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运动开展数月之后，中央决定3月底开始甄别工作。
马列学院因"三反"开展较晚，于是出现了周文报告递上不久，就进入运动后期。"老虎"的问题放下了，上面利用下面上报部分数据不够准确，开始追究"打虎人"。
"三反"甄别开始之后，"杨献珍便向刘少奇、安子文汇报了他个人的看法：他不相信刘元士是'老虎'。安子文等来重新审查，结果证明刘元士没有贪污行为，遂取消了扣给刘元士的'大老虎'的帽子。"（孙春山《无悔人生·杨献珍》）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方面并没有给出有力的甄别平反材料，也没有查出任何逼供、捏造罪名的事实。对此，学者朱鸿召诘问："如此严肃的组织行为，如此认真的内调外查，如此负责的政治态度，如此确凿的经济数据，为什么很快就被全部推翻了呢？甚至连刘元士自己本人已坦白承认的事实都置之不顾？"
这样，1952年5月以后，虽然马列学院开展的仍然叫"三反运动"，但内容已经转变为对周文的清算。
其后近两个月，周文陷入无休止的批判、检讨，再批判、再检讨却无法过关、无法解脱的屈辱与苦难之中。他甚至需要拿了检讨书，到一个一个学员班去念去征求意见……
在最后的时刻，他去找副院长陈伯达申诉。陈伯达的冷漠与偏向，给了周文最后一击。
早年失怙，母亲专断，婚姻不幸，周围世界又是那么残酷污秽，这些在周文性格中烙下了深深印记。他内心敏感却喜怒不形于色，连他那些写生死搏杀的文字也是冷峻克制的。不似许多五四以来的作家、诗人那般多情浪漫。在我读到的所有文字中，第一次见到他说自己哭了，并说到自己的痛苦已有两年之久。
6月29日晚，安子文在中组部亲自主持会议，马列学院党委会全体同志和各班班主任参加，对周文进行批判。会议从晚上7点开到次日凌晨5点，周文的检讨仍然没有获准通过。
周文是一个过于自尊的人，在这危难的时刻，在这绝境之中，他没有求助于将他调来北京的周恩来，也没有诉诸将他的报告转发全国的毛泽东。他宁愿自己独自承担这一切。
周文将母亲接来之后，努力竭尽人子之孝，每晚都要去母亲卧室请安，然后回自己房间，再工作到深夜。6月30日午后，也就是经历了通宵批判之后，周文从城里回到西郊的马列学院，他对母亲说，许多天没有睡好，今晚就不来了。母亲不知道，这是儿子最后的诀别。
周文回到房间，在外间桌子上放置一张字条，然后将卧室门闩插上了。
第二天午后，母亲来叫周文，叫了三次，都没有动静，老人捅破窗纸，从窗棂中看去，见他躺在床上，满嘴白沫，一动不动。母亲叫来人破门而入。此时周文已经死去。
外屋桌上，有周文放着的一张字条。笔耕一辈子的周文，最后留下两句非常朴素的话："我要好好睡睡，请不要叫醒我。"
当时常住城内全国妇联机关的郑育之赶回来，悲恸之中，对周文死因有疑。因为几天前她与周文分别前，周文还说起想通过丁玲、冯雪峰重返文坛。
马列学院迅速宣布周文为自杀。
数十年来，关于周文的死，在不同语境、不同政治气候下，一直有着不同的解说--自杀，病逝，药物过量，便是对那一份结论模糊的尸检报告，也有着不同解说。
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死因常常比死本身更为重要。
当"自杀"成为对一个人最后一击的锐器时，杨献珍们选择了"自杀"说。
当杨献珍们又成为毛泽东的政治对手时，毛泽东说："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
而郑育之和周文的大多亲属，多年以来一直坚持"药物过量"说。除了也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之外，"自杀"在中国的政治词典中的特殊含义以及紧接而来的严重后果，也许是重要原因。死，成为一种最后的不自由。
看了周文最后岁月的一些文字，我忽然觉得，他已经心死。
他是文弱的，又是刚烈的。他是坚韧的，又是脆弱的。如一团泥，烤着烤着，最后突然崩裂。
周文的一生，是一个艰苦卓绝自我奋斗的底层知识分子与一个严于律己无私无我的革命党人组合的宿命。他的前期，充满着追求光明，追求自由，追求有个人价值之人生的热情与意志。他的后期，在一个严峻的环境中，一直承担着沉重浩繁的事务工作，成为一架革命机器中超负荷运转的部件，并直接为当时铁的规律所左右。这种由自由知识分子向革命意识形态工作者的转换，是五四以后许多文化人的道路。
混浊社会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与革命有着天然的联系，被文学之光照耀着的周文，心怀对黑暗时代深恶痛绝的周文，走上社会革命道路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尽管他没有在文学写作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但就是那短短几年中的创作，也足以奠定他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之后，周文依然能以他的文字而存在的原因。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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