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论略（二）

（二）新儒学的新史学时期（1930—1949年）

先生虽由此而进入新学界，然终究有貌合神离之意。尤先生以考据闻名，人皆疑喜治乾嘉学，然先生自知“本好宋明理学家言，而不喜清代乾嘉诸儒之为学”，故深感无可奈何。后至北京大学，先生因与梁启超意见相左而开设近三百年学术史一课程并自编讲义，针对梁启超之所谓清学皆来自对理学之反动一说，先生开篇则曰：“治近代学术者当自何始？曰：必始于宋。”此书于明末以降学术发展中梳理出宋学之潜流，提出了经世明道之宋学精神。尤其指出“学问之事不尽于训诂考释，则所谓汉学方法者亦惟治学之一端，不足以尽学问之全体也”。

1936年，先生有《略论治史方法》一文，其中于考据方法并未多言，而更强调史学的文化含义。“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此文对将史学自然科学化与社会科学化的两种倾向提出了批评，并由此提出建立新史学的主张：“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其以往之进程与动向。”同时，此文已区分了“历史事实”与“历史知识，认为”一往不变者，乃历史之事实。与时俱新者，则历史之知识”。因此，“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侪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连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因此，在这里，历史学不仅仅是史料学。历史知识之发生必是在现时的召唤之下，是现实使历史资料成为了历史知识。我们如何叙述历史，也就决定了我们如何应对现实。因此，可以说历史学即是文化学。

至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令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1938年，先生将其讲义编为《国史大纲》一书。而其卷首近两万字之引论更是一篇必读之“大文章”（陈寅恪语）。研究者罗义俊以之为“一篇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论文”，认为“它不仅从理论上概括了全书对中国历史编纂与解释体系，更是直接表述了其史学与历史文化哲学思想”。在此引论中，先生开篇即要求“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 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 所谓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 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展。）

在这里，先生对当时主流学界所持有之观念一一辨别，而提出了自己之新史学主张。简言之，历史必然是关乎整个民族文化之进程，而于其中每个人皆为切身之体会与当下的承担，正是如此，史学才有了“究天人之际”的可能。此书在对历史往迹的清理中，还提出了若干当代新儒家所共同持有的重要观念，尤其从“历史文化生命”观念进而提出“更生之变”的思想，即“非徒于外面为涂饰模拟，矫揉造作之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由此而强调民族国家的前途不是须待外求，而“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生机”。此意后被先生概括为文化自救思想。其中还认为孔子之“仁”是“根于天性”，“实切合于将来中国抟成一和平的大一统的国家，以绵延其悠久的文化之国民性。”《国史大纲》贞守儒家人禽、义利、夷夏之辨，接扬了春秋传统，在以哲学思想为进路的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外异军突起，以史学为进路拓展了新儒家，建立了独树一帜的新儒家史学。

（三）新史学的新儒学时期（1949—1990年）

1949年春，先生与唐君毅共赴香港，10月创办亚洲文商学院，次年3月，改组为新亚书院，任院长，并定中庸中“诚明”二字为校训。由于先生所重乃是在“历史精神”，尤其以儒家思想为中国历史精神之核心，故先生此时着力于阐扬儒家义理，而形成了自己独有之新儒学思想。1960年1月，先生应邀赴美国耶鲁大学讲学，其时撰成《论语新解》，力图“用今代之语言观念阐释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遗训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悦而解。”尤其此书欲普及儒家之义理，“旨取通俗，求其一部人人可读之注，体求简要，辞取明净，乃不得不摆脱旧注格局，务以直明论语本义为主。”先生早年第一本著作乃《论语文解》，至数十年后先生又著书以称述孔子思想，则先生一生之关注所在，终于论语一书“廻留不能去云”。先生尤以“心”之概念来阅读论语，认为“孔子之教，多直指人心”。如对仁一词，先生以为：“仁即人群相处之大道，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然人道必本于人心，故孟子又曰：‘仁，人心也。”本于此心而有此道。此心修养成德，所指极深极广。由最先之心言，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发于人心，乃有人道，而此心实为人性所固有。”并以为“人道相处，义属平等，理贵相通，其主要枢机，在己之一心。”然此一心并非一己之私心亦非当下便是一颗道心：“自志学而立而不惑，皆下学，自此以往，则上达矣。知天命故不怨天，耳顺故不尤人。此心上达天理，故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而知我者惟天。”先生以心学为对儒学之基本判断，则其心学系统此时已基本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