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同盟：从兴起到衰亡（三）

第二节：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

从中苏条约签订到1958年，中苏关系一直是友好和密切的。两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合作。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一度弥合了双方在历史上的误解和分歧。特别是斯大林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开始有意地改变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一些做法。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期间，中苏签署了七个重要文件，其中包括苏军从旅顺口的海军基地撤退，并于1955年5月31日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以及将1950年和1951年创办的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交给中国。赫鲁晓夫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还就国际形势问题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这对于消除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的疑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相当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

推动中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帮助和支持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渡过了政治难关。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利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迫使苏共中央承认，它以往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党际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10月30日，在与中共代表团会谈后，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第二天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至此，至少在表面上，苏共中央接受了中共领导人一贯倡导的国与国、党与党之间必须平等相处、互相尊重的原则。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这是保持两国、两党关系健康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正是在双边关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有关国际形势的判断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中苏两国领导人能够不断消除分歧，并起码能在形式上达成一定的共识，从而为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双方的国内形势也为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当时正迫切需要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而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逝世后一直急于稳定国内政局和巩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主要是经过中共和苏共的共同努力，会议基本达到了增强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和扭转波兰匈牙利事件后的形势的目的。会议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中苏关系也因此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如何评价斯大林：分歧的肇端。

即使在上述中苏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双方已经在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理论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最初的一个重大分歧是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在世时所犯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由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和威望，苏共对斯大林的否定和批判不可避免地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巨大的震动。

在苏共召开二十大之前，苏方已经向中国方面暗示了他们将就斯大林问题作出评价。二十大期间，苏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中共代表团成员未就此表示任何态度。3月3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直接向毛泽东通报苏共二十大的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在历数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后，明确向尤金指出，即使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是局部的。中共八大期间，刘少奇也明确告诉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中共中央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亲自审改的文章，第一次公开阐明了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与苏共中央的分歧。此后毛泽东在党内多次阐述了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的观点。

波兰、匈牙利事件进一步加深了中苏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严厉批评了赫鲁晓夫和东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说他们不仅丢掉了“斯大林这这把刀子”，而且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他第一次批评苏共二十大的错误不仅在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在于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性。此后不久，毛泽东又在一次中共高层会议上谴责苏共“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和毛泽东几次修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突出地强调了十月革命经验的普遍性，并明确提出在反对教条主义时，必须注意反对修正主义。根据当时参与起草文章的人的回忆，毛泽东这时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思潮在泛滥”。

赫鲁晓夫当然不会接受中共中央的批评，但面临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冲击和苏共党内的压力，他不得不作出一些策略性的姿态，在中共领导人访苏期间，适当调整了评价斯大林的调门。但是在涉及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方面，苏联领导人不可能接受中共中央的观点和立场。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讨论起草莫斯科宣言的过程中，在评价苏共二十大、和平过渡等等问题上，苏共中央坚持其立场和观点，以致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同意，在宣言中写进苏共的观点。显然莫斯科会议只是暂时掩盖了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出现的分歧。

到1958年春夏之交，随着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事件、中印边界冲突、核武器合作、赫鲁晓夫1959年10月访华等一系列层出不穷的事件的发生及其与中国国内政治的相互影响，中苏关系开始全面逆转。

三，国防科技领域的分歧。

50年代中期关于中苏关于国防政策的分歧，主要是集中在中国的国防政策方面，具体地说就是苏联是否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其他一些高技术武器。这一分歧的出现同当时中国与美国全面和紧张的对抗有直接的关系。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后，中国与美国一直处于紧张的对抗状态。在整个1950年代，中国曾经三次面临美国的核威胁。在整个50年代，中国曾经三次面临美国直接和赤裸裸的核威胁。第一次是在朝鲜战争后期，中国领导人曾经因此命令在大城市准备防空洞，并计划迁移在沿海地区的工厂。其他两次核威胁发生在1954/55年和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期间。正是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产生了迅速获得核武器的迫切愿望，建立有限的核打击力量成为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解放军“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因此，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将积极防御战略同发展核武器联系在一起。中国领导人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决定大批裁军，以便集中财力发展先进武器，其中包括发展核武器。根据当时的条件，中国要迅速取得和发展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事实表明，正是发展诸如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等问题，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紧张的重要诱因，其中最典型的是双方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

现有的资料表明，中国第一次向苏联提出发展核武器是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10月3日，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直接提出中国“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能够提供帮助。赫鲁晓夫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他声称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了，中国不必为此花那么多钱。1956年中国向苏联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同样被苏联拒绝。苏联的态度显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应“去掉依赖”苏联的思想，因为苏联会有困难或“在某些方面留一手”。

不过中国并没有放弃争取苏联援助的方针。1955和1956两年，中苏在中国发展核工业方面进行了合作，1956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协定。1957年10月15日，中苏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便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在此次谈判中，毛泽东利用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面临的困难，以及他迫切希望毛泽东本人亲自出席莫斯科会议的心理。在中苏双方起草国防新技术协定期间，赫鲁晓夫直接向中国代表团团长聂荣臻提出，苏联愿意提供有关国防新技术的模型和资料，他同时询问毛泽东是否亲自出席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当时已经决定出席莫斯科会议，但直到10月15日中苏签署协定后，他才将出席的决定通知苏联方面。事实表明，中苏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一直都不顺利。

已经出版的有关论著表明，中国的要求大致包括原子弹、导弹和核潜艇等方面的技术。苏联同意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是拒绝提供研制核潜艇的任何资料。对于协议涉及的重要项目，苏联也不肯就实施日期作出承诺，事后又一再拖延。苏联当时很可能并没有打算满足中国对核技术和设备的要求，尽管它派出了专家并提供了2枚短程地对地导弹作为样品。

上述背景对于理解毛泽东在1958年发生的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等问题上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就苏联方面的那两项要求本身看，未必比斯大林时期的某些做法更带有所谓的“不平等”色彩，但是毛泽东表现出特别难以容忍。除了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中苏关系在斯大林去世后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外，苏联在先进武器和生产技术上的政策确实使毛泽东有理由怒不可遏。他痛斥苏联人“看不起中国人”，以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并声称“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76]后来赫鲁晓夫亲自前往北京平息毛泽东的愤怒，但是他的辩解是无济于事的。苏联领导人既然无意按照毛泽东的愿望，提供核武器和核潜艇的制造技术和设备，他们也就无法根本抹平已经出现的裂隙。

1959年6月，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举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显然是为了避免影响谈判进程，苏共中央于6月20日通知中国，以“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为理由，将暂缓按照协议提供有关的模型和资料，两年后再根据形势作出决定。与此同时，苏联的核专家以休假为由全部回国，而且再也没有返回。这些再次间接地证明，苏联在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从一开始就是相当勉强的。在讨论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以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相信，苏联即使在两年以后也不会执行有关协议，他们决心克服种种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再用8年时间发展成为核国家。10月1日，访美回国途经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天安门上告诉毛泽东，苏联不准备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毛泽东的回答是“没什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