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希特勒！绝不允许猩猩向元首致敬

Hi，希特勒！

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曾经流传一则笑话：

一天，滕内斯和赛尔在田间散步。滕内斯一不留神踩着一堆猪粪，险些摔倒。未等站稳，他马上高伸右手，大吼一声：“Hi，希特勒！”赛尔关心地问：“你没事吧？这里根本没有其他人。”滕内斯一本正经地回答道：“我可是照规定办事！规定不是说：如果进入一个店铺，必须喊希特勒万岁吗？”

谁都不会忘记，在纳粹极权统治时代，“希特勒万岁”成了德国人精神生活的全部。从1933年起，第三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最亲密的私人交往空间，都会看到德国人最富夸张的表演形式：两腿并拢、立正直立、手掌向下、右臂倾斜、高举至眉梢的动作，伴随着这个颇有些滑稽的动作，都会听到整齐划一的“Hi，希特勒”的呼喊。甚至在人们相互来往的信件中，以及领取工资的名单上，也会将“向您致以希特勒问候，希特勒万岁”作为问候语，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

人们或许还记得，1936年柏林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当英、法两国体育代表团的官员和运动员们走进体育场时，竟然也伸直右臂，向主席台上的希特勒行纳粹礼致敬。而在1935年出版的《图解杜登德语大辞典》中，希特勒问候语竟赫然列在“问候方式”的图例中，并且位居第一。

在纳粹统治时期，希特勒问候语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购物者走进商店，所听到的服务问候语是：“Hi，希特勒！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回答也必须满脸严肃，一丝不苟，“Hi，希特勒！我要购买衬衫。”在当时，“烘烤面包的模子被做成纳粹标志的形状；上门做客时，客人会选择印有‘希特勒万岁’字样的花瓶作为礼物；连孩子们收到的弹力橡胶玩具人也伸开手臂向希特勒敬礼；家家户户的客厅里，到处悬挂着摄影师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肖像照”。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够逃脱这种领袖崇拜的疯狂，写着“德国人问候希特勒万岁”字样的瓷釉标牌充斥德国各大城市的广场、街道、电线杆以及路灯柱；甚至就连幼儿园和学校也成为演练希特勒问候礼的培训中心。学者赵毅衡在《握过元首的手的手的手》这篇文章中描述，希特勒的崇拜者认真地说：“恭喜你，你刚握了一只手，此手曾经握过一只手，该手曾经握过元首的手。”在今天看来矫揉造作式的表白，在当时却是自豪与荣耀的感受，的的确确是发自普通德国人的心底。

对于领袖的个人崇拜，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者》曾有过这样一段评价：“我们的任务是把崇高的希特勒问候……变成德国民众充满信仰的一种问候……当我们对那些心志不坚定的人使用德意志问候语，并企图以此来维护他们的良好品性时，我们一定要严格地监督他们，以免他们在使用德意志问候语时弄虚作假或当面撒谎。德意志问候语绝不是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它时时提醒着我们：阿道夫·希特勒赋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它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践行之。”有了这样的衡量标准，并将是否行纳粹敬礼提高到“忠于元首”的高度，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如狼似虎般的监视下，没有人可以预料怠慢行礼或者根本不行礼会遭到怎样的下场。这种对于前途未卜的恐惧感足以使人们对“德意志问候”产生一种觳觫恐惧的臣服。“英格伯格·施奈德·鲁乔夫曾回忆道：那大概是1934年或1935年的事情了。我父亲去夏洛腾堡办事，走到了柏林大街即今天的奥托·苏尔大道时，他同其他人站在人行道边上准备过马路。这时有一队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列队走了过来。那是一群也就十五岁到十七岁的小孩，为首的一个举着一面旗子。我父亲还没有反应过来，脸上就挨了重重一掌。打他的那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也扇了周围男女路人几个耳光，恶狠狠地说：‘一群猪’，看见旗帜竟然不及时行礼。”

