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同盟：从兴起到衰亡（四）

三，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领域的分歧。

上述有关核技术的分歧其实只是中苏在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领域中的矛盾的突出表现。从1958年夏季开始，中苏在一些列重大问题上均出现了分析甚至尖锐矛盾，其结果是导致了1959年10月两国领导人北京会谈的失败，中苏同盟破裂至此成为无法逆转的进程。

纠纷最初是由军事合作方面的分歧引起的。50年代中期，苏联在军事上面临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压力。为了改善自己的战略态势，苏联在“西线”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在亚太地区，苏联试图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军事合作，以抗衡美日军事同盟。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考虑，苏联军队领导人于1958年4月18日提出共同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根据苏联方面的建议，苏联负担电台建设费用1.1亿卢布中的64%，中国负担36%。中国方面认为这样分担建设费用，将涉及到电台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毛泽东指示彭德怀向苏联方面说明，中国将负担全部建设费用，电台建成后双方共同使用。苏联军方显然没有重视中国在电台所有权上的立场，仍然坚持双方共同建设和管理。中方认为这实际上是要求共同拥有所有权，不予接受，并明确提出中国负责建设，主权属中国，可共同使用。

在有关长波电台的磋商中形成的误解是严重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于7月21日直接向毛泽东提出，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毛泽东当即作出强烈的反应，提出“共同舰队”将以谁为主的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和中国主要领导人约见尤金。会谈中毛泽东历数了中苏在斯大林时期和当前的所有分歧和矛盾，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对中共不信任、赫鲁晓夫执政后限制先进技术转让、和平过渡问题、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看不起中国人、以及企图控制中国的军事，等等。最后他提出举行中苏高层会谈，最好是赫鲁晓夫到中国来。毛泽东的态度显然极大地震动了苏联领导层。7月31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海军部长库兹涅佐夫等访华。经过三次会谈，苏方同意按照中国的方案建长波电台，中国领导人则明确拒绝建立“共同潜艇舰队”。

赫鲁晓夫一行于8月3日离开北京，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美国政府立即进行军事干预，在台湾海峡集结了6个航空母舰编队。可以肯定地说，台湾海峡形成的紧张局势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严重忧虑，因为根据中苏条约的规定，一旦中国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苏联有义务向中国提供“尽其全力”的援助。9月5日，周恩来向苏联驻华使馆参赞通报了中国炮击金门并不是立刻要用武力解放台湾，并承诺“自己承担后果，不拖苏联下水”。第二天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到达北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台湾海峡的局势交换了意见。苏联方面在了解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后，对中国的行动表示了更明确和坚决的支持。尽管如此，苏联领导人并不赞成中国的行动，认为中国“实际上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是“激化苏美关系，利用苏中条约“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另一方面，赫鲁晓夫认为，他8月初访华时中国领导人未向他通报炮击金门的决定，这是难以容忍的不信任。

中苏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分歧在1959年进一步扩大，这突出地表现在双方已经无法在战略层次上协调政策，当时矛盾的焦点集中于对美政策。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对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上已经不尽一致了，此后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1959年初，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对美缓和的战略方针。就在苏联开始全面推行缓和政策时，中国领导人恰恰认为，当时正是应该强化对美斗争的时机。但是，不论中苏两国领导人在认识国际事务方面存在多么严重而又深刻的分歧，事实都足以证明，中国有理由认为苏联的缓和政策将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因而必须加以反对。

与中苏核合作中断同时，双方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也出现了分歧。1959年3月，中国西藏少数上层分子发动了武装叛乱，印度借机插手，并在中印边界制造紧张局势。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西藏出现的叛乱“同印度当局有关”，而且美英在幕后积极支持印度插手。因此中国严厉地谴责了印度的政策，并公开指责尼赫鲁。8月25日，由于印度军队侵入中国领土并向中国军队开火，中印发生了第一次边境武装冲突。

