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祖：胡适历程的曲直

摘自《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余英时著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时光不断淡化人们的记忆，当年名满天下的胡适博士，在今日一般人的心目中已逐渐模糊；不过，文史学者研究胡适的兴趣，尚未见中衰，书商出版有关胡适的资料，热忱犹高。海峡两岸先后编印胡适日记全编或全集，足以为证。

研究胡适的论文与专书，数量之多，诚为近现代学人中所罕见。余英时先生的“重寻胡适历程”以及“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顾其题目思其义，乃是对胡适生平与思想做出新的评估，并提出在学术研究上的全新见解，亦必然是读者的期待。展卷之后，才发现“重寻”的“胡适历程”并不很完整；“再认识”的“胡适生平与思想”也不全面。事实上，这本“专书”，主要是由三篇序文、外加三篇短文所组合而成的文集，但并没有组合这些不同时候、不同场合所写文字的导论。除了第一篇序文为《胡适日记全集》而写，是新作品之外，其余都是旧作，特别是篇幅较长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不仅是二十一年前的旧作，而且单行本问世已久。买书的朋友新旧一起买进，固然值得；只是二十年以上的旧文似乎难以与“重寻”或“再认识”的题旨相称。

此书中的新内容是“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意在根据胡适的日记来“澄清”胡适一生中各个时期的若干“疑点”。所谓疑点，就是胡适一生中值得质疑之处、可议之处；而余氏的澄清，即要消弭这些疑点，虽自称“没有为他‘辨冤白谤’的意思”，但是若果能“澄清事实”，就有“辨冤白谤”的效果。胡适考证《水经注》终生不懈，岂非就是为了澄清事实，以达到辨冤白谤的目的吗？不过，事实往往并不那么容易澄清。

余氏澄清事实的主要依据就是胡适的日记，根据胡适日记所载来纠正一些有意或无意的误传与谬误，当然有其正面的意义；不过，胡适日记的权威性也不能说百分百。除了日记常因事后追记、补记而失真外，胡适由于成名甚早，而又爱惜羽毛，他的日记明摆着是要公诸于世，给别人看的，不免因谨言慎写而掩遮真相。换言之，胡适的日记并不全是胡适的私密空间，像他与何炳棣在纽约闲聊时所说的“陈寅恪就是记性好”、“雷海宗就是笨一点”、“马寅初每天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等“真情表白”全无掩饰的话，在胡适日记里是找不到的。

本书作者极力要澄清的几件事，特别值得提出来讨论。首先余氏旧事重提，颇责备唐德刚对胡适获得博士学位过程之质疑，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全无问题，除了因‘论文缓交’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12页），也就是夏志清所说的，只是“手续未完”而已。其实，胡适在一九二七年获得博士学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唐德刚亦如是说；问题出在从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的十年之间，胡适并未拥有博士学位，就自称博士，并将博士头衔印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封面的右下方（不过后来各种版本的封面已不见了“胡适博士著”字样）。大力捧胡而又出版《犹大之吻》来痛骂唐德刚的苏雪林，也承认她当年上胡适课时，胡适用的就是印有“胡适博士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不过，她引胡适的话说：“我向来不喜以学位的头衔炫人，这‘胡适博士著’数语，是出版商弄的花样。”所谓不喜炫耀学位，乃表示有学位而不炫耀而已，至于出版商又如何能擅自弄此花样？如苏雪林所引不误，反而显示胡适的不诚实。当年北大并没有非博士不能当教授的规定，若非胡适尚未取得学位时已自称博士，就不会有识者所谓“老胡冒充博士”的反应，朱经农也没必要在一九一九年的信里提醒胡适，并希望他赶快将论文印出，以释群疑。胡适在如此压力下，并没有尽快将论文印出，取得博士学位，却等待了十年之久，当然可疑。余氏的解释是：胡适于一九一七年回国后，“立即卷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学革命’”；换言之，胡适无暇去印论文、拿学位。然而，如果学位考试在一九一七年就已通过，论文既不需要大修或小修，但须交给书商印书，则所谓“没有时间”或“没有念头”（在朋友们质疑下念头应该很强），就难成理由；剩下的理由没钱印论文，恐怕也难以成立，其中必有蹊跷。唐德刚曾告知笔者，胡适博士论文未于一九一七年通过的档案资料仍存哥伦比亚大学，他曾取阅过，也曾当面与胡适谈过；不过，现在这些档案非经家属同意，不再能够调阅。再说，即使“论文缓交”是惟一原因，论文乃完成学位之所必需，那十年间胡适最多只是“博士候选人”，就自称博士获得者，当然会衍生出“诚实”问题。这些“小事”，虽系“白璧之瑕”，也许不足深论；然而余氏重新提出，就不得不论，自有助于对胡适及其性格的理解。无独有偶，《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序有言：“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秉有汉学的遗传性”，蔡氏固不明胡氏的底细，而胡适明知而照登在书前，直到后来有了“安全感”后，才说原非出自汉学世家的绩溪胡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