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城：听敌台

本文转自《七十年代》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主编：北岛 李陀 授权刊发，请勿转载

作者简介

阿城，原名钟阿城，1949年清明节生于北京。代表作包括中篇小说《棋王》、《树王》和《孩子王》，及杂文集《威尼斯日记》和《常识与通识》等。现居北京。

可以说，八十年代结束于1989年。八十年代早结束了一年。

1976年结束了七十年代，七十年代早结束了四年。

不过，算上1976年后的四年，八十年代有十三年。

七十年代呢，从1966年算起，有十年，所谓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按decade划分，不准确，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一刀一刀按斤切。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对我来说，度日如年。

有一天我在山上一边干活儿一边想，小时候读历史，读来读去都是大事记，大事中人，一生中因为某件大事，被记了下来。可是想想某人的一生，好像也就那么一件大事，那么，没有大事的一天天，怎么过的呢？也是如此度日如年吗？七十年代正是我人生中最好的一段时间，无穷的精力，反应快捷，快得我自己都跟不上自己，常常要告诫自己，慢一点慢一点，你有的是时间，你什么都没有，但你有的是时间。

时间实在是太多了，因为田间劳作并不影响思维，尤其是分片包干，简直是山里只有你一个人。天上白云苍狗，地上百草禽兽，风来了，雨来了，又都过去啦。遇到拉肚子的时候，索性脱掉裤子，随时排泄。看看差不多可以收工了，就撕掉腿后已风干了的排泄物，让它们成为蝼蚁的可疑食品。在溪流里洗净全身和农具，下山去。

当时都想什么呢？杂，非常杂，甚至琐碎，难以整理。本来想到什么，结果漫漶无边，直至荒诞。由荒诞又延出一支，把自己逗得哈哈大笑。思维是快乐的。

1971年的林彪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这是七十年代最重要的事。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大家都从床上坐起来，互相看着，震惊中涌出喜不自胜。虽然竹笆草房永远是透气的，但是大家还是往外走，觉得外面空气好一些。

场上有个红点，走过去，是队里支书在蹲着抽烟。我们知道支书也是敌台热爱者，照香港的说法是敌台发烧友。大家都不戳破，逗支书说还不睡觉啊？明天还要出工上山，睡了吧；别心思太重，什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啊。等等等等，支书一个都不理，只抽烟。

大概一个月后，省上派工作队到县里，召集队一级以上的干部到县里。队长回来后很得意，说咳，早鸡巴就晓得的事，还要鸡巴搞得多紧张，把人围到山上，鸡巴山下民兵围得起来，妹！机头都扳开，乱就扫射，打你个鸡巴透心凉。党中央说了，鸡巴林彪逃跑了。

云南是没得“鸡巴”说不成话。但是只听“鸡巴”就想歪了，它只是语助词。

我们就做惊讶状，啊？林副主席？队长说，没的副主席啦，林彪；啊？往哪儿跑啊？咳，副主席自己有飞机，你们这些小狗日的，哪个不听敌台！还要装不知道！那你在县里也装不知道？咳，我们么，在组织嘛。

这种互相装傻充愣，永远是我们的娱乐之一。不过，当林立果的《571工程纪要》（“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恐怕后人不懂，注一下）传达下来的时候，立刻让我们对林氏父子另眼相待，尤其是《纪要》中称“五七干校”和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大家都点头。《纪要》中对毛的行状刻画，简练准确，符合我们的想象。割江而治，老办法，但还是好办法。隔江对峙，南边恐怕制度上会不同于北边。制度不一样，我们恐怕会好过得多。四川知青和昆明知青都觉得挺高兴，有上海知青担心会在上海打得很厉害：隔么好来，瓦特了，屋里厢嘛……（那么好了，完蛋了，家里头嘛……）

其实事情已经过去了，说着说着好像事情马上会发生。

《571工程纪要》是历史文献。它的行文口气是“文革”初起时大学生的语言，不过林立果当时已经被提拔为空军作战部部长，他的文本语言，其实影响至今。我偶然看到刘亚洲先生的文章，也是这样的口气。平心而论，这个《纪要》是一份改革文献，它第一个提出现代化的关键，即，现代化首先是解决极权的问题。百年来中国一直没有完成工业革命，即第一次现代化。苏联好像完成了，还赢了“二战”，所以新中国误会为工业革命并不威胁政权，尤其是工业现代化也并没有阻止德国出现希特勒。周恩来在“九大”提出四个现代化，似乎顺理成章，结果不久就出事了。

当下的所谓后现代，实质是针对第一次现代化，也就是解决了政治极权的工业现代化之后的批判，大致是第二次现代化，即后现代。后现代要解决的是没有政治极权的现代化社会中的各种权力的问题，以前的二级权力现在成了一级权力，商业化，媒体的权力，话语权，等等等等。八十年代出国留学者出去碰到的是第二次现代化，教授们开出的教科书大致都属于第二次现代化内容。他们九十年代归来，可能忘了国内第一次现代化远未完成，而且退到初级阶段了，手中有磨好的洋刀，结果庖丁乱解牛，模糊了两次现代化。我听过不止一个留学生说，你不知道，国外知识已经换代了。这种话，对于国内的人来说，真是压力而又压力，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处在一种希望的压力之中。我还记得八十年代初北大请来美国的詹明信，批判媒体，主要是电视的权力控制。在美国，没错，但八十年代初在中国，全国才有多少电视机啊！有电视机，也只是个政治权力的喉舌啊。

