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同盟：从兴起到衰亡（五）

第三节：中苏同盟的衰亡（1960-1965）

中苏首脑会晤以后，重新思考国际问题和中苏关系，一度成为毛泽东关心的重点，而且他开始在党内进行思想动员，为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做准备。在后来中共中央举行的一系列讨论国际形势、苏联对外政策以及中苏关系的会议上，毛泽东对有关问题发表了尖锐的评论，并表明他对1956年以来苏联对外政策的担心也是他不赞成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的原因之一。

不过尽管如上所述，中苏关系从1960年春季开始出现缓和，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中苏双方都明显地不希望两国关系继续紧张下去，尤其是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在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和周边环境出现动荡的情况下，任由中苏关系恶化。

从1959年11月开始到1960年上半年，中国领导人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反复讨论“国际问题”，以决定如何认识和应对开始恶化的周边环境及对外关系方面的困难。他们很快就决定采取稳妥应对的方针。根据吴冷西的回忆，在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中国领导人基本确定了“努力主动地在外交上开创新的局面”。在随后一段时间里，中共政治局常委多次开会，肯定了一月会议的精神并讨论了落实的具体办法。与此方针相适应，中国领导人也采取了改善中苏关系的措施。从实际发展过程看，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确一度呈现出起伏不定的状态。

一，短暂的缓和。

1960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利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发表了经过毛泽东本人和其他重要领导人讨论修改过的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他们对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问题的观点，以批判南斯拉夫为名，尖锐批评了苏联的对外政策及其指导思想。毛泽东显然已经开始将中苏在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归结为赫鲁晓夫背离马克思主义。

苏联方面也为意识形态争论进行了紧张的准备。苏联领导人认为，中共中央的行动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对苏共宣战，因此必须予以反击。6月间，苏共中央利用纪念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发表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中共中央的理论和政策。后来的情况证明，苏联早已经为在布加勒斯特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讨伐中共进行准备了。

6月24日至26日举行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不可避免地成为中苏论战的战场。在苏共中央的指挥下，与会各国党中的多数代表指责中共中央的对外政策和对苏联的批评，赫鲁晓夫更是无所顾忌地指责甚至讥讽中国领导人。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也是唇枪舌剑，据理力争。从双方争论的内容到争论的方式看，都可以说布加勒斯特会议已经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

中苏两党的论战从一开始便波及到国家关系。会议结束后不久，苏联便单方面决定停止发行《友好》周刊和《苏中友好》杂志，以便防止中国利用这些刊物，在苏联进行宣传。7月16日宣布撤回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专家，随后又单方面终止了12个协定和数以百计的合同、合作项目。与此同时，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发生了边界纠纷。

鉴于布加勒斯特会议对两国关系造成的严重和全面的影响，中苏双方都作出了一定的努力，试图控制住急剧恶化的两国关系，因为双方都感到有必要修复因意识形态争论而遭到破坏的国家关系。而要恢复合作，改善两党的关系是先决条件。

从苏联方面看，缓和政策推行得并不顺利。5月间发生了美国U-2侦察机侵入苏联领空的事件，苏、美、英、法巴黎首脑会晤流产。赫鲁晓夫的对华强硬政策也受到苏共党内和政府一些部门的反对。因此苏联一再向中共中央呼吁，就解决双方的分歧举行两党会谈。

中国领导人也未必预料到，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会如此迅速和全面地冲击到中苏国家关系。苏联撤退专家和终止协定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这无异于给中国正处于严重困难时期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尽管毛泽东善于用辨证的思考将“坏事变好事”，但那并不能解决国民经济当前面临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也强调，中苏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中苏的矛盾是局部性的，斗争的目的还是恢复中苏“团结”。

9月初，中苏两党达成协议，在11月召开81国共产党会议以前，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9月10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就解决中苏分歧提出五点建议。9月17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第一次会谈。从此直到12月1日莫斯科81国共产党会议闭幕的50多天里，中苏两党代表和领导人在两党会谈、莫斯科会议宣言起草委员会和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就他们当时认为是无比重要和神圣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问题，展开了激烈和尖锐的争论。尽管如此，从莫斯科会议的最终结果看，双方显然都不愿意彻底决裂。

