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胡适历程的曲直（三）

不过，带有中国情味的自由主义者，包括殷海光在内，并不如余氏之谅解胡适。他们不满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带头人，却在压力下退却，对雷案的态度与行动都不够明朗与坚定，对胡适不愿或不敢去探雷震之监，尤致不满。诗人周弃子的《忆雷儆寰》长句就是明忆雷震，暗讽胡适：

无凭北海知刘备，不死书生惜褚渊；

铜像当年姑漫语，铁窗今日是凋年；

途穷未必官能弃，棋败何曾卒向前？

我论时贤忘美刺，直将本事入诗篇。

诗人感叹雷震一意崇拜胡适，未必如北海孔融之知刘备，复将胡适比作美貌而稳重的褚渊，《南史》有言：“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彦回生”，彦回即褚渊，当时之世人颇以名节讥之。胡适于一九五二年年底首度自美返台，在《自由中国》半月刊三周年庆的酒会上当众宣称：台湾人民应该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雷震立铜像；雷案发生后，胡适自美返台，当晚向记者说：“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胡适曾于一九五一年因《自由中国》的一篇社论闯了祸，遭遇到国民党政府的干扰与监视，坚决辞去《自由中国》半月刊的名义发行人，以示抗议；然而雷震冤案发生了，比“干扰”与“监控”更严重的军法审判开审了，十年重刑判决了，却未见胡适以辞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表示抗议；亦使前次之抗议有为了避祸而脱身“闲差”之嫌（殊不知他的“名义发行人”此一闲差，不仅可以鼓舞提倡言论自由者的士气，而且多少可以提供一点“保护伞”的作用）。能辞“闲差”而不能辞尊荣的院长“高位”，诗人说“途穷未必官能弃”言之固重，却令人感慨无限。胡适尝言，犹如过河卒子，惟有拼命向前；然而，他虽鼓励别人拼命向前组党，而自己绝不做党魁，事到临头，亦未拼命向前，连探监的一步，都跨不出去。诗人评述本事的秉笔直书，史家应于心有愧啊。

日记无疑是绝佳之史料，胡适这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留下如此大量的日记，诚研究者之福，因日记是一私密的空间，尽可真情道白，无所掩饰讳言。然而胡适成名既早，一开始就视日记为迟早将公诸于世的作品，故写得冠冕堂皇，于紧要处则隐隐约约，甚至用框框叉叉掩盖人名或事实，即使儿女私情，如一九三八年胡适与RobertaLowitz那段“短暂的感情”，亦必须要劳余氏排比、爬疏而后显露；不过，胡适与这位洋小姐兼未来师母的“恋情”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仍然语焉未详。余氏的判断：“胡适并没有什么‘一见倾心’的经验，也没有主动地去接近她”、“胡适即使不任大使，也会很快结束它”，乃出于爱护胡适的善意猜测与解读，可惜真相由于胡适日记的欲盖而弥不彰。所以，就胡适日记的“质”而言，比诸近年“出土”的《郭嵩焘日记》或《吴宓日记》未免逊色，至少后两位生前并没有出版自己日记的计划、甚至想法，所以想掩盖的事情较少。因而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有其一定的限制，甚至可以说：日记里的胡适是胡适要我们知道的胡适，“胡适历程”之全貌，尚需由其他资料来补充。

余氏此书中的旧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乃为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写之序；序中颇遗憾此谱“几乎完全没有触及任何未刊的日记材料”，但理解“颂平先生‘是不能也，非不为也’”。二十年后余氏虽得见胡适日记之全部，然而二十年前所论之“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既不必大修，也无须小修，甚至一字不易重新出炉，读者也许会感到疑惑：不知大量未刊日记对评论中国近代史上的胡适无足轻重呢？还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呢？

作者于旧文新刊之际既不曾修订，因而若干误谬不实之处，也就留下未改。例如：“冯桂芬和郑观应所谓‘西学’完全是指科学与技术而言，张之洞的‘西学’则同时包括了‘西艺’和‘西政’”。冯桂芬和郑观应的代表作分别是《校邠庐抗议》与《盛世危言》；两书都谈到一些技术，并无科学，倒有不少“西政”：冯桂芬提到美国的“大统领”（总统）与“小统领”（州长）之制，郑观应讨论到的开议院当然是“西政”，除了“西政”之外，还有更多的“商政”如贸易、保险业等等。至于说：胡适“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对于今天许多迷失在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中的人而言，胡适不失为一个比较健全的榜样”。说这样的话，难道是要求大家不要深入西学，应该因噎废食？同时也可以看出，胡适的缺点在余氏的笔下可以成为优点，甚至是“健全的榜样”。套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要我们从何说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