ODA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与精力，他们深知日元贷款对于彼时中国发展经济的重大意义。
最初全权负责此事的是国家外资委员会副主任谢北一，刘志诚是他的副手。他们经过繁琐的程序与往来奔波，终于落实了第一年500亿日元的贷款，然而具体实施起来，又面临着数不清的障碍与困难。
“最主要的困难，一是国内配套资金不足，中方不断改变计划，将双方确定的首批六个项目改为四个；二是一些领导认为借钱就是把钱引进国内使用，而不是用来买技术装备以加快国内建设……”刘志诚回忆说。不合常规的做法以及具体操作过程的繁琐，让具体操作此事的人们日以继夜地操劳。1982年的一天，谢北一倒在了办公桌前。“累死的，心肌梗塞。同事进了办公室才发的……”刘志诚提及此事，神情黯然。
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当时从高层到地方，以及日方的通力合作下，障碍被一一解决，合作之势无可阻挡。
多年之后，竹内克之，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驻中国首席代表，回忆起那段岁月，也是百般感慨：“80年代初，我在考察黑龙江省的火车制造厂时，接到中国政府希望我们马上去山海关的请求。到达现场后，谈判一直持续到深夜，最终双方找到了解决办法，赶在项目竣工前解决了问题。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真是令人怀念。”
“当时日本国内，舆论、民间的声音都是一边倒的，都觉得这是应该的。”学者金熙德说：“但在补偿心理之外，他们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对长期进口中国能源给予厚望，这是对华日元贷款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因此，从1979年到1983年，这批日元贷款，全部投向了涉及煤炭开发的六个运输项目；这些项目，无一例外地和对日能源出口有关。在石油危机反复发作、日本频频感受着能源阵痛的年代，对华ODA对增加日本能源保障的意义显而易见。
尽管如此，作为对华ODA主要提供国，日本还是赢得了中国朝野的普遍好感。一时之间，“中日友好”成为从官方到民间耳熟能详的词汇了，“世世代代”的说法也频繁出现。而在这股大潮流中，还夹杂着日本遗孤归国、昔日老兵忏悔，以及三千青年学生访华的动人故事。毫无疑问，这些民间的浪花，也不断烘托着这个中日关系史上罕见的黄金时代。
在这样的氛围中，1984年3月，为期六年、总额4700亿日元的第二次ODA贷款协定顺利签署了；此后，1988年8月，中曾根康弘首相又许诺了第三次、为数8100亿日元的贷款项目。值得重视的是，在世界能源形势好转的情况下，这些贷款全部流向了中国的基础建设项目。
从这里开始，日元贷款在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贷款毕竟是贷款、还需要付息偿还的话，那么，对华ODA清单中的无偿援助，则让一些中国人感念至今。从1981年开始，包括中日友好医院在内，涉及教育、医疗、农业、环保四个领域的98个项目，也成为ODA的组成部分。此后二十年，日本共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资金1297亿日元，大约占ODA总额的4%。
然而，签署第三次贷款协定后不久，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鸡肋之困
1989年夏，中国遭受西方数国的制裁。7月14日，日本加入了其间。在各种制裁手段中，包括了对华ODA：日本单方面宣布冻结ODA项目。
尽管如此，日方并未彻底断绝对华ODA之路。那一年，刘志诚没有去日本进行例行签约，而是日本政府派代表畠中笃来北京。“那年复兴门到八王坟地铁开工，用的就是1989年的日元贷款。畠中笃出席了开工典礼，这就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刘志诚说。
但在之后，日本对华ODA之路愈加不畅。1992年6月30日，当西方世界纷纷对中国解冻、中国更步入市场经济时代之际。这一天，日本首相宫泽喜一郎签发了《ODA大纲》，这份政府文件规定，此后ODA将附加政治条件，包括“人权状况”等因素将成为ODA的“基本考量”。对此，金熙德认为，这“标志着日本的ODA政策由‘三位一体的开发援助型’向‘政治援助领先的开发援助型’转变。”
而到了1990年代，日本曾数次以ODA为要挟，已经让中国人对日元贷款产生“鸡肋”之感。与此同时，日本朝野对ODA的非议也越来越多。
2004年11月28日，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公开表示，对华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
1979年第一批日元贷款实施，截止目前，日本政府已累计向中国政府提供日元贷款32000亿元。
在一所地方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公然断言，对华ODA是“一个典型的失败事例”。但这位教授显然没有进行过实地考察，他援引的案例里，包括了这么一个说法：“北京的地铁建设，使用了大约200亿日元。但2号线建好以后，记者……在建国门车站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竟未发现一位乘车人。”
对照北京地铁人山人海的景象，这个例子不啻于天方夜谭。但这恰恰说明了日本普通学者对日元对华贷款的误解。
在“失败论”之外，“不知感恩论”则有着更大的市场、更多的人群。2001年，曾任《产经新闻》中国总局局长的古森义久，发表题为《北京用日本的援助击败大阪申奥成功》的文章批评日本政府对华援助政策：“过去的20多年里，日本对北京投入了约4000亿日元的巨额援助，使其基础设施焕然一新。对大阪市民来说，最具讽刺意义的是，自己交纳的税金却成了导致申奥失败的工具。”
“对华ODA是日本媒体长期热心造势的话题。每逢出现中日外交摩擦，媒体总要把对华ODA端出来炒作一番。……”一位研究者谈到：“他们的主要攻击点，是中国没有‘感恩的表现’；他们还诉诸悲情，强调对中国的援助都来自民间的税金，而承担这一税金的主体是日本的年轻一代……”
2003年，自由撰稿人青木直人发表文章批判日本对华援助是部分“亲华”政治家对中国领导人的政治献金，而中国接受了6兆日元日本国民的“血税”援助，非但不感谢，反而有意向国民隐瞒日本对华援助的真相，并“持续进行反日宣传”。
2005年3月8日，《读卖新闻》甚至宣称，对华ODA有可能“被用于扩充军备”。
至此，对一衣带水、恩怨纠葛的两个国家来说，原本致力于中日和解，加深互助的ODA，反而带来的越来越深的误解。
2007年12月，正是日本新任首相福田康夫访华前夕，中日两国外长签署了最后一次日元贷款换文。此前，当日本政府决定停止对华ODA时，中国副外长武大伟已经表达过了谢意；然而这一天，在尘埃落定的时分，尽管杨洁篪也对它高度评价，日本共同社却注意到，杨洁篪没有说出“感谢”二字，“显示了双方在认识上的微妙差距”。
与这个细节相比，能够佐证沧桑历史的，或许倒是这么一个事实：29年前，当邓小平访问东京、启动对华ODA时，接待他的日本首相名为福田赳夫。他正是福田康夫的父亲。
本文来源：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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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