苏联显然不赞成中国对印度的政策，认为中国的强硬立场将增加尼赫鲁推行中立政策的困难。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将这一事件同赫鲁晓夫即将访美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反击印度的入侵不利于苏联的缓和政策。苏共中央因此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严重关注，实际上也就是向中国施加压力。9月10日，苏联不顾中国的反对，以塔斯社声明的方式，公开表示不赞成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其目的明显包括向西方国家表示它与中国的政策无关。中共领导人对苏联行为的反应是相当严峻的，他们认为那是赫鲁晓夫“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而“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

1959年9月25日至27日，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总统别墅戴维营举行了赫鲁晓夫执政后的第一次美苏首脑会晤。这次会晤是苏共二十一大以后苏联推行缓和政策的重要步骤，尽管会晤并没有取得实际成果，赫鲁晓夫仍大肆宣扬会晤意义重大，打破了美苏关系“一直僵持的冰块”，是“道义上的巨大胜利”。需要指出的是，赫鲁晓夫在会晤中与艾森豪威尔讨论了中美关系，并暗示苏联愿意居间调停，说服中国释放拘押的美国人犯。在遭到艾森豪威尔的反对后，赫鲁晓夫只是表示，他不赞成使用武力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没有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曾经授权赫鲁晓夫居间调停中美关系，但赫鲁晓夫的作为却可以被用来证明，毛泽东对“美苏妥协牺牲中国”的担心是有根据的。

正是因为受到美苏首脑会谈的鼓舞，赫鲁晓夫在戴维营会谈结束后，立即于9月30日至10月4日访问中国，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追随苏联的政策。在9月30日的国庆招待宴会上，尽管周恩来祝贺赫鲁晓夫“作为和平使者”访美取得了成功，赫鲁晓夫却在他的发言中声称，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应该永远被摈弃，而且不要企图用武力去“考验资本主义制度”。在两国首脑的多次会谈中，赫鲁晓夫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配合苏联的缓和政策。他在台湾、中印边界冲突等等问题上指责中国采取了“冒险主义”的政策，并且声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要在信念和目标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我们在同盟行动上也是紧密联系的”。

赫鲁晓夫的此类言行引起中国领导人的极度反感和反对，因为中国的安全受到美国的严重威胁，而且美国继续在国际上孤立中国，并用武力阻止中国统一台湾。仅美国于1957年夏季开始在台湾部署可以运载核弹头的“斗牛士”型战术导弹这一事实，就足以使中国领导人根本无法与苏联一起无条件地软化对美政策。在会谈中，中国领导人断然拒绝了赫鲁晓夫的建议。毛泽东认为，苏联“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他的结论是苏联不反美，“我们自己反，因为那时形势是美逼我反，我不得不反”。可以说1959年10月的中苏首脑会谈是中苏同盟走向衰亡的转折点。

四，“大跃进”与中苏关系的危机。

从中苏关系演变的脉络看，1959年10月以后中苏矛盾愈演愈烈毋宁说是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后毛泽东与苏共领导人之间的矛盾的总爆发。不过，如果仅仅对1959年发生的纠纷就事论事，中苏同盟的结束至少会被推迟，而且很可能不是以那种剧烈冲突的形式结束。可以肯定地说，1958年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在此判断基础上制定的政策及其后果，对中苏同盟的演变影响巨大。

1957年到1959年可算是独特的时期。从毛泽东探索中国发展战略的角度说，它是毛泽东背离中共“八大”即定方针的开端；从他后来用以指导对苏政策的理论的发展脉络看，它又是刺激毛泽东进行他那独特的思考并逐步形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初始。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挫折。一次是试图吸取斯大林的教训，尝试进行“整风”，结果却以发动“反右派运动”而结束。其次是试图超越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中国国内这些重大事件同上述种种事件相互交织在一起，极大地加速并加剧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宣布当今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那以后毛泽东相信，1958年的形势简直是少有的一派大好。他在批评“观潮派”时说：“他们是好人，就是不懂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问题已经成熟了。”这里所谓“问题”甚至包括中国和苏联谁应该先进入共产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有了这样的精神，原定15年超过英国的计划便被毛泽东提前为两年，而且“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这大概可以说是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对国内形势的基本判断和他心中的主要目标。

