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同盟：从兴起到衰亡

中苏同盟的形成及其演变对整个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以及中国在结盟时期和以后很长一个时期的对外政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多年来学术界为研究中苏同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随着中国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和俄罗斯开放前苏联的档案，以及诸多其他的历史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的出版，学术界正越来越深入地探讨中苏同盟所涉及的各方面的问题。这里试图利用新披露的历史文献并综合那些富有启发性的新研究成果，对中苏同盟的缘起到破裂的整个过程，作出更为全面的阐释。

第一节、中苏同盟的缘起

美苏冷战爆发、中国革命运动的胜利以及新中国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当时所采取的政策等，促使中苏联两个大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走上了结成战略同盟的道路。1950年2月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使双方关系达到了最高潮，为以后10余年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综观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及新中国领导人与斯大林谈判的全部过程，可以说中苏结盟是在双方不断协调战略利益并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完成的。

一、抗战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回顾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对于理解战后双方关系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坚定地站在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列里，并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维系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在抗战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指出这一点的必要性在于，导致后来中苏结盟和同盟破裂的种子，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种下的。

首先是中共中央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如何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一再发生分歧。从1937年11月王明自莫斯科飞抵延安起，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分歧便以中共党内斗争的形式展开。直至皖南事变发生，中共在付出巨大的代价后，这场斗争才基本结束。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一度拒绝了苏军统帅部关于组织八路军向华北日军发动进攻的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为此指责了中共中央，但他们已不再能像以往那样，迫使中共中央改变其决定。这一时期尽管苏联和共产国际并不是一概不赞成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但这并没有改变双方分歧的实质，即中共中央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如何维护中共党的利益，而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出发点则是如何维护苏联的战略利益。

其次是维系双方关系的意识形态纽带被削弱。由不同的战略利益引起的中共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之间的策略分歧，使苏联领导人对中共中央的不满逐步发展为对中共的性质产生了怀疑。1940年秋，斯大林对即将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的崔可夫陈述了对中共的看法，即中共主要依靠农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这必然给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打上“农民阶级”的“烙印”，以致它对“国际主义团结感发扬得不够”。中共的整风运动加深了苏联领导人的成见。1944年6月间，斯大林在与美国官方代表的谈话中称，中共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一旦经济状况改善，“他们就会忘掉这种（共产主义）政治倾向”。按照斯大林的说法，中共不过是一个爱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政党，而且实际上没有多少实力。

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共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一方面中共领导人中国真诚地信仰共产主义，并非常尊重苏联的权威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从实际经验中认识到，生搬硬套苏联的理论、经验和政策，将给党带来极大的危害。在思想方面，如不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就不能树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指导思想。在组织方面，如不清除王明等人的影响，中共中央与苏联的分歧将会不断引起党内斗争，甚至导致党的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毅然发动整风运动，标志着中共中央决心从根本上调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直至1944年底，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已相当冷淡。这一时期它们都在根据自的判断和自己的需要自行其事。1945年春，由于欧洲战争即将结束和苏联明显地表现出将参加对日战争，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是苏联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终与美英就远东问题达成协议，它的对华政策基本明朗。在苏联当时的对华政策框架中，与处理对美和对国民政府的关系相比，中共对于苏联领导人实在不能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只是在如何保持中国政局稳定和必要时可以被用来制约国民政府这个层次上才被考虑到。

与苏联对中共的态度形成对照的是，从1945年春季开始，中共中央越来越关注苏联的政策和考虑如何发展与苏联的关系。在苏联宣布中止日苏中立条约的13天后，毛泽东批转了中共晋察冀分局关于准备配合苏军作战的指示。这项指示的核心就是将战略发展重心从配合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逐步转向在华北和东北配合苏军作战。在此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战后的作用，并在大会期间第一次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他经过长期考虑的争取东北的计划。

不过确切地说，七大期间中共中央至多是确定了、或者说是在重申争取与苏联合作的原则。实际上中共领导人已经了解到苏联参战后不会直接向中共提供援助。因此毛泽东在热情赞扬苏联的同时也告诫全党，要对得不到苏联援助有所准备，要靠自力更生。

七大以后远东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苏谈判开始后，中共中央终于确定了有可能与苏联合作的范围－－个非常有限的范围。8月3日，一直在重庆负责外事工作的王若飞在延安作形势报告时指出，苏联将与国民政府签约，而且绝不会是“苏联自由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条约”。但苏联的妥协也不会超过两个界限，其一是苏联不会允许在中国出现一个亲美的法西斯政府；其二是苏联不会限制中共的发展，尽管它可能不愿援助中共。王若飞的报告基本上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看法。

在抗战即将结束时，苏联和中共之间关系的发展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一方面是苏联在制订其对华政策时，将中共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是处理对苏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中共中央重大决策的关键因素之一，但中共面临的现实是他们只能在即定的和相当有限的范围内得到苏联的合作。

二、战后初期战略合作关系的形成。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斯大林便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中共与国民党谈判解决国共间的矛盾。斯大林的电报揭开了战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帷幕。中共与苏联的政策最初像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很难发现有多少共同点。

苏联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上的条款变成现实的格局、以及如何维护它在这个格局中的利益。斯大林给毛泽东打电报就是在履行苏联在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交涉中承担的义务，利用它与中共的特殊关系，促使中共承认美苏之间的谅解。

这一时期中共领导人考虑党的战略和策略时，主要是依据他们对战后美苏关系发展趋势的判断，而非对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的了解。1942年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后，毛泽东一度认为，美英苏的战时合作在战后会维持下去，受其影响国共在战后可能继续合作，中国有可能走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毛泽东当时设想，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取决于两个条件。其一是苏联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和美苏在战后继续合作；其二是中共的力量获得一定的发展。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两个条件都已经具备了。在国际上，苏联的军事胜利的确是另人鼓舞的，但在美国加强援蒋时，中共却得不到苏联的直接援助。在国内，中共的实力尚不足以阻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因此毛泽东在决心利用日本投降之机争取使党获得强大实力地位的同时，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蒋介石发动内战，而且他倾向于认为，制止内战的关键还是要有美苏之间的妥协和它们对国民党的压力。

然而国际压力的方向却是对着中共的。先是美国公布了接受日本投降的“一号命令”，使国民党政府得到国际承认的受降权。随后是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美国方面则以出面担保毛泽东安全的方式给予支持。这时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向蒋介石作出妥协，要引起毛泽东的愤慨是不可避免的。

中共领导人最终还是接受了斯大林的劝告，他们经分析认为，中国在东方对于美国犹如欧洲的希腊对于英国，为其所必争，“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必不能实现，因此苏联不可能公开援助中共。这就决定了中国只能走法国式的道路，建立“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据此中共中央决心作出相当大的让步，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和平。

中共领导人认真争取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并不等于他们认为肯定能达成协议。毛泽东决定赴重庆谈判时，更多的是依据对美苏对华政策的分析，而且他很清楚中共面临的困难。这决定了他一方面决心改变七大制订的联合政府的方案，准备在政治上作更多地让步；另一方面对谈判的结局持相当保留的态度。进一步说，在毛泽东对战后国共妥协的构想中，中共必须将主力向华北和东北集中，造成控制大片根据地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局面。这种构想本来就与得到苏联的支持有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在赴重庆之前，中共中央已经大致确定了向北收缩力量和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从这种战略布局看，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谈判，很可能也包含着要换取苏联在更大的战略方面的支持。

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提出了夺取东北的战略方针。战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也因此出现了新的转机。最初由于尚不了解东北苏军的政策，中共中央当时的设想只是军队抢先进入东北或布署在靠近东北的地区，而且进入东北后部队应布署在东北的东部、西部和北部，控制苏军未驻扎的乡村和一些中小城市，大发展的时机是在苏军撤出以后。

