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1946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

作者简介

杨奎松：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1953年生于北京，籍贯重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现代史，主攻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对外关系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及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著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40万字。《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45万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36万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35万字。《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24万字。《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37万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约40万字，个人完成18万字。《中山先生与俄国》，台北中山基金会2001年版，约20万字，个人完成12万字。

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国共两党在东北四平街进行的大规模会战，是国共两党抗战结束后军事较量的第一个重大回合。这场较量的结果，中共 以损失上万人的代价，被迫弃守四平街和本想立为自己“首都”的东北重镇长春市，仓促跨过松花江，撤至北满，且一度做好了被敌穷追时弃守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等 大城市，退往农村的打算。不想，蒋介石6月6日一纸休战令，使中共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并得以割据北满。很快，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就东山再起，转入攻势，不仅国共在东北胜负易手，而且直接影响了此后整个国共内战的结局。

1999年，当年亲赴东北督战身为副总参谋长随后即就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先生，发表长篇文章探讨四平之战对国共军事前途之重大影响，详细讨论和批评了蒋介石不听其父之言，穷寇不追，以致养虎贻患，丢掉东北且殃及整个大陆沦陷的责任，引起相当反响。然 遍寻该文，仅见引述其父多年后之回忆，未见当时之进言。再查台北国史馆所存蒋档，亦只见其父5月21日之条陈，其中固有对共军“倘能一鼓扫荡，不难根绝” 的乐观估计，但内中却明言：“欲消灭东北共匪，解决东北问题，必须另筹有效办法，下最大决心集国家全力，在最短期间谋彻底解决”。所谓另筹有效办法，一是 收编伪军；一是扩充军官总队；一是恢复军工生产，最后才是用军事办法扫荡北满。至于军事进剿，则还是要增兵后方可实行。即“为争取时机消灭共党退据北满之 武力，似宜增调精锐国军三军，加强进攻力量，并确保南满收复地区之安全”。换言之，不仅蒋介石，就是白崇禧当时亦担心东北兵力不足，害怕部队急追过江不仅 达不到歼敌目的，反而使南满不保。

今天，围绕着当年的这场四平之战，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的争论。对此，我们必须历史地看问题。所谓历史地看问题，就是要深入到当时国共两党领导人 决策的特定环境之中去了解，是哪些情况左右了他们当时的形势判断。很显然，无论是毛泽东冒险守四平，还是蒋介石不敢挥师北上乘胜追击，都是受到他们当时所 了解的敌我兵力状况和纷至沓来的种种情报影响所决定的。同时，他们的决定，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国共两党内部多数人的判断和心理，并非二人独断专行的结果。 不努力把自己放到那些导致他们做出冒险或是不冒险的政治军事决策的特定环境和相关信息中去，站在后来人的角度去讨论他们当时理当这样，或理当那样，会有失 公允与客观。本文即试图在充分占有和比较国共两方史料的基础上，对国共两党四平之战经过及其蒋介石、毛泽东决策的复杂背景，再做深入的解说。

四平之战的前因

抗战胜利时的形势，是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军事力量还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西南地区，而中共的武装力量却与日本长期占领的东北地区近在咫尺。鉴于苏联出兵 东北，东北又是日本经营多年的重工业基地，蒋介石生怕中共会捷足先登，进入东北，背靠苏联，并夺取东北的重工业，因此不惜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以允许外蒙古 独立和租借旅顺港等重大妥协，来换取苏联政府承诺一切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 确规定苏军占据东北期间只能由国民政府派代表设立行政机构，由国民政府派出之军事代表团与苏军总司令部保持联系。 东北主权因此锁定当由苏军交予国民党政府派人派兵接收。蒋介石随后即指示在长春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特派熊式辉为主任，并将东北三省重划为九省，同时设置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以蒋经国为特派员。10月初，行营及特派员公署同时进驻长春，开始交涉接收事宜。

但是，自苏联占据东北后，中共武装由于得到苏军的同情，也开始进入东北地区。特别是美军9月在华北登陆，并出动军舰运送国民党军前往东北，使苏军怀 疑美国有染指东北企图，改取了暗中扶助中共武装控制东北，以抵制美蒋的策略，更促成中共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里，抽调了十万兵力数路并进开赴东北，并雄心 勃勃地提出了“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的强硬主张，以致开进东北的国民党军遭遇到中共军队的武力拦截。