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从境外广播听到的。第二天在山上，大家都在议论昨天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事情。当地出生的人问起天安门广场有多大，那时北京知青都办回北京了，结果在场的人只有我见过天安门广场，我大致目测了周围几个山头的距离，用手划了一下，说从这儿到那儿，从那儿到那儿吧。大家一齐惊呼“妹”。“妹”是云南的惊叹表示音，等同现在港台流行过来的“哇”。惊叹时常常还会“妹妹”或“妹妹噻”，也等同“哇噻”。不过我喜欢妹妹。

七十年代听境外广播，当时叫敌台，我不知道在全国知青当中普遍不普遍。云南知青中相当普遍。云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不太清楚，报纸也要多少天后才运到山里，收藏在党支部书记家，卷烟抽的时候都是向支书手上撕条报纸。所以中央的电台和报纸，对听敌台的人来说，只能算参考消息。听敌台，并非只是关心政治消息，而主要是娱乐。我记得澳洲台播台湾的广播连续剧《小城故事》，因为短波会飘移，所以大家几台收音机凑在一起，将飘移范围占满，于是总有一台是声音饱满的。围在草房里的男男女女，哭得呀。尤其是邓丽君的歌声一起，杀人的心都有。第二天在山上，总要有一段时间剧情大讨论，昨天没顾上听的人，借机补课，总是矮人一截的样子，听过的人则都在发飙。

还有就是香港的宗教台，“主说……”，“主，告诉我们……”，“《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在旷野之违逆，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我那时记忆力真好，过耳不忘，随时可诵。我也不会忘记听这台的上海知青似乎睡着了，可是忽然就有眼泪流出。

台湾台，男播音员的声音有点干瘪，女播音员的声音，“大陆同胞……”，有点妖，男知青的话：听着挺好，可是不跟她上床。

苏联台，有一个播音员声音怪，好像是叛逃过去的人，可是听口音又辨不出是哪省人。“这里是莫斯科广播电台，啊（很短的一个啊），莫斯科广播电台……”好像瞟了一眼什么。

美国之音，英国BBC，等等等等。多的是叽里哇啦的外语，所以每个知青的收音机短波线上，都刻上道儿标示出汉语台的位置。我有一个道儿刻的是BBC英语台，不是听英语，而是这个位置经常有音乐会实况转播。现场观众的噪音，乐队定音，咳嗽，鼓掌，大概是指挥出来了，慢慢静下去，咳嗽，安静，音乐起，不久又有咳嗽。音质相当好，有现场的空气感。为了这个频道，七十年代中，我特地在回北京路过上海的时候买了一台很贵的熊猫牌全波段晶体收音机，需四个一号电池，一百六十块钱（当时一块天津手表一百二十块钱）。不很大，但一个书包放不进。我记得喇叭是椭圆形的，直径按长径算，挺大的，可以辨出定音鼓，邓丽君不在话下。因此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收音机成为晚11点前的公共收音机，11点一到，是我的音乐会实况转播时间，收归私有。

听敌台，思维材料就多了。思维材料多了，对世界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了，就更觉得度日如年了。

大概是1975年还是1976年，记不清了。总之，北京知青中能回城的都回城了，我还在云南，我决定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我决定建立一套音响。音响是我八十年代才有的概念，它指的是由音源、前级输出、后级，或称功率放大输出，加上喇叭组成的播音系统。我当时要做的这套播音系统，其实是我那台熊猫收音机的放大。我在北京的朋友黄其煦帮了大忙，他小学时就已经有做收音机的照片在报上发表，做我的这个巨型收音机算是手到擒来。苦的是他要满北京买零件。我不记得是我1976年上北京去取这套东西，还是有人帮我带来？总之从北京到昆明，火车要走三天；从昆明再到所在山沟，长途汽车也是三天。就这样，一个单声道大喇叭（10英寸？）的播音系统终于立在我的草房里了。

我特地请黄其煦留了电唱机的插口，因为我有几张苏联和捷克的大唱片，这回我要认真地听一下它们。当然，我主要是要好好听BBC的音乐会实况转播。音箱我用我认为的最好的木料，还做了架子。总之，是永久使用的架势。

开播，对不起，声音有点惨。本队的和翻山越岭来听的朋友们，都挺客气，“来来来，喝酒喝酒。高高山上一头牛啊，尾巴长在屁股后头哇，四个蹄子分了八瓣啊，个鸡巴硬得赛了车轴哇，七巧七巧！五魁五魁！你喝！”

声音不好的原因是电压的问题。前数年电拉到山沟里，电压衰减到灯丝可以直视。但我坚信电的问题会好起来的，只不过现在我还要用我的四个一号电池的熊猫收音机了。后来县里有人跑来要买，我没有卖。幸亏他没买成，因为七十年代末，就有四个喇叭的手提收音机走私进来了，哐叽哐叽，震耳欲聋，八十年代提前进入我的七十年代啦。

度日如年中，我开始研究树木，判断它们中的谁是好的木料。我和别人各执长解锯的一端，破开树干，锯成板材。我开始打家具，实实在在在这里生活下去。

1976年，开始死人，周恩来，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四人帮”被抓，一路滑坡。毛泽东死时，我正在北京，毫无感觉，买些东西，准备回云南过日子。到了昆明，“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传来，市面震动，一路到景洪，都是如此。亦是无甚念头。到了队上，知青们都说，哈，你逃过去了。追悼会的时候，都到县上，不去不行。没办法，只好在会场自己昏倒，昏倒总要抬出去喽，抬到树荫下，好自在，后来多一半人昏倒，可怜大小干部不敢昏倒，站着听。

当晚备了酒，与昆明知青上海知青四川知青拿了吉他，进山到小水库边，裸体喝酒，弹吉他，扎到水里去，让小鱼咬鸡巴。女知青笑浪谑谑，同时嘴里总是有吃的。我从北京带来的种种，霎时消耗。明月当空，星尘灿烂，唯愿人长久，到老不白头。

当此时，心下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