战争期间，苏联主要是通过与美国和国民政府协调政策来实现它在东北的目标，没有考虑过中共这个因素。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后，苏联最初持谨慎的态度，这主要是因为担心中共的行动会影响苏联与美英的关系。9月14日东北苏军代表前往延安，向中共领导人转达了苏军统帅部的口头通知，即在苏军撤出之前，中共军队不要开入东北，已进入大城市者请自行退出，苏军撤出后，“中国军队如何进入满洲由中国自行解决”。

然而时隔不久，苏联开始调整它在东北的政策。苏联政策的变化主要是由美国的行动引起的。美国由于担心苏联会利用中苏条约完全控制东北，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加之9月11日开始的伦敦外长会议未就对日管制问题达成协议，而且美军开始在华北港口登陆，并大规模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国民党军队，这些情况导致苏联开始支持中共夺取东北。10月初，苏军向中共东北局和中共中央建议，抽调20－30万军队进入东北，守住东北大门，苏军将向中共提供大批军事装备。10月下旬，苏军代表进一步鼓励东北局，在东北“应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迅速派人“接收工业中心及城市工业”，苏军并可协同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甚至建议，最好将中共“党的中心移到此间”。

苏联东北政策的变化对中共的战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至10月下旬，在东北苏军的鼓励下，中共中央终于下决心“竭尽全力，霸占东北”，准备在南满和热河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性决战。为此中共中央进一步向苏联方面提出推迟苏军撤出东北、及阻止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港口登陆和接受政权等要求。苏方尽管表示推迟撤军有困难，但同意在撤军前不准国民党军队空运长春。另外苏军还准备向中共军队提供武器装备、通讯器材和运输工具，允许中共军队在国民党军队登陆地区自由行动，在长春除市长外，政府部门领导人均可由中共更换。苏军从营口和葫芦岛撤出后，即协助中共军队占领两地区，至使国民党军队一直未能在那里登陆。

这一时期中共与东北苏军关系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成为战后双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苏联为了巩固它在东北的实力地位，除了支持中共争夺东北外，没有更好的选择。中共要实现其争取东北的计划，没有苏联的认可和支持也是不可能的。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

三、内战前夕的分歧与合作。

中共与苏联的在东北形成的战略关系毕竟是局部性的，其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双方面临的外部压力，一旦促使双方合作的外部因素发生变化，它们的关系必定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1945年11月中旬，国民党政府由于接收东北受阻，蒋介石决定中断与苏军的谈判。此时正值美国特使魏德迈来华视察形势，致使苏联怀疑蒋介石在东北的外交行动受到美国的指使。苏联方面认为，美国表面上不介入国共斗争，“但内部任务，极其庞大，有垄断全（中）国，甚至侵入东北的企图”。按苏联方面当时的估计，美蒋全力争夺东北尚需两个月时间作准备。

苏联显然不希望在东北与美国形成对抗的局面，它立即采取行动缓和中苏关系。在国民党东北行营宣布撤退第二天，苏联即向国民党政府表示希望继续谈判解决接收东北。12月中旬，斯大林向访苏的蒋经国说明，苏联无意介入国共斗争，不过国民党政府必须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并绝不允许美国人进入东北。

苏联在缓和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的同时，也开始限制中共在东北的行动。11月20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说，上级已经决定长春路沿线城市全部交国民党政府，中共军队必须撤退到铁路沿线50公里以外，并不得进入苏军驻扎地区，苏军撤出东北前不得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苏军代表还声称，为了维护苏联的利益，“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逐中共军队。此后不久，苏军进一步要求中共交出已掌握的政权，并禁止中共在大城市中采取有碍中苏条约的行动。

对于苏联政策的变化，中共中央最初的反应是复杂的。在接到苏军通知前，中共中央已经注意到东北外交形势的变化，认为中苏关系“处于危机之中”，东北局必须有所准备。在获悉苏军的要求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东北局，对苏军的决定“只有服从”，同时应争取苏军尽可能推迟国民党政府进入东北的时间，并让中共继续控制锦州至山海关地区。这时中共中央必竟还抱有一线希望，认为虽然已无法独占东北，但仍有可能在苏方的帮助下，在东北大城市取得一部分政权。东北局也相信会在“不久的将来里应外合，收复这些大城市”。

在如何理解苏联改变政策的动机方面，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这时较多地强调了苏联与美蒋斗争的一面。他们认为，苏联改变政策主要是为了同美国和国民党政府进行外交斗争。随着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恢复和12月下旬，美苏在莫斯科外长会议上就中国问题达成协议，中共中央终于认识到，苏联限制中共在东北的发展，并不是一般性的和临时策略行动，中共不仅不能独占东北，也不能再指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在东北大城市“插足”。12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将东北工作的重心转向在远离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从更深层次上考察，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方针包含着中共领导人在认识对苏关系方面的新发展。苏联一再不顾中共的困难自行其事，使中共中央不能不从极为现实的角度考虑与苏联的关系。

在1946年初的国共谈判中，由于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介入，中共中央多次设想邀请苏联参加国共谈判。在中共中央看来，苏联不过是可以在谈判中用来平衡马歇尔和向国民党施加压力的一个因素。中共领导人对邀请苏联参加国共谈判的意义说的一清二楚：“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互相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政策，如果中国只被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2月中旬国共谈判转入讨论东北问题后，中共中央不再认为苏联参预谈判是必要的了，因为苏联为了表示其公平，“可能要我对国民党作更多的让步”。3月间，由于美英和国民党政府掀起反苏浪潮，苏联在东北对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又趋强硬，中共中央立即利用这一机会，争取东北苏军将部分地区交中共接收。鉴于以往的教训，中共中央告诫东北局务必交涉清楚，因为“将来苏联在经济合作问题解决时，可能再对蒋表示好感”。

1946年春，伴随冷战格局的形成，美苏在东北的斗争也进一步尖锐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决不甘心东北由国民党政府一家独占。苏军在即将撤离时建议中共可在长春路“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在苏军撤出后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苏联的支持对中共领导人正是求之不得的，但他们也深知东北问题“中外瞩目”，而且国共谈判正处在关键时刻，一旦在东北夺取大城市，必须考虑其后果和国际上的反应。

4月间，正当国共争夺长春之战白热化之际，毛泽东在一份仅供党内部分领导人传阅的文件中指出，认为美苏妥协仍是一种总的发展趋势，但它们的妥协并不意味着各国人民必须“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更重要的是美苏妥协只能是各国人民对美斗争的结果。按照他的看法，各国人民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是合乎逻辑的。8月至11月，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中，根本修改了他以往对国际形势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不是美苏之争，而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对立”，美国在没有征服“中间地带”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因此处于“中间地带”国家中的人民革命不论对于维护世界和平、还是对于保卫苏联，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形势下，中共的方针就是“战争的方针”，以战争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主要是针对党内不同意见和为党制订政策而提出的，但不能因此低估其当时苏联的国际战略思想的分歧、以及毛泽东在谈话中将以中国为代表的民族革命运动置于超过苏联的战略地位之上，对以后双方关系的潜在影响。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重新估计表明，中共中央已经不再认为美苏关系对中国政治形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共不仅将摆脱美苏格局的束缚，而且将不再受苏联外交战略的束缚。

四、结盟之路的开始。

中国内战爆发后，苏联最关心的是防止美国的介入。苏联一面利用一切场合，揭露和抨击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一面表示苏联仍有意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但是从中共方面看，当中共领导人下决心以战争手段彻底打败国民党时，他们实际上也是下定决心要为维护中国革命的利益，打破远东以美苏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毛泽东表达了对苏联与美国搞的雅尔塔体系的极度反感，对苏联总是要求中共为配合苏联的对外政策而对国民党妥协肯定十分不满。1947年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政治小组讨论会的发言中，重申了他在1946年4月提出的观点，并批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右倾”，认为法共和意共热衷走议会道路是导致那里的革命力量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他还表示特别赞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政策，认为西欧国家的共产党上了波茨坦和雅尔塔的协议的当，只有南共坚持武装斗争才取得了胜利。毛泽东这时或许并不知道法共和意共的政策与苏联有直接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这番评论都构成对苏联的批评和挑战。在12月的中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要“靠自己，不靠外援”。