12月1日，莫斯科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中苏团结的气氛中闭幕。会议一致通过了会议公报、《莫斯科声明》和《呼吁书》，并举行了签字仪式。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一安排象征着两党关系正常后，两国的关系也立刻得到了改善。对于莫斯科会议的结果和刘少奇对苏联的国事访问，中苏双方都给予了异乎寻常的肯定和赞扬。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苏领导人试图弥合两党分歧和改善国家关系的愿望。

经过中苏共同努力，两国关系从1961年起得到明显的恢复。在经济方面，苏联主动提出向因自然灾害而严重缺乏食品的中国提供100万吨谷物（20万吨小麦和70万吨黑麦）和50万吨古巴糖。2月中苏就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进行了新的谈判。尽管4月签订的贸易议定书中规定的贸易额比1960年要少得多，但这毕竟是正常贸易的重新开始，而且数字显示，贸易额减少同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在军事安全合作领域，苏联主动提出，愿向中国转让米格—21型军用飞机的全部技术。3月和8月，中国应邀继续参加了华沙条约国的会议，从而改善了中国的安全形势。在裁军等重大问题上，中国也采取了与苏联协调的姿态，没有在国际场合向苏联发难。6月间，苏联向中国通报了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的情况，并提出勃烈日涅夫和科兹洛夫访华和邀请中国领导人访苏。

1961年以来的中苏关系用苏联领导人的话说就是“已经恢复了友好、信任和兄弟般的关系”。中共中央也表示，中苏“之间的分歧，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可以通过具体协商解决。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后，中苏关系再次恶化。

二，走上全面破裂之路。

中苏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上达成的妥协相当清楚地表明了双方改善关系的愿望，然而基于利害关系考虑的让步并不等于基本问题的解决。此后中苏关系的改善在双方来说，都是他们面临的国内外环境使然。实际上在一些重要的对外政策上，中苏基本上是在各行其是，同时试图谨慎地不使局部的分歧全面破坏当时两国日见好转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是关于苏联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问题。

1961年2月上旬，李先念率中国代表团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途经莫斯科，与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苏方介绍了苏阿关系中的一些问题，李先念表示中国希望苏联主动加强与阿尔巴尼亚的团结。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大进行的情况看，苏阿双方都没有能稳妥地处理他们之间的分歧，而中国却明确地站在了阿尔巴尼亚一边。会议结束时，苏联警告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要考虑反苏引起的“严重后果”。在3月和8月的华沙条约国会议上，中国再次面临苏联等国家对阿尔巴尼亚的谴责，不得不为阿尔巴尼亚与它们发生分歧。尽管当时的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曾经建议中国政府，应在苏阿冲突中保持谨慎，以免严重危及中苏关系，但阿尔巴尼亚问题最终仍然成为中苏关系再次恶化的导火索。

在10月17日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苏双方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几乎发生了直接的交锋。赫鲁晓夫在政治报告和总结报告中、科兹洛夫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都谴责了阿尔巴尼亚。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苏联领导人在二十二大上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的做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

苏联领导人在二十二大期间即对周恩来的讲话进行了有分寸但相当明确的反驳。二十二大以后，中苏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矛盾明显在激化。11月间，当时任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安德罗波夫约见刘晓，指责中共中央发表阿尔巴尼亚的反苏材料。12月苏联宣布与阿尔巴尼亚断交。中国代表在几次国际会议上都公开批评了苏联的决定，中国的舆论工具则不断地热情赞扬阿尔巴尼亚，并报道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各种援助的消息。

从后来的发展看，中苏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争论只是一个导火索，一个双方都认为是可以控制因而大加利用的矛盾发泄孔。围绕苏共二十二大激化起来的中苏争论的基本原因是苏共二十二大再次激烈地批判了斯大林，会议决定将斯大林墓迁出红场的列宁—斯大林墓地，安置在克里姆林宫旁。苏共二十二大还批判了所谓的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并决定将莫洛托夫等人开除出党。赫鲁晓夫对莫洛托夫等人必欲置于死地的原因是，他们坚持反对苏共二十大以来赫鲁晓夫所推行的政策，包括批评他推行和平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外政策。既然赫鲁晓夫决心利用苏共二十二大宣布将继续奉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政策，清除党内的反对派也势在必行了。

