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然，查枪工作尽管看起来力度很大，但却留有一个死角——那就是军区保卫部自身，结果出现了严重的“灯下黑”。
原来，保卫部的保密室中就保存着一批备用的五九式手枪，而且枪弹混存。32号院血案发生后多日，保卫部人员整天忙忙碌碌地去检查别人，却偏偏忘记了检查自己的枪。也许他们认为，我们保卫部的枪难道还会出问题?
然而，意料不到的事还真发生了：在全军区检验枪支后的第九天，当保卫部副部长王庆和要用枪时，发现锁在保险柜中的五九式手枪竟少了两支，并且还丢了20发子弹!奇怪的是，保密室的门窗没有撬动痕迹，保险柜的暗锁也完好无损，而里面的枪弹却不翼而飞，显然具有内盗的嫌疑。
于是，保卫部负责保管枪支的秘书袁孔祥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当即被隔离审查。可是，他死活不承认自己偷去了枪支子弹，但又说不清两支手枪的下落。被迫逼得急了，他就谎称这两支手枪和20发子弹借给老乡带回湖南了，第二天又翻供，一口咬定没有从保险柜中往外拿枪。专案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立即派人到湖南找到袁所说的那位老乡，经查问，根本就没有借枪之事，人家甚至就没到过昆明。
审查袁孔样毫无结果，只好将他隔离反省。
这里，专案组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明知道问题出在保卫部内部，为什么不认真地查查在枪支保管方面的漏洞呢，为什么只死盯住袁孔祥一个人?况且，袁孔祥的身材与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明显不符。试想，如果确系袁孔祥监守自盗，那在全军区普遍查验枪支情况下，他为什么不悄悄地把所盗枪支放回保险柜?由此可见，偷枪肯定不是袁所为。
那么，内部人员中又有谁有机会有条件接触保密室和保险柜的钥匙呢?这个范围不会太大，而是很小，只要认真地深追细查，就不难找到嫌疑人。遗憾的是，专案组没有在这方面下工夫。
最大的失误是，专案组和保卫部并没有把丢枪与血案紧紧联系在一起，更没有把杀害谭甫仁夫妇的高个子胖军人同保卫部的干部联系在一起。与其说他们不相信保卫部会出现盗枪杀人犯，倒不如说他们不愿意看到这样残酷的现实：保卫部的人，盗出保卫部的枪，又用保卫部的枪去杀害保卫部的第一号保卫对象。这样的现实毕竟太可怕了!而更可怕的是由此而可能带来的后果：有的人说不定要丢党籍，有的人可能要丢军籍，也有的人甚至要掉脑袋……
也许是利害相关、前途命运所系，致使破案工作没有顺其自然地紧紧围绕着手枪与血案、胖高个儿与保卫部这两条线索的交叉点去认真追查，从而使侦破工作走了不该走的弯路，出现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恶果。
查枪验枪工作搁了浅，但外围调查摸底工作则获得了新的重要线索：专案组成员在军区政治部家属院走访时，住在该院的8岁男孩马苏红反映，12月17日清晨5点多钟，他用木盆顶着的小屋门突然被推开，进来一个穿军装的胖胖的大个子，脸庞圆圆的，好像还满头大汗，他冲着睡眼惺忪的马苏红问道：“陈汉中科长住在哪儿?”马苏红指了指上边，回答说：“就住在楼上。”那人转身就往楼上去了。
经走访住在楼上的陈汉中的妻子，她证实，那天早晨5点多钟，她还没有起床，未拴住的房门突然被推开，来人开口就问：“陈科长在家吗?”她说：“不在，到上海出差了。”那人一听未进屋，就转身走了。她提供的该人身材特征与马苏红所反映的完全一致，估计这个人与在32号院王文莹所见到的凶手极可能是同一人。32号院和政治部家属院相距不远，也就是七八分钟的路程，而目击者所提供的时间又大体吻合，所以，很可能是凶手在32号院作案后马上赶到了政治部家属院。
专案组认为，马苏红与陈汉中的妻子所提供的这条线索极其重要，对破案很有帮助，便在这两个人身上下了不少工夫，尽量让他们提供出更多的情况，以期挖出那个高高的胖军人。过了约七八天，马苏红放了学往家走，正好与住在同院的王冬昆同学走在一起，这使他突然想起，那天早晨他所见到的那个胖军人很像是王冬昆的爸爸。
专案组拿来一张包括王冬昆的爸爸在内的集体照片让马苏红辨认，马仔细逐人看了看，然后果断地指着其中一人说：“就是他，他是冬昆的爸爸。”
专案组人员愕然了。原来，王冬昆的爸爸叫王自正，是军区保卫部刚提拔不久的副科长(副团级)，因被原籍老乡检举有历史反革命问题，正在被隔离审查。按说，王自正的身材与王文莹、马苏红等所见的可疑人完全相符，但他正被隔离在西坝原战俘管理所内受审查，他的住室中有保警队员谭崇访日夜陪伴监视，门外有一个班的战士24小时轮流看守，他怎么可能在监管人员的眼皮子底下溜出来盗枪、杀人，然后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回去躲藏呢?除非他有“分身术”、“障眼法”，要么有“燕子李三”的那一套本领。
所以，不少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而态度最坚决、最不相信系王自正作案的就是军区保卫部长、王自正的主管领导景儒林。景曾不止一次地说：“关押王自正的房间夜晚电灯长明，门口哨兵时刻不离，他若能出来作案，那可真是今古奇谈了!”
也正为因此，当初进行大范围摸底的人员来到西坝一问情况，就轻易地把王自正排除在外。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刘庆荣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