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水期间，周文知道了红军，知道了共产党，并心向往之。他隐约觉得他的好友骆枕寒是一个可以帮他找到共产党的人，又远赴广州去找他。
在广州，周文找到了骆枕寒，但是没有找到共产党。没有工作，衣食无着，他们不得不再次返回南京。时局动荡，刘伯量愿意出钱送他回四川，母亲也来信要他返乡，但是周文都拒绝了。靠着刘伯量偶尔的接济，周文和骆枕寒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但做着极其壮丽的梦。他们互相温暖互相鼓励，读一些社会科学书刊，了解十月革命。这样激越又罗曼蒂克的生活过了几个月，依然难以为继。刘伯量再一次介绍他到安徽省教育厅任事务员，又过上了月薪五十元的小康生活。
安徽省教育厅秘书处有一个日本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是厅长的弟弟，叫叶元烁--就是日后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以群。许多年中，上过大学中文系的，大都读过他那本大名鼎鼎的高校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当时在编一本叫《安徽学生》的刊物，当他无意中发现周文那儿的一本禁书--苏联小说《一周间》时，他开始注意周文，并把他也调到秘书处一块儿编刊物。这份工作比较清闲，让周文有时间写那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周文的文学生涯由此发端，同时，他的革命生涯也由此发端--周文生平第一次遇见了一个活生生的共产党人。以群成了周文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这一点是那位乐善好施的国民政府林政司长刘伯量先生所始料不及的。
周文死后第十四年，1966年8月，"文革"高潮中，以群在上海跳楼自杀。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刘伯量这个人，在周文的文字中，多次出现过这个名字，周文在自传中这样说道："刘伯量是我的老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革命相当同情。我的亲戚--过去当副司令的那位，名贺次璜，我回成都后又和他往来，他对革命无所谓。文艺界如：老舍、马宗融、罗念生、谢文炳、刘盛亚、李劼人、陶雄、萧曼若、刘开渠、厉歌天、叶鼎彝等，都是自由主义的作家，对革命很同情，和我都很好，现在还在通信。"可以看出，在周文那里，"自由主义者"是一个还说得过去的褒义词。
周文这段话中提到的刘盛亚，是刘伯量的儿子，在南京期间，周文曾与他一起筹办文艺刊物。刘盛亚后来留学德国，纳粹上台，刘盛亚写过十多篇揭露纳粹的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反法西斯作家。抗战开始，刘盛亚毅然返国共赴国难，被聘为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1957年，与时任川大农学院院长的父亲一起，双双被划为右派。1960年，刘盛亚死于峨边沙坪劳改营。这一点，也是自由主义者的刘伯量们始料所不及的。
在安徽省教育厅，周文与以群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从他那里，周文读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还有苏联版的《党员初级读物》，也读他以笔名华蒂发表的许多作品。
周文在以群的鼓励下，开始在他主编的《皖江晚报》副刊《雀鸣》上发表作品。
周文完成了革命启蒙后，以群告诉他，自己是左联的。左联是革命文艺组织，鲁迅也在里面。他们成立了"安徽文艺研究会"，算作左联的一个部分。
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联组织部长以群和宣传部长丁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左联执委、组织部长，并进入党组，党组的另两位成员是林伯修和周扬。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和职业作家的双重生活。
那时候的革命者，没有工资，生活靠自己去挣，住房靠自己去租，苦难与危险靠自己去承担。这些都满足了周文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保证了他道德独立的自我期许。在漂泊的旅途上，他有时和那些底层的穷苦百姓一起挤在混乱肮脏的轮船上，火车里，会有一种融入劳苦大众的自豪感。也为他们的贫穷与不幸感到伤痛。这些，成为他创作的道德背景。
1933年4月，周文到左联数月之后，他的生活里进入一个女性，这是一个日本归侨的女儿，当时还在上海一个教会中学读书。这个女性就是多年之后我叫她"姥姥"的郑育之。
郑育之，1913年生于日本横滨，1919年归国。父亲是一家金业交易所会计科科长，在当年上海滩上，该算中等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这样人家的小姐，都醉心于革命文艺书刊。郑育之的人生嬗变，与一位当时著名的"左"倾女作家有关，那就是当时风靡一时的《莎菲女士日记》的作者丁玲。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一天，丁玲由一位地下党身份的老师请到郑育之班上讲课，这是少女郑育之第一次与丁玲相遇，从此，她与丁玲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情谊。
"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进入动荡年代，郑育之等几个向往革命的学生已经无心念书，她们希望找到共产党，数次努力未果，三个十几岁的丫头竟冒昧地给当时丁玲主编的刊物《北斗》写信，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两个月之后，当她们几乎失望的时候，丁玲委托以群给她们复了信。经过一段时间考验，接纳她们三个女生进入左联工作。
在一次秘密的组织生活会上，郑育之第一次与周文这个曾经天远地隔的川西青年相遇。
郑育之一边念书，一边为左联做一些工作。她当时已经是一名地下青年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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