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1975年还是1976年,记不清了。总之,北京知青中能回城的都回城了,我还在云南,我决定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决定建立一套音响。音响是我八十年代才有的概念,它指的是由音源、前级输出、后级,或称功率放大输出,加上喇叭组成的播音系统。我当时要做的这套播音系统,其实是我那台熊猫收音机的放大。我在北京的朋友黄其煦帮了大忙,他小学时就已经有做收音机的照片在报上发表,做我的这个巨型收音机算是手到擒来。苦的是他要满北京买零件。我不记得是我1976年上北京去取这套东西,还是有人帮我带来?总之从北京到昆明,火车要走三天;从昆明再到所在山沟,长途汽车也是三天。就这样,一个单声道大喇叭(10英寸?)的播音系统终于立在我的草房里了。
我特地请黄其煦留了电唱机的插口,因为我有几张苏联和捷克的大唱片,这回我要认真地听一下它们。当然,我主要是要好好听BBC的音乐会实况转播。音箱我用我认为的最好的木料,还做了架子。总之,是永久使用的架势。
开播,对不起,声音有点惨。本队的和翻山越岭来听的朋友们,都挺客气,“来来来,喝酒喝酒。高高山上一头牛啊,尾巴长在屁股后头哇,四个蹄子分了八瓣啊,个鸡巴硬得赛了车轴哇,七巧七巧!五魁五魁!你喝!”
声音不好的原因是电压的问题。前数年电拉到山沟里,电压衰减到灯丝可以直视。但我坚信电的问题会好起来的,只不过现在我还要用我的四个一号电池的熊猫收音机了。后来县里有人跑来要买,我没有卖。幸亏他没买成,因为七十年代末,就有四个喇叭的手提收音机走私进来了,哐叽哐叽,震耳欲聋,八十年代提前进入我的七十年代啦。
度日如年中,我开始研究树木,判断它们中的谁是好的木料。我和别人各执长解锯的一端,破开树干,锯成板材。我开始打家具,实实在在在这里生活下去。
1976年,开始死人,周恩来,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四人帮”被抓,一路滑坡。毛泽东死时,我正在北京,毫无感觉,买些东西,准备回云南过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震动,一路到景洪,都是如此。亦是无甚念头。到了队上,知青们都说,哈,你逃过去了。追悼会的时候,都到县上,不去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会场自己昏倒,昏倒总要抬出去喽,抬到树荫下,好自在,后来多一半人昏倒,可怜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着听。
当晚备了酒,与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进山到小水库边,裸体喝酒,弹吉他,扎到水里去,让小鱼咬鸡巴。女知青笑浪谑谑,同时嘴里总是有吃的。我从北京带来的种种,霎时消耗。明月当空,星尘灿烂,唯愿人长久,到老不白头。
当此时,心下澄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