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胡适历程的曲直（二）

余氏另一个要澄清的疑点是“胡适与哲学的关系”，因为金岳霖曾批评过胡适的哲学修养。余氏基本上同意金岳霖所认为，胡适“不能算是专业哲学家”，但强调“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此一澄清，反倒令人有点迷糊。胡适先后在康乃尔、哥伦比亚大学读的是哲学系，拿的是以哲学为专业的学位，又拜哲学大家杜威为师（不过，专门研究杜威逻辑理论的吴森发现，胡适与杜威实“有师而无承”，甚至对乃师学说严重误解），回北大又教哲学，其结果不能获致哲学之专业，而只取得一点基本训练，不免再启他的学位并不那么顺利的疑窦。不过，本书作者绝不是要贬低胡适的哲学修养只是“基本训练”，实欲褒之，所以借重哲学权威罗素的话来说：胡适“对西方哲学的精熟好像是一个欧洲人，英文写作之佳则和多数美国的教授没有分别，至于翻译古代中国文本的精确可靠，我想任何外国人都很难赶得上”。罗素乃二十世纪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他有时言过其实，甚至无中生有，赵元任早就领教过了。罗素自传有云，他曾示赵元任一文曰：“今日动乱之故”，语言学家赵元任立即回答说：“我想今日动乱之故乃过去之赵氏也”，用赵氏的英文拼音开玩笑，但是赵元任看到后，特别写文章说明没有这回事，显然是罗素一时兴起的神来之笔。然则，罗素的赞美也不能完全引为依据。再说，胡适若果然精熟西方哲学如欧洲人，则其哲学素养又何止于“合格”或一点“基本训练”而已？“基本”与“精熟”之间的差距应该是很大的。罗素赞美胡适英文写作之佳，可能是在开大多数美国教授的玩笑，因为罗素向来瞧不起美国文化。至于说，胡适翻译古代中国文本之精确，罗素既然不通汉文，如何知之？不过是想当然耳罢了。事实上，胡适的学问虽涉及哲学、文学、史学，但以严格的标准而言，都不甚“精熟”，他最在行、兴趣最浓的还是考据，这正是胡适在学术上博而不精的特色。胡适一生“外务”太多，也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治学；刻意求其学术上的专精，反而把这位历史人物看小了。

在胡适既广且多的“外务”之中，余氏书中着墨较多而又值得评论的有二事。其一关于胡适战时驻美的贡献，本书对其推动美、日交恶，“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备至赞扬。日本侵华，中国的遭遇颇得美国的同情，胡适辩才无碍，到处演讲，并得到罗斯福总统的礼遇，自有其宣传的效果，他的大量荣誉博士学位即于此时获得。但是如果照余氏所说，胡适能改变美国的政策，把美国带入太平洋战争，显与史实不符。胡适最敬仰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于欧战后周游美国大陆，苦口婆心，舌敝唇焦，犹不能改变美国拒绝国联与和约的政策，何况是外国人如胡适者。美国自欧战结束后，孤立主义弥漫一时；罗斯福总统虽非孤立主义者，然于经济大恐慌爆发后上任，仍不得不俯从孤立主义之民意，不敢卷入战争，故于德、意、日之侵略行为虽谴责、防堵有之，却雅不愿激起战争。胡适的宣传引起美国人的共鸣是一回事，美国人因而愿意帮中国打日本鬼子又是另一回事。事实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才不得不进入太平洋战争；包括胡适在内的一切“宣导”犹如蜉蝣撼动不了那棵孤立主义的大树，珍珠港的炸弹才撼动了大树；大树撼动了，总不能说是蜉蝣之功吧。余氏说：“无论如何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与胡氏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显然言过其实。日本终止和谈的通知书，迟至炸弹已在珍珠港爆炸后才收到，而日本的谈判代表仍在华府，所以美日最后谈判绝不可能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就破裂。至于“认为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因为罗斯福受了胡适的影响”，何止于“过于夸张”而已。日本为什么偷袭珍珠港，论者已多，毋庸在此赘言，最根本的原因之一乃是美国坚持“九一八”事变后不承认满洲现状改变之政策，并坚持要求日本回到“九一八”以前的中国现状，所以只能说，日本偷袭珍珠港与中国而非胡适有关。事实上，胡适无力导致美日的公开决裂，诚如张忠栋的研究所示：“格于美国的形势，胡适在有关中立法、借款、禁运、合作等主要任务上，成绩都很有限，甚至根本交了白卷”。可惜本书作者未能参阅前人（张忠栋已成古人）的研究。

其二关于雷震案。余氏于此书中，长篇引用了胡适日记所记与蒋介石“交锋”的一段。此段日记早已有人引证而公诸于世余氏的解读更能体现出胡适的义正辞严，以及蒋介石的“套人情”、“不讲原则”的独裁者性格，以至于对胡适之“无奈”颇多同情与好感：

他对想组织反对党者的实际建议和劝告，他对蒋的“雅量”的期待，今天看来，都不免太过于一厢情愿，他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是正在这种地方，他那带有中国情味的自由主义也展现了一缕值得回味的“落日余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