中共在军事上的胜利导致苏联领导人开始重新考虑与中共的关系。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会见南共代表时时第一次公开承认，他在判断中国形势方面犯了错误，形势的发展证明中共领导人是对的。同年春季，苏共中央决定接受中共的请求，帮助修复东北的铁路。5月间，斯大林告诉受命前往援助中共的科瓦廖夫，苏联将尽一切力量帮助中共，只要“两国走上同一条道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就能得到保证”。苏共中央的决定和斯大林的谈话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如果说在此之前苏联与东北中共控制地区保持贸易联系是地区性的和策略性的行动，那么此后对中共的援助则是带有战略性的考虑了。

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前后，毛泽东显然认为需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加强与苏联的关系了，因此他向斯大林提出了访问莫斯科的设想。尽管这一设想由于双方的种种考虑在内战期间始终未能实现，但它毕竟表明了中共领导人加强与苏联的关系的迫切愿望。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加紧与苏联发展全面关系的政治和思想准备。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恶化后，中共中央迅速于7月10日通过决议，表明中共站在苏联一边。11月1日，刘少奇发表《论国1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提出在两大阵营激烈斗争的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不论哪个民族是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刘少奇的文章即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也是在向苏联表明中共中央的立场。

11月初东北全境解放后，斯大林显然感到有必要更全面地了解中共党内的情况及其各项政策，他开始亲自掌握对华政策。1月14日召开的苏共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访苏的问题，斯大林在会议上决定派米高扬访问西柏坡。

1月31日米高扬到达西柏坡。在随后的三天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米高扬则立即将谈话内容报告斯大林，并向中共领导人转达斯大林的指示和意见。从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情况看，双方讨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中共的战略和各项政策；（2）毛泽东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共中央与王明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以消除苏联的误解；（3）毛泽东在东北口、新疆和外蒙古等问题上婉转地转达了希望苏联改变其在国民党政府时期奉行的政策。具体内容不赘述中共领导人与米高扬的会谈表明，双方在中共的现行政策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但在涉及未来双边关系上的分歧并未解决。

米高扬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对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苏联方面，这种积极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斯大林极大地增加了对中共的信任。1949年初是中共领导人开始为未来的新中国设计外交蓝图的重要时期。米高扬的访问及随后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发展促使中共中央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在3月初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热情洋溢地称赞苏联对中共的帮助和支持，称“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他在会议的正式报告中实际上宣布了新中国的外交将“一边倒”。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共中央最终确立了与苏联结盟的政策。

五、中苏同盟的诞生。

解放军打过长江后，中苏结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5月间中共中央即决定刘少奇组团访问莫斯科。6月31日，在刘少奇前往苏联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重申新中国将坚决“一边倒”向苏联阵营。早在4月8日，毛泽东在与张治中的一次谈话中就已经详细地阐述了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他选择在刘少奇访苏前公开予以发表，显然也是为了一步消除斯大林的疑虑。

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谈后，起草了一份给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书面报告。从报告的内容看，中共代表团至少希望在下列问题上与苏联达成一致意见，即：（1）使苏联了解并赞成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和大政方针；（2）在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方面与苏联协调；（3）新中国成立后争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尽快予以承认；（4）在实现中国统一的斗争中得到苏联的帮助，包括解决新疆和台湾问题；（5）争取苏联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6）废除1945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间的中苏条约，代之以新的中苏同盟条约；（7）确定处理中苏两党关系的原则。

斯大林对凡是涉及中国国内政策的问题，基本上表示赞成。在处理两党关系的问题上，斯大林强调要平等和互相尊重，并称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领袖”，苏联和欧洲共产党人应向中共学习。对于中共希望得到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斯大林也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唯独在外交方面，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的答复相当复杂。他明确表示一俟新中国成立，苏联立即予以承认。但在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问题上，斯大林一方面承认该条约是“不平等的，因那时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另一方面对该条约涉及的有关问题－－如苏联在旅顺驻军和中东路等等，他的态度是模棱两可和试探性的。

刘少奇对苏联的访问使中共在建国前基本完成了与苏联结盟的准备，剩下的就是如何处理旧的中苏条约和是否签订新条约了，而这正是双方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中国革命的胜利意味着战后东亚国际关系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它不仅摧毁了这一地区以雅尔塔秘密协议和中苏条约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且迫使有关各国面对一个在战火中崛起的新型国家。苏联要与新中国建立同盟关系，势必要进行两方面的调整。首先苏联需要理解，中共在中国革命中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中国革命的胜利对远东国际格局意味着什么？斯大林给予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的前所未有的热情赞扬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理解力要比美国领导人深刻得多。其次，苏联必须重新考虑如何处理它从以往的国际格局中获得的好处。与新中国结盟苏联将得到的战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关键是苏联是否情愿放弃它在东北获得的权益。在这一点上，斯大林显然不如向中共领导人赠送“马克思主义领袖”这类头衔那么慷慨痛快。

中共领导人对处理1945年的中苏条约的态度也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在早年都走过一段由爱国而革命、而信奉共产主义的道路。促使他们决心“走俄国人的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宣布放弃沙皇统治时期在中国侵占的土地和攫取的一切特权。对于他们来说，、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且意味着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其首要的表现就是在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对于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条约，中共领导人肯定极为不满。当中共领导人决心与苏联结盟时，他们对苏联在此问题上将持何种态度并无把握。在解放军过江前，中共领导人已经在向党外人士打招呼，告诉他们“对外条约有的废除，有的则要加以修改，有的还可以保持”。所谓“要加以修改”或“可以保持”的，只能是中苏条约了。刘少奇访苏期间曾就处理中苏条约问题向斯大林提出三种解决方案，即一是保持该条约，新中国予以承认；二是废除该条约，重订新的中苏条约；三是两国政府换文，说明暂时维持该条约的现状，但准备在适当时机重签新约。刘少奇同时还提到蒙古和战后苏联从东北搬走的厂矿设备问题。斯大林除许诺重订新约外，对签订新条约的原则、时间和有关的具体问题均未表示明确的态度。这使条约问题成为后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的焦点。

12月16日，毛泽东在到达莫斯科的当天便与斯大林会谈，讨论了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在会谈中称，目前不宜改变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否则会牵到涉到千岛群岛。他建议就旅顺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即可。在毛泽东坚持要废除中苏条约后，斯大林才表示两年后可对条约作大的修改。22日，毛泽东通过科瓦廖夫向斯大林提出两个方案，即（1）周恩来来莫斯科解决中苏条约问题；（2）双方广泛讨论有关问题，不必达成协议。但在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斯大林避而不谈毛泽东的建议。显然斯大林这时根本无意解决中苏条约问题，其原因至少包括不愿改变远东地区（包括外蒙古前途在内的）既定的格局，以及不愿失去苏联从中获得的权益。

直到1950年1月2日，苏联方面的态度出现了关键性的变化。当天毛泽东在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会谈时提出三个供苏方选择的方案：一，签订新的中苏条约；二，由两国通迅社发表简短的公报，说明双方在重要的问题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三，发表一项共同声明，说明两国关系的要点。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个方案最好，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谈判。毛泽东在会谈后立即电告周恩来准备赴苏谈判，不过他这时对新条约的内容持相当保守的估计，认为与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只是“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

