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略

关于钱穆先生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如汪学群所著的《钱穆学术思想评传》，对先生毕生之学术研究条分缕析、一一作评。此书把先生界定为史学家而非“新儒家”，认为“钱穆的史学是文化史学，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故此书将先生著作分为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及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史研究，并从中特别提出其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特点，作详尽说明。由于此书将先生身份定义为史学家，故将先生如《朱子新学案》等书归于学术思想史著作之列，而对于其如《晚学盲言》等书则归入文化著作。另外，钱穆先生的两位弟子余英时（其书《钱穆与中国文化》）、严耕望（其文《钱穆宾四先生与我》、《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亦基本持此观点。此一说在学界几成定论，只是由于先生治史学之路数尚有所不合于现代史学之规范而或以意义含糊之“国学大师”名之。另一种则把先生视为新儒家。这一看法在大陆学界几乎是由罗义俊坚持，在海外唐门、牟门弟子亦表示赞同。在《现代新儒家学案》等书中，罗义俊皆撰文指出先生乃是“兼治四部，儒史并进”，“虽可按哲学、史学与文化思想等分解言之，究其总体，则仍是中国传统的浑然一体的儒学，其宗旨在重建一个道，重立一个心，‘是要合天人内外为一个大本体’，重建中国‘以往最高领导全体人生的思想大传统’”。故其研究尤重于先生在1949年之后的著作，上面所提及之《晚学盲言》等书皆被视为先生新儒学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当我们要开始一个关于钱穆先生之为新儒家的话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应对的是上面的第一种说法，即新儒家与史学家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说法是认为钱穆先生之不为新儒家乃是因为先生“一任‘返本’的心路中并不存在悲剧式的‘开新’的跌宕”（黄克剑、林少敏，《当代新儒家八大家编纂旨趣》），那么我们又必须界定新儒家之“新”到底是怎样意义上的新。这些都是极大的话题，而在这里似乎我们可以把这样的问题归结于学术谱系的追述。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任何一种对于学问谱系的追述都在于追述者的选择，那么，谁在这个谱系之中，而谁又在这个谱系之外，追述者表达的是他对于这种学问形态的理解。所以，当我们对于这个谱系的构成达成了某种共识的时候，我们也就达成了对于“新儒家”一词含义的共识。对上面这些问题的清理或许是一个学术史研究的工作，却似乎无助于我们解答我们在此时此刻需要解答的问题。现在我们之把这样一些人纳入新儒家的谱系，乃是因为当我们力图在新的生活情境下发起对于儒家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有一些人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努力。而在这个意义上，钱穆先生的确是在谱系之中的。

钱穆，原名思荣。1912年改今名，字宾四，1895年生于江苏无锡。先祖父鞠如公留有手钞五经，长于音韵。又留有圈点批注之史记一部。先生之爱读史记即由此书启之。其父承沛，幼年苦读，然屡试不中。有《岳武穆班师赋》，先生自幼喜诵，自谓“余自幼即知民族观念，又特重忠义，盖渊源于此。”先生七岁入私塾，十岁入新式小学。师伯圭先生告之曰如三国演义之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说便是中国历史从一开始即走错了道路。此语对先生影响极大。先生后言“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中。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面提耳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余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记，全属此一问题。”先生存心于文化困境之解决，而博闻强识，新旧兼学。若满足于对先生之学术生涯作一粗略描述，则可见：在先生进入北大以前，虽“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然治学方法基本合于新学术之要义，而为新学术诸君所欣赏；至先生入北大以后，其与新学术之分歧日益明显，尤以《国史大纲》为标志，乃先生新儒学史学之建立；1949年先生赴港以后，先生之学问系统趋于圆熟，且用力于儒家义理之发挥，逐渐形成其会通史学与心学之新儒学思想。

（一）实证主义的新史学时期（1912—1930年）

先生之正式学历仅至中学，因罢课事件肄业。十八岁时便作为乡村小学教员而开始自学生涯。此一时期，由于传统学术中仅历史之名尚存于现代学术分科之中，历史学成为显学，史学界新说频出，这样一些变动对于中国现代新学术的建立有重要意义，亦是钱穆先生在学术研究中所必须因应的对象。1923年，顾颉刚之古史辨之说方起，其于《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提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古史辨学派对于中国学术思想之影响殊为复杂，虽看似是对历史材料的辨别，实改变了整个传统“国史”的概念。同年北大《国学季刊》创刊，胡适在发刊宣言中提出：“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材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然传统学术是否可以归结于以上的方法，却似乎未必如此。此即使胡适同人亦有所不满。到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所长傅斯年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指责传统史学是“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要求“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此说通过傅斯年在史语所的大力倡导而成为日后之正统新学术。

先生此时虽“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其为学之方却有“预流”之意。其《先秦诸子系年》便重在考据，而特为顾颉刚欣赏，被推荐至中山大学任教，未赴。1930年先生著〈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根据汉书儒林传疏理史实，指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说刘歆伪造古文经不通之二十八处，在当时轰动一时，各大学主康说之经学课即在秋后停开，先生从此而为主流学术界认可。又经顾颉刚推荐而应聘北上，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