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略（三）

1967年，先生移居台北，而后始撰写其晚年巨著《朱子新学案》。先生于朱子学早已用心。抗战时期先生居四川大学，曾于病中读毕《朱子语类》一百三十卷，后又读《指月录》全部。“由于一气连续读完了朱子语类及指月录两书，对唐代禅宗终归宋明理学一演变，获有稍深之认识。”自新亚谢事以后，先生得以通读朱子文集百四十卷，后又读语类百三十卷，“皆随读随摘其要旨，粗加类别，凡得三千余条。”由此而作新学案。此书重在指出其思想学术与年转进处，尤“一本朱子原书称述朱子”，表达了先生“述古综六艺以尊朱”的学术归宿。先生亦由此书而被称为“今日朱子”与“新时代的新朱熹”。

全书首先详述朱子之理气论。首篇首段即曰：“朱子论宇宙万物本体，必兼言理气。然朱子言理气，乃谓其一体浑成而可两分言之，非谓是两体对立而合一言之也。”朱子云：“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故先生以为朱子之言自有其层次，言朱子主理气合一亦可，言其主理气二分亦可，“既不主专从虚处脱离事物求理，但亦不许专就实处，只就气上认理，不向上求。”虽言理先气后，理本气末，然理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无作用。即生出气，则管它不得，反成气强理弱。而就人而言，理为心之主宰，“有心便存得许多理”，故人贵在能以理拗过气来，“否则又何贵于天地之间而有人”。此后又有朱子论无极太极、阴阳、鬼神、仁、天人等内容，以再申朱子理气论中精微之意。其言曰：“朱子关于本体论形上学之大体结构有二：一曰理气论，一曰鬼神论。性即理一语承之伊川。单言气，则终似杂乱乱地；单言理，又嫌其呆板拘束静冷无生气。后人疑朱子论理气，有如死人骑活马。不知朱子在此方面另有一结构，采自横渠，即是其鬼神论。而尤以两在合一之语为最要。两在者，分为两而存在，乃至于无所在而不见其为两。如阴阳分为两，一气无不在，是两在也。鬼神亦分为两而在。但所谓两在，乃指其若可分为两言，非谓有此两在而将之合一也。朱子本体论形上学方面之最要精义，所以见为圆宏而细密者，其主要结构在此。理气两在，合一言之则曰理；阴阳两在，合一言之则曰阳；鬼神两在，合一言之则曰神。全部语类一百四十卷，开首即为理气上下两卷，又即次之以鬼神一卷，此三卷同属论宇宙本体形上学方面者，必会通合一观之，乃见朱子此方面之真意，其实亦是一种两在合一也。”以两在合一之意来说朱子之理气论而回应了长期以来对于朱子的一种指责，乃是先生对于朱子学之一贡献也。

在朱子之理气论之后，先生又阐述朱子之心性论。尤其指出“最能发挥心与理之异同分合及其相互间之密切关系者盖莫如朱子，故纵谓朱子之学彻头彻尾乃是一项圆密宏大之心学，亦无不可。”在理气论中已可见理气之一体两分，则心与性亦可谓是一体两分。性属理，心属气。“若心性分言，则亦可谓心即理；若心性合言，则只可说性即理，不复说心即理。”朱子谓心具是理，而不谓心即是理，谓性存于心，亦不谓心即是性。然自自然宇宙界言，则理气本是一体贯通，无气则理不存着处。自人言，则心与理亦一体贯通，非心则理亦无存着处。先生云：“心属气，不能不为气禀所拘，故必如孔子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乃可谓之心即理。”则学者必有门路节次讲明体察工夫，而后可以企及。故学者之工夫全在心上。先生以为，若言宇宙自然界则可谓都是一个理，言人世间则可谓都是一个心。则宋明理学皆可谓之心学，谓“性理之学正即是心学”，一切对性与理之认识与工夫，将全靠心，若抹去了心，将全无性理学可言。朱子亦云：“自古圣贤相传，只是理会一个心，心只是一个性，性只是有个仁义礼智，都无许多般样。见于事，自有许多般样”先生以为此语若之依之发挥则与象山阳明无异，各人关注之处皆是在此心。而朱子言及见于事则自有许多般样，此处方有分歧。由此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对朱陆理学心学之分别，有会通朱陆之意，而尤欲对儒学有一番新认识。

先生晚年著述甚多，包括：《湖上闲思录》（1950年）、《中国思想史》（1952年）、《中国思想通俗讲话》（1955年）、《人生十论》（1956年）、《双溪独语》（1981年）、《宋代理学三书随劄》（1983年）、《晚学盲言》（1987年）。尤其《晚学盲言》一书，乃是先生在八十高龄双目病盲后，由其夫人协助写成，以总述其“久存于心”的思想。这些著作虽未有意识构建一完整严密之体系，或以随感讲稿形式出现，或以注疏学案形式出现，然背后实有先生独有之思路与视角，隐约有一新儒学思想系统之浮现。若以为先生在此之前尚是以史家之身份行世，则先生此时之作为新儒家已无可疑。其生前最后一文乃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其中提出：“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此思想在先生后期文章中屡有提及，然并未给予其如此之地位。天人合一之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在传统文化中又有多大的地位，先生皆以为尚有待后人之阐发。此文尚未定稿先生便已去世，其时1990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