1月20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22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会谈，确定了新条约的基本内容。此后谈判进入具体讨论阶段。一些间接的资料表明，双方崐在新条约的关键问题上，如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等等，进行了有时甚至是尖锐的“讨价还价”（毛泽东语）。此外斯大林还以提供军事援助为由，坚持就东北和新疆限制其他国家进入达成一项《补充协定》。最后达成的协议对于双方肯定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它是一系列协调和让步的结果。2月14日中苏签署《中苏同盟友好条约》，以此为标志中苏同盟终于诞生。

第二节：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1957-1959）

从中苏条约签订到1958年，中苏关系一直是友好和密切的。两国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全面的合作。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一度弥合了双方在历史上的误解和分歧。特别是斯大林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开始有意地改变斯大林时期苏联对中国的一些做法。

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期间，中苏签署了七个重要文件，其中包括苏军从旅顺口的海军基地撤退，并于1955年5月31日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以及将1950年和1951年创办的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5年1月1日起完全交给中国。赫鲁晓夫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还就国际形势问题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这对于消除中国领导人对斯大林去世后的苏联对外政策的疑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相当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

推动中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帮助和支持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渡过了政治难关。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利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迫使苏共中央承认，它以往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党际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必须予以纠正。10月30日，在与中共代表团会谈后，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第二天中国政府即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至此，至少在表面上，苏共中央接受了中共领导人一贯倡导的国与国、党与党之间必须平等相处、互相尊重的原则。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这是保持两国、两党关系健康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正是在双边关系、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在有关国际形势的判断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中苏两国领导人能够不断消除分歧，并起码能在形式上达成一定的共识，从而为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双方的国内形势也为中苏关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中国当时正迫切需要集中力量发展国民经济，而苏联领导人在斯大林逝世后一直急于稳定国内政局和巩固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

1957年11月14日至16日，在莫斯科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主要是经过中共和苏共的共同努力，会议基本达到了增强国际共运内部的团结和扭转波兰匈牙利事件后的形势的目的。会议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中苏关系也因此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一，如何评价斯大林：分歧的肇端。

即使在上述中苏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双方已经在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理论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最初的一个重大分歧是关于对斯大林的评价。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在世时所犯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由于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和威望，苏共对斯大林的否定和批判不可避免地在全世界、特别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巨大的震动。

在苏共召开二十大之前，苏方已经向中国方面暗示了他们将就斯大林问题作出评价。二十大期间，苏共向中共代表团通报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中共代表团成员未就此表示任何态度。3月3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直接向毛泽东通报苏共二十大的情况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在历数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后，明确向尤金指出，即使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错误是局部的。中共八大期间，刘少奇也明确告诉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中共中央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亲自审改的文章，第一次公开阐明了中共中央在斯大林问题上与苏共中央的分歧。此后毛泽东在党内多次阐述了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的观点。

波兰、匈牙利事件进一步加深了中苏在评价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严厉批评了赫鲁晓夫和东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说他们不仅丢掉了“斯大林这这把刀子”，而且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他第一次批评苏共二十大的错误不仅在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在于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性。此后不久，毛泽东又在一次中共高层会议上谴责苏共“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12月29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和毛泽东几次修改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突出地强调了十月革命经验的普遍性，并明确提出在反对教条主义时，必须注意反对修正主义。根据当时参与起草文章的人的回忆，毛泽东这时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思潮在泛滥”。

赫鲁晓夫当然不会接受中共中央的批评，但面临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冲击和苏共党内的压力，他不得不作出一些策略性的姿态，在中共领导人访苏期间，适当调整了评价斯大林的调门。但是在涉及到苏共二十大的一些重大理论观点方面，苏联领导人不可能接受中共中央的观点和立场。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讨论起草莫斯科宣言的过程中，在评价苏共二十大、和平过渡等等问题上，苏共中央坚持其立场和观点，以致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同意，在宣言中写进苏共的观点。显然莫斯科会议只是暂时掩盖了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出现的分歧。

到1958年春夏之交，随着长波电台和潜艇基地事件、中印边界冲突、核武器合作、赫鲁晓夫1959年10月访华等一系列层出不穷的事件的发生及其与中国国内政治的相互影响，中苏关系开始全面逆转。

三，国防科技领域的分歧。

50年代中期关于中苏关于国防政策的分歧，主要是集中在中国的国防政策方面，具体地说就是苏联是否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其他一些高技术武器。这一分歧的出现同当时中国与美国全面和紧张的对抗有直接的关系。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后，中国与美国一直处于紧张的对抗状态。在整个1950年代，中国曾经三次面临美国的核威胁。在整个50年代，中国曾经三次面临美国直接和赤裸裸的核威胁。第一次是在朝鲜战争后期，中国领导人曾经因此命令在大城市准备防空洞，并计划迁移在沿海地区的工厂。其他两次核威胁发生在1954/55年和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期间。正是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产生了迅速获得核武器的迫切愿望，建立有限的核打击力量成为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解放军“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因此，中国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将积极防御战略同发展核武器联系在一起。中国领导人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决定大批裁军，以便集中财力发展先进武器，其中包括发展核武器。根据当时的条件，中国要迅速取得和发展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就是争取得到苏联的援助。事实表明，正是发展诸如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等问题，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紧张的重要诱因，其中最典型的是双方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

现有的资料表明，中国第一次向苏联提出发展核武器是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10月3日，毛泽东在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直接提出中国“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能够提供帮助。赫鲁晓夫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他声称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了，中国不必为此花那么多钱。1956年中国向苏联提出导弹方面的技术援助，同样被苏联拒绝。苏联的态度显然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不满，他们认为应“去掉依赖”苏联的思想，因为苏联会有困难或“在某些方面留一手”。

不过中国并没有放弃争取苏联援助的方针。1955和1956两年，中苏在中国发展核工业方面进行了合作，1956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订了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核工业的协定。1957年10月15日，中苏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便援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在此次谈判中，毛泽东利用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面临的困难，以及他迫切希望毛泽东本人亲自出席莫斯科会议的心理。在中苏双方起草国防新技术协定期间，赫鲁晓夫直接向中国代表团团长聂荣臻提出，苏联愿意提供有关国防新技术的模型和资料，他同时询问毛泽东是否亲自出席11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当时已经决定出席莫斯科会议，但直到10月15日中苏签署协定后，他才将出席的决定通知苏联方面。事实表明，中苏在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的合作一直都不顺利。

已经出版的有关论著表明，中国的要求大致包括原子弹、导弹和核潜艇等方面的技术。苏联同意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但是拒绝提供研制核潜艇的任何资料。对于协议涉及的重要项目，苏联也不肯就实施日期作出承诺，事后又一再拖延。苏联当时很可能并没有打算满足中国对核技术和设备的要求，尽管它派出了专家并提供了2枚短程地对地导弹作为样品。

上述背景对于理解毛泽东在1958年发生的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等问题上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就苏联方面的那两项要求本身看，未必比斯大林时期的某些做法更带有所谓的“不平等”色彩，但是毛泽东表现出特别难以容忍。除了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中苏关系在斯大林去世后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之外，苏联在先进武器和生产技术上的政策确实使毛泽东有理由怒不可遏。他痛斥苏联人“看不起中国人”，以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并声称“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76]后来赫鲁晓夫亲自前往北京平息毛泽东的愤怒，但是他的辩解是无济于事的。苏联领导人既然无意按照毛泽东的愿望，提供核武器和核潜艇的制造技术和设备，他们也就无法根本抹平已经出现的裂隙。

