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
中国政府提出日元贷款正式申请后，1979年9月6日，在第88次国会众议院大会上，公明党议员竹入义胜就有关日本政府对日中经济合作的基本态度以及如何回应中方提出的日元贷款要求等问题提出质疑。
大平正芳首相答辩：“对邻国中国的经济建设所进行的经济合作，我想用三个原则来对应。第一，我国要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协调；第二，要考虑到东盟等其他亚洲各国的平衡；第三，不能进行军事合作。”
大平所提出的三原则并非无的放矢，他的用意有三：打消欧美等国担心日本独占中国市场的疑虑；安抚接受日本ODA最多的东南亚各国；照顾到国内对华贷款持慎重态度的保守派。
彼时，美国因国内法律限制和财政紧张，尚无对华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之意，但却十分关注日本的动向，对日本先行一步对华贷款颇有微词，甚至在1979年10月在华盛顿举行的日美援助政策规划会议上发难：警告日本，若不在对华日元贷款中采用“非束缚性”方式，将有可能导致新一轮日美经济摩擦。所谓“非束缚性”，是指日本贷款给中国，中国可以用这些贷款向美国等国家采购，而日本不得阻拦。
东盟各国也纷纷表示担心与抗议，认为日本对华贷款将导致对自己援助的大幅削减，更担心中国将从此成为强劲的贸易竞争对手。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10月9日曾意味深长地说：“据我们所知，日本对东盟的关心度很高。中日关系加深了，不会影响日本与东盟的关系”。
不仅如此，苏联也就此事向日本发难，表示“极为关注”日本对华贷款，甚至表示“今后有可能要求日本对苏也提供与对华条件相等的优惠资金。”而在大平正芳访华之后，苏联当局就日元贷款此事向日本表达了强烈不满。
一时间日本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以至于在访华后回国的飞机上，羽田孜向大平正芳感慨道：“对华贷款导致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处于极为微妙的困难处境之中。”
尽管如此，中日两国还是在对华贷款的事项上越走越近。
1979年9月19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务省经济合作局局长梁井新一为团长，外务、大藏、通产、经济企划厅、运输等5省厅14名代表组成的政府调查团访华，对中方提出的“日元贷款”项目进行实地考察。调查团解释了大平“三原则”的用意，并向中方索取日元贷款项目的各种资料和数据，对此中方给予了毫无保留的配合。
调查团还向中方详细说明了日本对外援助制度上对项目的“内资”部分不提供日元贷款，只将建设项目中的“外资”部分作为日元贷款援助对象，再加上预算限制，日本政府将对中方提出的日元贷款数额进行大幅度削减与调整，并希望中方重新提出不包括“内资”部分的日元贷款申请方案。谷牧副总理当即表示“内资部分”可由中方负责筹措，并同意减少申请金额。
经反复磋商，10月8日，日本调查团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表示由于先前中方提出的金额中包括中方的“内资”部分，所以日方将大幅削减、调整实际贷款总额。与此同时，中方接受日方建议，并按照国际惯例，将8个项目中的约30%作为内资部分，只向日本政府提出所需“外资”部分的日元贷款申请。
日本调查团带着中方的新提案回国后，日本政府有关省厅围绕对华日元贷款政策，特别是大平12月初访华是否应向中方承诺贷款的具体数额，以及如何应对欧美及东盟的反应展开了激烈讨论。
外务省积极主张对华贷款，通产省从能源角度考虑，也主张尽量满足中国的贷款要求，而掌握日本财政大权的大藏省则以财政困难为由，主张大幅度压缩中方提出的贷款额。
就在各省厅迟迟无法达成共识之际，自民党内部“慎重论”者旧调重弹。11月29日，自民党议员中川一郎、藤尾正形、玉置和郎等人声称：中国不是值得援助的弱国，而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且其正在向非洲提供援助。援助中国不仅刺激苏联，还会刺激东南亚各国。
此时，距12月5日大平正芳访华日期一天天临近，作为首相访华重头戏的对华日元贷款方案却迟迟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大平正芳的焦虑心情可向而知。就其个人而言，对中国始终抱有深深地负罪感，所以一直不遗余力想促成此事。11月30日下午，大平正芳召集所有政府要害部门负责官员，敦促其必须拿出对华贷款方案。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终于达成了共识。
1979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带着作为“礼物”的日元贷款协议如期访华。中日双方正式确定，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年至1984年实施，贷款全额3309亿日元（约15亿美元），年利率3%，头十年只付息不还款，后二十年还本付息。
“综合考虑通胀等因素，日元贷款实际赠与成分约为57%”刘志诚说。对于日本积极推动对华贷款的目的，他解释说，“作为OECD成员，日本有着它的援助义务；此外，当然还有它的经济考量。”
而对华贷款是否就是民间猜测的“变相的战争赔款”？刘志成则回答，“在当时，我们私下也有这种分析议论，但在官方场合与谈判中从未提及。对此事的定性就是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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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