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上可能出现的情况看来是有所准备的。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即提出向列宁—斯大林陵墓献花圈并获苏方同意。中共代表团当时向列宁墓和斯大林墓各献花圈一个。在给斯大林的花圈的缎带上写上了“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苏联领导人对此必定是极为不满的。周恩来在二十二大上发言后，引起参加会议的其他一些国家代表的不断指责。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提前回国，并在机场受到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彭真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继续参加会议。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毛泽东向路过北京的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强烈表达了他对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二大纲领的不满，认为赫鲁晓夫批判阿尔巴尼亚是指桑骂槐，是在攻击中国。

尽管在苏共二十二大期间事态已经如此严重，苏共二十二大结束后，中苏对双方的分歧还是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赫鲁晓夫之所以在二十二大期间没有立刻向中国发难，而且在二十二大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保持低姿态，主要是因为苏联的缓和政策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响应。就在苏共二十二大召开期间，爆发了又一场的柏林危机，美苏两国的军队甚至发生了直接的军事对峙。1962年春，苏联在东西德关系、核禁试和裁军等重大问题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处于对抗的状态。8月间在柏林再度出现危机和军事对峙。10月间终于爆发了震动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在面临接连不断的严重危机时，当然不会蓄意恶化与中国的关系，以致给自己的外交雪上加霜。

中国自1960年确定的改善中苏关系的政策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并没有立刻发生变化。尽管毛泽东本人对赫鲁晓夫已经是深恶痛绝，但党的多数领导人当时并不认为，中苏破裂已经不可挽回。他们认为中苏关系将是“时紧时松”，“中苏两国的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这一时期负责中联部的王稼祥在给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报告中，甚至提出了更为稳健的建议。

中苏双方试图维持住两国关系的愿望终于未能经受住冲击。冲突仍然发生在最敏感的安全领域。1962年春，由于中国经济困难和苏联插手，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尔泰沿边境地区发生6万多中国边民集体越境前往苏联，中苏双方为此再次互相指责。8月间，苏联正式通知中国，它将接受美国的建议，不向无核国家扩散核武器及其相关的技术。中国对此作出了极为强烈的反应，三次敦促苏联不得在与美国等国的谈判中损害中国的主权，代替中国承担义务。

自夏季以来，中印边境局势日趋紧张。10月8日，周恩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沃年科，通知苏联方面，如果印度继续挑衅，中国将进行军事反击。10月14日，赫鲁晓夫为中国驻苏联大使刘晓举行欢送宴会。席间他除了声称必须加强中苏团结，还向刘晓表示在中印冲突中，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苏联理解中国准备军事反击的立场。他还说苏联正在研究采取措施，制止印度的挑衅，并停止向印度出售米格—21型战斗机。这时苏联正在应付古巴导弹危机，拉拢中国带有极大的投机性。很可能是基于以往的教训，中国未对苏联改善中苏关系的建议作出答复。10月20日，就在中国政府就核扩散问题向苏联发出第二份备忘录的同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印边界展开军事反击。苏联通过舆论给予中国相当有限的声援。

10月28日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的退让而告结束，中苏在此前的短暂合作也随之迅速结束。11月19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肯定了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决策，从而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立刻着手反击中国在危机期间对苏联政策的批评。从11月起相继召开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的党代表大会上，苏联及其盟友对中国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中共中央进行了坚决的反击，从12月中旬起，连续发表了7篇评论文章，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了（不点名的）全面批判。

这场论战持续到1963年初。1月16日，苏共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上提出了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2月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高级会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契尔年科时，拒绝停止论战，但同意举行两党高级会谈，并邀请赫鲁晓夫访问中国。3月9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央的复信中表示赞成举行两党高级会谈，并提出会谈应该讨论那些涉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战略和策略的问题，而不仅仅是讨论两国的关系。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建议于5月15日举行会谈，并就中国提出的需要讨论的问题，全面阐述了苏共的主要观点。5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前往苏联，并于5月9日通知苏联。双方最后商定，会谈于7月5日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