1959年6月，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举行禁止核试验的谈判。显然是为了避免影响谈判进程，苏共中央于6月20日通知中国，以“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为理由，将暂缓按照协议提供有关的模型和资料，两年后再根据形势作出决定。与此同时，苏联的核专家以休假为由全部回国，而且再也没有返回。这些再次间接地证明，苏联在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方面从一开始就是相当勉强的。在讨论了苏共中央的来信以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事相信，苏联即使在两年以后也不会执行有关协议，他们决心克服种种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再用8年时间发展成为核国家。10月1日，访美回国途经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天安门上告诉毛泽东，苏联不准备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毛泽东的回答是“没什么大关系”。

三，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领域的分歧。

上述有关核技术的分歧其实只是中苏在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领域中的矛盾的突出表现。从1958年夏季开始，中苏在一些列重大问题上均出现了分析甚至尖锐矛盾，其结果是导致了1959年10月两国领导人北京会谈的失败，中苏同盟破裂至此成为无法逆转的进程。

纠纷最初是由军事合作方面的分歧引起的。50年代中期，苏联在军事上面临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压力。为了改善自己的战略态势，苏联在“西线”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在亚太地区，苏联试图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以抗衡美日军事同盟。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考虑，苏联军队领导人于1958年4月18日提出共同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根据苏联方面的建议，苏联负担电台建设费用1.1亿卢布中的64%，中国负担36%。中国方面认为这样分担建设费用，将涉及到电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向苏联方面说明，中国将负担全部建设费用，电台建成后双方共同使用。苏联军方显然没有重视中国在电台所有权上的立场，仍然坚持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中方认为这实际上是要求共同拥有所有权，不予接受，并明确提出中国负责建设，主权属中国，可共同使用。

在有关长波电台的磋商中形成的误解是严重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7月21日直接向毛泽东提出，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当即作出强烈的反应，提出“共同舰队”将以谁为主的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和中国主要领导人约见尤金。会谈中毛泽东历数了中苏在斯大林时期和当前的所有分歧和矛盾，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对中共不信任、赫鲁晓夫执政后限制先进技术转让、和平过渡问题、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看不起中国人、以及企图控制中国的军事，等等。最后他提出举行中苏高层会谈，最好是赫鲁晓夫到中国来。毛泽东的态度显然极大地震动了苏联领导层。7月31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海军部长库兹涅佐夫等访华。经过三次会谈，苏方同意按照中国的方案建长波电台，中国领导人则明确拒绝建立“共同潜艇舰队”。

赫鲁晓夫一行于8月3日离开北京，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美国政府立即进行军事干预，在台湾海峡集结了6个航空母舰编队。可以肯定地说，台湾海峡形成的紧张局势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严重忧虑，因为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一旦中国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苏联有义务向中国提供“尽其全力”的援助。9月5日，周恩来向苏联驻华使馆参赞通报了中国炮击金门并不是立刻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并承诺“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第二天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达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台湾海峡的局势交换了意见。苏联方面在了解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后，对中国的行动表示了更明确和坚决的支持。尽管如此，苏联领导人并不赞成中国的行动，认为中国“实际上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是“激化苏美关系，利用苏中条约“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认为，他8月初访华时中国领导人未向他通报炮击金门的决定，这是难以容忍的不信任。

中苏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分歧在1959年进一步扩大，这突出地表现在双方已经无法在战略层次上协调政策，当时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对美政策。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上已经不尽一致了，此后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1959年初，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对美缓和的战略方针。就在苏联开始全面推行缓和政策时，中国领导人恰恰认为，当时正是应该强化对美斗争的时机。但是，不论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认识国际事务方面存在多么严重而又深刻的分歧，事实都足以证明，中国有理由认为苏联的缓和政策将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因而必须加以反对。

与中苏核合作中断同时，双方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1959年3月，中国西藏少数上层分子发动了武装叛乱，印度借机插手，并在中印边界制造紧张局势。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西藏出现的叛乱“同印度当局有关”，而且美英在幕后积极支持印度插手。因此中国严厉地谴责了印度的政策，并公开指责尼赫鲁。8月25日，由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领土并向中国军队开火，中印发生了第一次边境武装冲突。

苏联显然不赞成中国对印度的政策，认为中国的强硬立场将增加尼赫鲁推行中立政策的困难。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将这一事件同赫鲁晓夫即将访美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反击印度的入侵不利于苏联的缓和政策。苏共中央因此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严重关注，实际上也就是向中国施加压力。9月10日，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以塔斯社声明的方式，公开表示不赞成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其目的明显包括向西方国家表示它与中国的政策无关。中共领导人对苏联行为的反应是相当严峻的，他们认为那是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1959年9月25日至27日，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举行了赫鲁晓夫执政后的第一次美苏首脑会晤。这次会晤是苏共二十一大以后苏联推行缓和政策的重要步骤，尽管会晤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果，赫鲁晓夫仍大肆宣扬会晤意义重大，打破了美苏关系“一直僵持的冰块”，是“道义上的巨大胜利”。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在会晤中与艾森豪威尔讨论了中美关系，并暗示苏联愿意居间调停，说服中国释放拘押的美国人犯。在遭到艾森豪威尔的反对后，赫鲁晓夫只是表示，他不赞成使用武力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曾经授权赫鲁晓夫居间调停中美关系，但赫鲁晓夫的作为却可以被用来证明，毛泽东对“美苏妥协牺牲中国”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正是因为受到美苏首脑会谈的鼓舞，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谈结束后，立即于9月30日至10月4日访问中国，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追随苏联的政策。在9月30日的国庆招待宴会上，尽管周恩来祝贺赫鲁晓夫“作为和平使者”访美取得了成功，赫鲁晓夫却在他的发言中声称，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应该永远被摈弃，而且不要企图用武力去“考验资本主义制度”。在两国首脑的多次会谈中，赫鲁晓夫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配合苏联的缓和政策。他在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且声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上也是紧密联系的”。

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极度反感和反对，因为中国的安全受到美国的严重威胁，而且美国继续在国际上孤立中国，并用武力阻止中国统一台湾。仅美国于1957年夏季开始在台湾部署可以运载核弹头的“斗牛士”型战术导弹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中国领导人根本无法与苏联一起无条件地软化对美政策。在会谈中，中国领导人断然拒绝了赫鲁晓夫的建议。毛泽东认为，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的结论是苏联不反美，“我们自己反，因为那时形势是美逼我反，我不得不反”。可以说1959年10月的中苏首脑会谈是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四，“大跃进”与中苏关系的危机。

从中苏关系演变的脉络看，1959年10月以后中苏矛盾愈演愈烈毋宁说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的总爆发。不过，如果仅仅对1959年发生的纠纷就事论事，中苏同盟的结束至少会被推迟，而且很可能不是以那种剧烈冲突的形式结束。可以肯定地说，1958年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在此判断基础上制定的政策及其后果，对中苏同盟的演变影响巨大。

1957年到1959年可算是独特的时期。从毛泽东探索中国发展战略的角度说，它是毛泽东背离中共“八大”即定方针的开端；从他后来用以指导对苏政策的理论的发展脉络看，它又是刺激毛泽东进行他那独特的思考并逐步形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初始。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挫折。一次是试图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尝试进行“整风”，结果却以发动“反右派运动”而结束。其次是试图超越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中国国内这些重大事件同上述种种事件相互交织在一起，极大地加速并加剧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宣布当今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那以后毛泽东相信，1958年的形势简直是少有的一派大好。他在批评“观潮派”时说：“他们是好人，就是不懂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问题已经成熟了。”这里所谓“问题”甚至包括中国和苏联谁应该先进入共产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有了这样的精神，原定15年超过英国的计划便被毛泽东提前为两年，而且“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这大概可以说是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对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和他心中的主要目标。