毛泽东这时对国际形势的描述同样是惊世骇俗的。他对来自各种渠道的那些分析美国阵营内部矛盾的报告尤为关注，甚至亲自为他感兴趣的报告或报道加上色彩鲜明的标题，例如《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等等，以便抒发他那难以抑制的豪情壮志。毛泽东在这些报告上的批语表明，他之所以认为“东风压倒西风”，是因为帝国主义阵营的形势就是“四分五裂”，“反动派大恐慌”。与帝国主义阵营相比，社会主义阵营则占优势，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相结合，其力量大大超过了帝国主义，所以“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

既然美国阵营处于弱势和被动，社会主义阵营采取更为主动和激烈的外交行动当然就是合理的。1958年夏季毛泽东在一系列他认为是根本性的问题上作出了结论。例如“谁怕谁多一点”？美帝国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还是向民族主义进攻”？紧张局势对哪一方更不利？对战争“还是怕好，还是不怕好？”等等。毛泽东的回答既有逻辑又富于鼓动性。他断言“西方国家怕我们怕的多一些”，而且力量对比对美国阵营越来越不利，帝国主义国家只是以反苏反华为借口，进攻民族主义国家，争霸“中间地带”。这种战略态势决定了“紧张局势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于美国不利”，因为它们既不敢贸然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又无法安稳地统治民族主义国家。最典型的是毛泽东对炮击金门的效果颇为欣赏，一方面是“金门、马祖打这样几炮，……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如此壮观何乐而不为？另一方面是紧张局势“可以调动人马，调动落后阶层，调动中间派起来奋斗”，既然如此又何乐而不为？正是这种思考逻辑促使毛泽东兴冲冲地描述了他的“绞索政策”，即通过制造紧张局势，甚至运用“战争边缘”的手段，削弱美国及其集团，或者迫使其作出让步。

在整个1958年，苏联对外政策从发展趋势上看，与毛泽东对中国外交的调整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在当年元旦克里姆林宫的宴会上，布置着象征熊熊烈火的盆景，上面嵌着“解冻”两个大字。在苏联对外政策方面，“解冻”就意味着美苏缓和，和平共处。苏共21大制定的对外政策表明，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以后，苏联对外政策向“缓和”的方向调整是确定不移的。不过这种发展趋势在1958年间并没有引起毛泽东特别的不满，实际上他本人在审阅《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还专门要求加上“与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缓和紧张局势的必要和可能”。毛泽东当时主要反对的是被认为否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和平过渡”，而不是“和平共处”。莫斯科会议的结果也证明，当时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仍然是可以调和的。

更重要的是，炮击金门后不久来自中国驻苏使馆的报告指出：苏联对大好形势的认识“有所进展”，尽管“深度还不足”。报告说赫鲁晓夫几次提到“我们对付战争的正确的态度，即决不害怕战争和不乞求和平”，“在理解和评价我国在国际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比以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估价”，并且“逐步吸收了中国的经验”。毛泽东对苏联这种变化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他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的确在强调，对苏联要保持“谦虚的态度”。

“大跃进”运动在1959年下半年已经露出的败相对毛泽东处理中苏关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从已经公布的毛泽东在1959年下半年的有关论述中，至少他本人也没有看到“大跃进”给中国的外交和国际地位带来多少积极的影响，反之他不得不同时应付包括来自中共党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怀疑和挑战。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影射和攻击人民公社的讲话与彭德怀等批评大跃进在时间上几乎同步，说轻些也属于“内外呼应”一类。因此当他从《内部参考》上读到赫鲁晓夫7月18日有关苏联公社问题的讲话后，从此怒不可遏。他随后开始布署最快在当年秋季、最迟在1960年春季，反击苏联的“反对派和怀疑派”和“向世界宣战”，甚至考虑马上在《人民日报》公布赫鲁晓夫那些被认为是“反公社”的言论。

显然，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力图纠正“大跃进”错误的努力与赫鲁晓夫对当时中国内外政策的批评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毛泽东将赫鲁晓夫的言行同中共党内的斗争联系起来，并逐步从中演绎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1959年夏季是毛泽东这个思考过程的开始，历史的演变证明，毛泽东的理论逻辑决定了从这一时刻起，中苏同盟的破裂已经无可挽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