眼看苏军变卦，且开始撤退，东北有落入中共之手的危险，蒋介石迅速采取了断然措施，将东北行营等撤回到关内，宣布放弃接收东北主权。国民政府以苏军 违背条约，支持中共武装为由，拒绝接收东北，并求助于美国，造成了严重的外交事件，使苏方一时十分被动。11月18日，即长春行营撤至关内第二天，莫斯科 即做出反应，宣布延缓撤兵，进而开始强行驱逐进入大城市的中共武装，以显示自己在外交上并未违约，仍将会把东北交予国民政府。 两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接受苏方的解释，表示在苏军对国民政府军之运输及行政接收提供协助和便利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同意苏军延期一个月撤兵。

随后，东北行营虽然转而跟随军队行动，没有再回长春，但双方商定苏军延至1946年2月1日自东北撤退完毕。与此同时，一方面国民党军由山海关沿北 宁线强行北上，一路打到锦州、锦西，并于12月下旬进一步攻占了北镇、黑山、义县、阜新等地，进而在1946年1月上旬转而占领了热河的北票、朝阳、叶柏 寿、建平、凌源等地；一方面国民政府开始在苏军协助下先后接收了长春、沈阳、哈尔滨，以及辽北（含四平）、松江（含牡丹江）和嫩江（含齐齐哈尔）等省的行 政权。不过，它与苏联方面的矛盾仍未解决，东北问题危机依旧。因为依据1945年2月苏联与美、英在雅尔塔达成的妥协，莫斯科相信中国东北应当属于苏联的 势力范围，而长城以内则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严格地恪守着不进入美国势力范围的政策，同时也明确坚持不能让一个美国兵到中国的东北来。 但国民党政府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亲美反苏的态度。

在迫于外交压力而对国民政府做出让步之后，莫斯科改取与国民政府合作的政策来阻止美国人进入东北。其策略是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与中国合办东北工矿企 业，以此来限制除苏联以外的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对此，蒋介石自然不以为然，他除了不能承认苏联将东北之日满工矿企业视为苏军战利品外，更担心这种合作会 便利苏联暗中援助中共。因此，他不仅坚持必须苏军撤离后再谈具体合作方案，而且有意将苏方要求通报给美国人，让美国政府出面反对。 他显然没有考虑到，此举会进一步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反感，并加深其对国民党政权的敌视态度。 再加上1946年2月美英舆论单方面公开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国民党又乘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这就更加坐实了苏方的判断。随着苏军撤退日期到来，无法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莫斯科，转而重新支持中共在东北开打，遂成为一种必然。

国共在东北大打，还缘于蒋介石对中共在东北地位的拒不承认态度。由于有关内接收的经验， 蒋介石自始即坚持用中苏外交条约限制中共进入东北擅自接收。即使在中共武装大规模进入东北之后，蒋亦坚持视为非法行为，拒不承认其合法地位，生怕被苏军利用来将东北交予中共。 1945年11月中共武装在山海关一线以武力拒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失利后，蒋介石更加不把进入东北的中共放在眼里。12月底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前来中 国调处国共关系，蒋成功地促使其同意在停战协定草案中写明：“在中国本部及满洲境内一切军队调动，皆须停止；中华民国国军，为重行建立在满洲主权而开入满 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当系例外。” 对此，中共代表周恩来曾力争东北不应例外，最终碍于中苏协定的规定和美国调处的压力，做出了让步，承认有关停止军事调动的规定，“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 结果，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签订，国民党军有了在东北自由调动军队，接收主权的权利，中共军事力量在东北的存在和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毫未提及，蒋介石否认中共在东北武装和地位就显得更加理直气壮了。

停战令刚一生效，蒋介石就明令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准备作战。一个月后，鉴于苏军撤退在即，他更要求东北行营主任委员熊式辉和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全力接收东北各战略要点，称：凡要点有苏军者应力予接收；无苏军者可能占领则占领之，总之要努力防止东北成为“第二华北”。在这里，蒋介石准备武力驱除在东北的中共武装的决心已显露无遗。

一方面国民党根本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其精锐部队陆续开入东北，不惜用武力解决中共武装，另一方面中共1946年初在东北的兵力数量大大超过国民 党军进入东北的兵力数量，所占地区亦远较后者为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冲突已不可免。恰在这时，苏方对国民党政府拖延经济合作谈判，复又 鼓动反苏游行产生严重恶感，决心藉撤军之机，推动中共将其撤退之地尽行接收和占领，并明确表示援助中共，这自然就导致了国共两军非要在东北展开一场大规模 的军事较量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