毛泽东这时对国际形势的描述同样是惊世骇俗的。他对来自各种渠道的那些分析美国阵营内部矛盾的报告尤为关注，甚至亲自为他感兴趣的报告或报道加上色彩鲜明的标题，例如《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等等，以便抒发他那难以抑制的豪情壮志。毛泽东在这些报告上的批语表明，他之所以认为“东风压倒西风”，是因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形势就是“四分五裂”，“反动派大恐慌”。与帝国主义阵营相比，社会主义阵营则占优势，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其力量大大超过了帝国主义，所以“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

既然美国阵营处于弱势和被动，社会主义阵营采取更为主动和激烈的外交行动当然就是合理的。1958年夏季毛泽东在一系列他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上作出了结论。例如“谁怕谁多一点”？美帝国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紧张局势对哪一方更不利？对战争“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等等。毛泽东的回答既有逻辑又富于鼓动性。他断言“西方国家怕我们怕的多一些”，而且力量对比对美国阵营越来越不利，帝国主义国家只是以反苏反华为借口，进攻民族主义国家，争霸“中间地带”。这种战略态势决定了“紧张局势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因为它们既不敢贸然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又无法安稳地统治民族主义国家。最典型的是毛泽东对炮击金门的效果颇为欣赏，一方面是“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如此壮观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是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既然如此又何乐而不为？正是这种思考逻辑促使毛泽东兴冲冲地描述了他的“绞索政策”，即通过制造紧张局势，甚至运用“战争边缘”的手段，削弱美国及其集团，或者迫使其作出让步。

在整个1958年，苏联对外政策从发展趋势上看，与毛泽东对中国外交的调整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在当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布置着象征熊熊烈火的盆景，上面嵌着“解冻”两个大字。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解冻”就意味着美苏缓和，和平共处。苏共21大制定的对外政策表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以后，苏联对外政策向“缓和”的方向调整是确定不移的。不过这种发展趋势在1958年间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特别的不满，实际上他本人在审阅《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还专门要求加上“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必要和可能”。毛泽东当时主要反对的是被认为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和平过渡”，而不是“和平共处”。莫斯科会议的结果也证明，当时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仍然是可以调和的。

更重要的是，炮击金门后不久来自中国驻苏使馆的报告指出：苏联对大好形势的认识“有所进展”，尽管“深度还不足”。报告说赫鲁晓夫几次提到“我们对付战争的正确的态度，即决不害怕战争和不乞求和平”，“在理解和评价我国在国际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估价”，并且“逐步吸收了中国的经验”。毛泽东对苏联这种变化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的确在强调，对苏联要保持“谦虚的态度”。

“大跃进”运动在1959年下半年已经露出的败相对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从已经公布的毛泽东在1959年下半年的有关论述中，至少他本人也没有看到“大跃进”给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地位带来多少积极的影响，反之他不得不同时应付包括来自中共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怀疑和挑战。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与彭德怀等批评大跃进在时间上几乎同步，说轻些也属于“内外呼应”一类。因此当他从《内部参考》上读到赫鲁晓夫7月18日有关苏联公社问题的讲话后，从此怒不可遏。他随后开始布署最快在当年秋季、最迟在1960年春季，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和“向世界宣战”，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

显然，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力图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努力与赫鲁晓夫对当时中国内外政策的批评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毛泽东将赫鲁晓夫的言行同中共党内的斗争联系起来，并逐步从中演绎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1959年夏季是毛泽东这个思考过程的开始，历史的演变证明，毛泽东的理论逻辑决定了从这一时刻起，中苏同盟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了。

第三节：中苏同盟的衰亡（1960-1965）

中苏首脑会晤以后，重新思考国际问题和中苏关系，一度成为毛泽东关心的重点，而且他开始在党内进行思想动员，为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做准备。在后来中共中央举行的一系列讨论国际形势、苏联对外政策以及中苏关系的会议上，毛泽东对有关问题发表了尖锐的评论，并表明他对1956年以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担心也是他不赞成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的原因之一。

不过尽管如上所述，中苏关系从1960年春季开始出现缓和，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中苏双方都明显地不希望两国关系继续紧张下去，尤其是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和周边环境出现动荡的情况下，任由中苏关系恶化。

从1959年11月开始到1960年上半年，中国领导人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反复讨论“国际问题”，以决定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恶化的周边环境及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他们很快就决定采取稳妥应对的方针。根据吴冷西的回忆，在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基本确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中共政治局常委多次开会，肯定了一月会议的精神并讨论了落实的具体办法。与此方针相适应，中国领导人也采取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措施。从实际发展过程看，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确一度呈现出起伏不定的状态。

一，短暂的缓和。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利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了经过毛泽东本人和其他重要领导人讨论修改过的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他们对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问题的观点，以批判南斯拉夫为名，尖锐批评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指导思想。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将中苏在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归结为赫鲁晓夫背离马克思主义。

苏联方面也为意识形态争论进行了紧张的准备。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共中央的行动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对苏共宣战，因此必须予以反击。6月间，苏共中央利用纪念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发表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中共中央的理论和政策。后来的情况证明，苏联早已经为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讨伐中共进行准备了。

6月24日至26日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不可避免地成为中苏论战的战场。在苏共中央的指挥下，与会各国党中的多数代表指责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和对苏联的批评，赫鲁晓夫更是无所顾忌地指责甚至讥讽中国领导人。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也是唇枪舌剑，据理力争。从双方争论的内容到争论的方式看，都可以说布加勒斯特会议已经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

中苏两党的论战从一开始便波及到国家关系。会议结束后不久，苏联便单方面决定停止发行《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以便防止中国利用这些刊物，在苏联进行宣传。7月16日宣布撤回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随后又单方面终止了12个协定和数以百计的合同、合作项目。与此同时，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了边界纠纷。

鉴于布加勒斯特会议对两国关系造成的严重和全面的影响，中苏双方都作出了一定的努力，试图控制住急剧恶化的两国关系，因为双方都感到有必要修复因意识形态争论而遭到破坏的国家关系。而要恢复合作，改善两党的关系是先决条件。

从苏联方面看，缓和政策推行得并不顺利。5月间发生了美国U-2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的事件，苏、美、英、法巴黎首脑会晤流产。赫鲁晓夫的对华强硬政策也受到苏共党内和政府一些部门的反对。因此苏联一再向中共中央呼吁，就解决双方的分歧举行两党会谈。

中国领导人也未必预料到，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会如此迅速和全面地冲击到中苏国家关系。苏联撤退专家和终止协定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这无异于给中国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尽管毛泽东善于用辨证的思考将“坏事变好事”，但那并不能解决国民经济当前面临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也强调，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中苏的矛盾是局部性的，斗争的目的还是恢复中苏“团结”。

9月初，中苏两党达成协议，在11月召开81国共产党会议以前，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9月10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就解决中苏分歧提出五点建议。9月17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会谈。从此直到12月1日莫斯科81国共产党会议闭幕的50多天里，中苏两党代表和领导人在两党会谈、莫斯科会议宣言起草委员会和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他们当时认为是无比重要和神圣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和尖锐的争论。尽管如此，从莫斯科会议的最终结果看，双方显然都不愿意彻底决裂。

12月1日，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中苏团结的气氛中闭幕。会议一致通过了会议公报、《莫斯科声明》和《呼吁书》，并举行了签字仪式。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一安排象征着两党关系正常后，两国的关系也立刻得到了改善。对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和刘少奇对苏联的国事访问，中苏双方都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肯定和赞扬。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苏领导人试图弥合两党分歧和改善国家关系的愿望。

经过中苏共同努力，两国关系从1961年起得到明显的恢复。在经济方面，苏联主动提出向因自然灾害而严重缺乏食品的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20万吨小麦和70万吨黑麦）和50万吨古巴糖。2月中苏就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进行了新的谈判。尽管4月签订的贸易议定书中规定的贸易额比1960年要少得多，但这毕竟是正常贸易的重新开始，而且数字显示，贸易额减少同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在军事安全合作领域，苏联主动提出，愿向中国转让米格—21型军用飞机的全部技术。3月和8月，中国应邀继续参加了华沙条约国的会议，从而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形势。在裁军等重大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与苏联协调的姿态，没有在国际场合向苏联发难。6月间，苏联向中国通报了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的情况，并提出勃烈日涅夫和科兹洛夫访华和邀请中国领导人访苏。

