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提尔曼·阿勒特的《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一书说，在纳粹统治时期，行希特勒问候礼是一种效忠的表示，它的贯彻与推广最清晰地说明了德国人的集体退化。的确如此，“有什么样的群众就配有什么样的领袖”。通过希特勒问候语这一带来无穷灾难的身体姿势，不难看出专制绝非仅仅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可以说，希特勒问候礼是在集体意志的名义下纳粹所伪造出来的一种恶行。当人们自愿或是被迫向帝国元首做出无条件服从的时候，就意味对纳粹体制的认同，就意味着把口头上的承诺演变成对希特勒政权效忠的义务，而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认同和效忠，迫使人们最终放弃了道德的自我考量，不仅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完全抛弃，而且也将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拱手相送。可以说，纳粹统治是在群众狂热的欢呼声中推行的，当大多数德国人学会了无条件地服从，将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全部抛弃时，不可理喻的群众意志就将自己的民族和整个世界拽入了灾难的深渊。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人们不断反思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横行一时无所不为，希特勒与纳粹主义能够暴戾恣睢主宰欧洲时，就不能不关注这个带来无穷灾难、主宰着人与人交往的细微之处、并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扩散着沉重威胁的希特勒问候语，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传播的？当人们面对强制性的问候命令时，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孕育这种现象的文化根源是什么？
在法西斯主义的哲学中，暴力一直起着核心的作用。如果不使用暴力，法西斯主义就无法得到权力，即使夺取了权力，也不能保持住它。墨索里尼有句名言：“社会党人问我们的纲领是什么？我们的纲领就是砸碎社会党人的脑壳。”我们不妨顺着这样的思路来分析一下，德国纳粹是如何利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来推行“党文化”，并以此奴役人民的思想的。
纳粹帝国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存在方式之一。人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环境来表述、解释和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个非常的年代，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曾习惯于用一种官方语言的模式来解释周围的一切，包括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例如，讲到中国的历史，就会不自觉地以一种固定的尺度，将中国的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讲到人与人的关系，也会用一种近乎于偏执的敌对标准，将社会划分为：红五类、狗崽子，革命同志、阶级敌人，无产阶级战友、地富反坏右；如果想攻击某人思想陈旧，就会说他很“封建”；如果对异性之间的来往看不顺眼，就会说“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些语言简直可以达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地步。至于像“右派”、“黑帮”、“走资派”、“臭老九”、“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这类语汇，恐怕只有生活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人才能明白。这些当时被认为是最革命的语言，深深地渗入到每个人的意识之中，成为人们的主观意识加予客观世界的一组标签，仿佛只有靠着这类标签，才能使人们看清众象纷纭的外在世界，才能将自己的头脑梳理出大致轮廓，换而言之，正是靠着它们，在当时人的意识中才能将客观的“现实生活”架构起来。
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通常包括了两个部分：内在的价值观；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与思维模式。因此，希特勒统治下的第三帝国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纳粹的“党文化”，是以法西斯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既包含了纳粹所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法西斯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权暴力与谎言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变异文化。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克勒姆佩雷尔指出：“纳粹主义通过一些个别的、经由千百万次重复而强加的，并被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的词、短语、语言形式进入人们的血肉之中。”
当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希特勒正确地分析了以前德国官方宣传失败的原因：那就是权力当局低估了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并且未能意识到有效的宣传不仅仅是群众对执政者权力合法性的认知，而且还是执政当局控制政局、引导民众、消灭敌对势力的手段。正如希特勒所设想的，纳粹的宣传就是要对群众提出一些要点，并且无休止地重复它们。希特勒和他的助手戈培尔认为：人民大众是迟缓的和懒散的，记忆是脆弱的，他们只是对上千次重复的最简单的观念才会有反应。因此，民众在活动和思维上是“女性气的”，是靠情感而不是靠理性来驱动的。琐碎或烦琐的解释没有地盘，宣传必须是肯定的或否定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敌即友，非对即错。所以，辨证地看问题的能力是宣传的对立面。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赵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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