1961年以来的中苏关系用苏联领导人的话说就是“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中共中央也表示，中苏“之间的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具体协商解决。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再次恶化。

二，走上全面破裂之路。

中苏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达成的妥协相当清楚地表明了双方改善关系的愿望，然而基于利害关系考虑的让步并不等于基本问题的解决。此后中苏关系的改善在双方来说，都是他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使然。实际上在一些重要的对外政策上，中苏基本上是在各行其是，同时试图谨慎地不使局部的分歧全面破坏当时两国日见好转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

1961年2月上旬，李先念率中国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途经莫斯科，与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苏方介绍了苏阿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李先念表示中国希望苏联主动加强与阿尔巴尼亚的团结。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大进行的情况看，苏阿双方都没有能稳妥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分歧，而中国却明确地站在了阿尔巴尼亚一边。会议结束时，苏联警告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要考虑反苏引起的“严重后果”。在3月和8月的华沙条约国会议上，中国再次面临苏联等国家对阿尔巴尼亚的谴责，不得不为阿尔巴尼亚与它们发生分歧。尽管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曾经建议中国政府，应在苏阿冲突中保持谨慎，以免严重危及中苏关系，但阿尔巴尼亚问题最终仍然成为中苏关系再次恶化的导火索。

在10月17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苏双方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几乎发生了直接的交锋。赫鲁晓夫在政治报告和总结报告中、科兹洛夫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都谴责了阿尔巴尼亚。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苏联领导人在二十二大上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的做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

苏联领导人在二十二大期间即对周恩来的讲话进行了有分寸但相当明确的反驳。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在激化。11月间，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安德罗波夫约见刘晓，指责中共中央发表阿尔巴尼亚的反苏材料。12月苏联宣布与阿尔巴尼亚断交。中国代表在几次国际会议上都公开批评了苏联的决定，中国的舆论工具则不断地热情赞扬阿尔巴尼亚，并报道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各种援助的消息。

从后来的发展看，中苏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争论只是一个导火索，一个双方都认为是可以控制因而大加利用的矛盾发泄孔。围绕苏共二十二大激化起来的中苏争论的基本原因是苏共二十二大再次激烈地批判了斯大林，会议决定将斯大林墓迁出红场的列宁—斯大林墓地，安置在克里姆林宫旁。苏共二十二大还批判了所谓的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并决定将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党。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等人必欲置于死地的原因是，他们坚持反对苏共二十大以来赫鲁晓夫所推行的政策，包括批评他推行和平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外政策。既然赫鲁晓夫决心利用苏共二十二大宣布将继续奉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政策，清除党内的反对派也势在必行了。

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上可能出现的情况看来是有所准备的。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即提出向列宁—斯大林陵墓献花圈并获苏方同意。中共代表团当时向列宁墓和斯大林墓各献花圈一个。在给斯大林的花圈的缎带上写上了“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苏联领导人对此必定是极为不满的。周恩来在二十二大上发言后，引起参加会议的其他一些国家代表的不断指责。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提前回国，并在机场受到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彭真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继续参加会议。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毛泽东向路过北京的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强烈表达了他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二大纲领的不满，认为赫鲁晓夫批判阿尔巴尼亚是指桑骂槐，是在攻击中国。

尽管在苏共二十二大期间事态已经如此严重，苏共二十二大结束后，中苏对双方的分歧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赫鲁晓夫之所以在二十二大期间没有立刻向中国发难，而且在二十二大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低姿态，主要是因为苏联的缓和政策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响应。就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期间，爆发了又一场的柏林危机，美苏两国的军队甚至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对峙。1962年春，苏联在东西德关系、核禁试和裁军等重大问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对抗的状态。8月间在柏林再度出现危机和军事对峙。10月间终于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在面临接连不断的严重危机时，当然不会蓄意恶化与中国的关系，以致给自己的外交雪上加霜。

中国自1960年确定的改善中苏关系的政策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并没有立刻发生变化。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赫鲁晓夫已经是深恶痛绝，但党的多数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中苏破裂已经不可挽回。他们认为中苏关系将是“时紧时松”，“中苏两国的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这一时期负责中联部的王稼祥在给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报告中，甚至提出了更为稳健的建议。

中苏双方试图维持住两国关系的愿望终于未能经受住冲击。冲突仍然发生在最敏感的安全领域。1962年春，由于中国经济困难和苏联插手，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尔泰沿边境地区发生6万多中国边民集体越境前往苏联，中苏双方为此再次互相指责。8月间，苏联正式通知中国，它将接受美国的建议，不向无核国家扩散核武器及其相关的技术。中国对此作出了极为强烈的反应，三次敦促苏联不得在与美国等国的谈判中损害中国的主权，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自夏季以来，中印边境局势日趋紧张。10月8日，周恩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沃年科，通知苏联方面，如果印度继续挑衅，中国将进行军事反击。10月14日，赫鲁晓夫为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举行欢送宴会。席间他除了声称必须加强中苏团结，还向刘晓表示在中印冲突中，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苏联理解中国准备军事反击的立场。他还说苏联正在研究采取措施，制止印度的挑衅，并停止向印度出售米格—21型战斗机。这时苏联正在应付古巴导弹危机，拉拢中国带有极大的投机性。很可能是基于以往的教训，中国未对苏联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作出答复。10月20日，就在中国政府就核扩散问题向苏联发出第二份备忘录的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界展开军事反击。苏联通过舆论给予中国相当有限的声援。

10月28日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的退让而告结束，中苏在此前的短暂合作也随之迅速结束。11月19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肯定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从而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立刻着手反击中国在危机期间对苏联政策的批评。从11月起相继召开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的党代表大会上，苏联及其盟友对中国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从12月中旬起，连续发表了7篇评论文章，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不点名的）全面批判。

这场论战持续到1963年初。1月16日，苏共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上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2月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高级会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契尔年科时，拒绝停止论战，但同意举行两党高级会谈，并邀请赫鲁晓夫访问中国。3月9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表示赞成举行两党高级会谈，并提出会谈应该讨论那些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战略和策略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讨论两国的关系。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于5月15日举行会谈，并就中国提出的需要讨论的问题，全面阐述了苏共的主要观点。5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苏联，并于5月9日通知苏联。双方最后商定，会谈于7月5日开始。

6月14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了对苏共3月30日来信的复信，题目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共中央在《建议》中说，苏共在来信中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问题，中共中央有必要就一些有关的原则性问题表达自己的观点。中共中央公开答复苏共中央来信和《建议》中的观点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在此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指责中共中央使中苏分歧“尖锐化到极点”。苏共中央全会还通过了《关于行将举行的苏共中央代表同中共中央代表会谈》的文件，要求苏共中央代表在会谈中必须坚决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6月27日，苏联驱逐了3名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和2名中国公民，理由是他们在苏联非法散发中共中央的《建议》。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责苏联是在将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在如此炽热的气氛中，于7月5日开始的中苏两党会谈除了继续争论外，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7月20日，中苏发表了公报，实际上宣布了会谈的失败。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苏会谈破裂的重要背景是苏联在中苏会谈的同时，邀请美国和英国的代表到莫斯科，谈判签署核禁试条约。在5月之前，苏联一直未对美国总统肯尼迪关于重开谈判的建议作出答复。5月下旬，苏联与美国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备忘录。6月8日，赫鲁晓夫致函肯尼迪，表示将在莫斯科接待美英特使，谈判签署一项核禁试条约。两天后肯尼迪即作出积极的回应。与美国关系的迅速进展使赫鲁晓夫在攻击中国时几乎到了口无遮拦的地步。在中苏两党高级会议开始前一天，赫鲁晓夫在公开讲话中攻击中国的对外政策，声称“只有疯子”才会指望用核武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因为“每消灭一个资本家，就会有一百万工人陪着送命”。对那样的人“历史会教训他们的”。7月14日，美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他们受到苏联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真理报》当天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声明，指责中国领导人蓄意要在核战争中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声明称不能同意“中国领导关于在亿万人尸体上创造出‘高出千百倍的文明’的观点”。这一系列行动表明，苏联领导人已经不再有缓和中苏关系的诚意，他们宁愿与美国携手，也不会对中国作出让步。

25日，苏联在未通知中国的情况下，与美国和英国共同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这一事件对中苏关系的破坏是带有根本性的，它被视为不仅是美苏合谋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而且是表明苏联更重视与美国的关系，正在进行的中苏两党高级会谈并没有多少重要意义。所以中国领导人猛烈地抨击苏联的行动，指责苏联企图与美国共同“统治世界，要全世界都听他们的命令”。9月6日，中国开始发表批判苏联的系列评论文章，苏联也对中国展开全面攻击。中苏两党会谈与几乎同时发生的美苏共同签署核禁试条约等实践表明，中苏同盟的消亡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三，中苏同盟的消亡及其后果。

与中苏在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等领域展开大论战的同时，中苏边界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成为中苏关系中一个日益突出的可能导致两国军事冲突的热点。

中苏两国当时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陆地边界，并且曾经长期存在领土争端和边界纠纷。这种情况是由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复杂原因造成的。在历史上，沙俄以武力、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等手段，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占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中苏同盟的战略大局，也是因为考虑到中苏边界问题涉及的历史因素，表示仍然准备以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确定两国边界的全部走向。当时的问题在于，沙俄和苏联超越了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有和在地图上划去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从而在中苏边界的东西两段形成了一些有争议地区。

60年代以前中苏友好相处的时期里，尽管两国在边界部分地带的归属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在边境地区基本上保持相安无事，双方的边防人员和边民也能友好相处。中苏关系恶化后，双方开始关注边界问题，它们都加强了在边界地区的武装巡逻，并开始互相指责对方制造边界纠纷。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边界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中苏敌对升级的表现形式和双方斗争的手段，特别是成为苏联向中国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的特殊手段。

从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边界事件起，中苏边境地区便无安宁之日了。据中国方面公布的统计数字，从这时起到1964年10月，共发生1000余起。在此期间，苏联方面不仅在中苏边界制造纠纷，苏联领导人还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纠纷、特别是利用中国与印度的边界冲突，攻击中国的对外政策，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针对苏联领导人的攻击，《人民日报》于1963年3月8日发表题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的社论。该社论在列举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时，也包括了中俄之间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伊犁条约》等，指出这些条约从“中国的东西南北四方侵夺中国的领土”。文章提出，苏联领导人现在提出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问题通通翻出来，进行一次总清算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第一次公开提出两国间存在的不平等条约。1963年7月间，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开始进驻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曾经宣布，由于自己处在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已经没有必要保持常备军。而且苏军也于50年代分批撤出。苏军重新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与中国毗邻地区，显然是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1964年2月至8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很可能是针对苏联方面在谈判中的态度和提出的观点，毛泽东于7月10日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佐佐木更三时说，沙皇俄国靠武力占领了中国大片的领土，“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笔帐呢”。毛泽东的谈话被公布以后，引起强烈的震动。苏联方面9月初公开指责中国领导人“鼓吹一种带有深远意图的公开的扩张主义计划”。可能是为了向国际社会澄清他谈话的本意，毛泽东曾经于9月10日利用接见法国客人的机会，说明中国无意要求苏联归还那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只是说那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是“采取攻势”让苏联人“紧张一下”。但是苏联领导人并不肯就此罢手。9月15日，赫鲁晓夫在会见日本议员时声称，谁胆敢破坏“神圣的”苏联边界，谁就会遭到苏联人民的“坚决反对”。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苏联决定向中苏边境地区增兵，致使双方存在争议的边界地段逐步发展为引起军事冲突的热点。

赫鲁晓夫的讲话和苏联的军事部署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毛泽东在10月7日和9日分别会见北朝鲜的崔庸健和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时，均提到要对赫鲁晓夫对中国使用武力有所准备。他在考虑部署华北大城市的防御时，特别指出“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一切都要准备好”。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要准备战争早打、大打，“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打核战争”，“准备两面打”。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公布的最能够直接说明中国曾经有过应付苏联发动战争的准备的文献。

主要是由于在南面面临美国的压力，中国领导人在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虽然对苏联可能采取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抱有高度的警惕，但在处理边界问题上总的说来是谨慎的和有节制的，对边界争论采取了冻结的态度。中国当时的确严厉抨击了苏联的对外政策，但仍限于口诛笔伐，用毛泽东的话说，中苏论战不过是“笔墨官司，反正死不了人”。中国领导人仍然认为，苏联的威胁与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有根本区别，美国的扩张才是全球性的和直接的威胁。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突然倒台，中国领导人立即决定利用这一机会，尝试改善中苏关系。[156]11月，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这次访问显然没有达到改善中苏关系的目的，但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因此便彻底放弃。1965年2月，毛泽东接见了访问越南途经中国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周恩来也同柯西金举行了多次会谈，并就改善两国关系提出了6点建议。根据周恩来当时的判断，毛泽东接见柯西金“自有积极作用”，会谈即使不能解决目前的分歧，也可以为今后的交往“作一交代”。此后周恩来在会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拉宾时，曾向他转达2月向柯西金提出的6点建议，并说“中国政府说话是算数的”。这表明中国领导人仍然试图稳住中苏的国家关系。

3月1日至5日，苏共中央不顾中共中央的一再反对，在莫斯科召开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并发表了一项会议公报。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通过谴责苏共中央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公开宣布与苏联新领导人彻底决裂。[159]6月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题为《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的文章，提出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就必须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以此为标志，中苏同盟终于不复存在了。

9月6日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军事进攻，印巴在克什米尔的局部冲突扩大成为两国间的全面冲突。中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印度的军事行动“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向印度施加压力。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印度侵略巴基斯坦的同一天，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印度军队越过中国—锡金的边界，并在中印边界西段侵入中国领土，进行军事挑衅。中国对印巴冲突作出强烈反应同中苏关系的状况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在猛烈抨击印度的军事行动是侵略行为时，特别指出不仅美国是印度扩张主义的支持者，而且苏联也在“为印度侵略者撑腰”，并称苏联支持印度侵略巴基斯坦同苏联在1959年和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中的政策一样，是在“玩弄同样的手法”，其目的之一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个新的反华浪潮”。

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并向中蒙边界地区大量增兵，两国的对抗开始升级。中国领导人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3月28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激烈地指责苏联企图入侵中国东北和新疆，与美国一起分裂中国。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华政策的上述认识和反应同迅速增加的中苏边界纠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们决定在中苏边界采取强硬行动的主要原因。根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从1964年10月起到1969年3月，双方的边界纠纷达4189起，比此前增加了三倍。即使说当时公布的这个数字有所夸张，它所反映的情况也是足够严重的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决策层于1968年1月作出了在中苏边界东段进行军事反击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在给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的指示中，要求解放军有关部队作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在警告无效和苏军打死中方人员时，边防部队可以开枪实行自卫还击。

1968年8月21日。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是推动中国领导人开始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全局考虑苏联威胁问题的关键。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住处召开紧急会议，除林彪外，中国的主要军政领导人均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了苏军入侵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