当然，这种“德意志问候”在暴力恐怖下也会产生叫人啼笑皆非的荒诞。当时德国有一个来自帕德博恩的杂耍艺人特劳伯特·帕特，他驯养了一只大猩猩。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他训练大猩猩也行纳粹礼。大猩猩接受训练之后，立竿见影，不仅把“Hi，希特勒”的行礼模仿得惟妙惟肖，而且对这个动作乐此不疲。只要有人登门，大猩猩便立刻笨拙地伸出右臂，向来人有模有样地行纳粹礼，特别是看见穿制服的人，它更是抑制不住兴奋，一面立正行敬礼，一面发出“吽吽”的吼叫。没多久，有人就将此向当局通风报信，禁令随之而来：绝不允许让猩猩向元首致以“德意志问候”，否则格杀勿论。兹事体大，凡涉及对“元首”的崇拜，举足轻重，非同儿戏，绝对不允许开这类国际玩笑。于是，这位杂耍艺人被当局以大不敬的罪名征召入伍，并发配到天寒地冻的俄国前线作战。最终，这个荒诞的故事以悲剧的结局落下帷幕。

德国社会学家提尔曼·阿勒特的《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一书说，在纳粹统治时期，行希特勒问候礼是一种效忠的表示，它的贯彻与推广最清晰地说明了德国人的集体退化。的确如此，“有什么样的群众就配有什么样的领袖”。通过希特勒问候语这一带来无穷灾难的身体姿势，不难看出专制绝非仅仅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可以说，希特勒问候礼是在集体意志的名义下纳粹所伪造出来的一种恶行。当人们自愿或是被迫向帝国元首做出无条件服从的时候，就意味对纳粹体制的认同，就意味着把口头上的承诺演变成对希特勒政权效忠的义务，而这种对法西斯主义的认同和效忠，迫使人们最终放弃了道德的自我考量，不仅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完全抛弃，而且也将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拱手相送。可以说，纳粹统治是在群众狂热的欢呼声中推行的，当大多数德国人学会了无条件地服从，将个人自由和民主权利全部抛弃时，不可理喻的群众意志就将自己的民族和整个世界拽入了灾难的深渊。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人们不断反思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为什么法西斯主义能够横行一时无所不为，希特勒与纳粹主义能够暴戾恣睢主宰欧洲时，就不能不关注这个带来无穷灾难、主宰着人与人交往的细微之处、并通过严厉的制裁措施扩散着沉重威胁的希特勒问候语，它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传播的？当人们面对强制性的问候命令时，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孕育这种现象的文化根源是什么？

在法西斯主义的哲学中，暴力一直起着核心的作用。如果不使用暴力，法西斯主义就无法得到权力，即使夺取了权力，也不能保持住它。墨索里尼有句名言：“社会党人问我们的纲领是什么？我们的纲领就是砸碎社会党人的脑壳。”我们不妨顺着这样的思路来分析一下，德国纳粹是如何利用暴力和恐怖手段来推行“党文化”，并以此奴役人民的思想的。

纳粹帝国的语言

语言是人类思想的外在表现形式，用语言学家的话来说，“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存在方式之一。人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环境来表述、解释和交流自己的所思所想。上了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在那个非常的年代，绝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曾习惯于用一种官方语言的模式来解释周围的一切，包括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例如，讲到中国的历史，就会不自觉地以一种固定的尺度，将中国的社会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讲到人与人的关系，也会用一种近乎于偏执的敌对标准，将社会划分为：红五类、狗崽子，革命同志、阶级敌人，无产阶级战友、地富反坏右；如果想攻击某人思想陈旧，就会说他很“封建”；如果对异性之间的来往看不顺眼，就会说“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些语言简直可以达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的地步。至于像“右派”、“黑帮”、“走资派”、“臭老九”、“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等等这类语汇，恐怕只有生活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中国人才能明白。这些当时被认为是最革命的语言，深深地渗入到每个人的意识之中，成为人们的主观意识加予客观世界的一组标签，仿佛只有靠着这类标签，才能使人们看清众象纷纭的外在世界，才能将自己的头脑梳理出大致轮廓，换而言之，正是靠着它们，在当时人的意识中才能将客观的“现实生活”架构起来。

语言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通常包括了两个部分：内在的价值观；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与思维模式。因此，希特勒统治下的第三帝国语言，从本质上说就是纳粹的“党文化”，是以法西斯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既包含了纳粹所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法西斯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权暴力与谎言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变异文化。德国语文学家维克多·克勒姆佩雷尔指出：“纳粹主义通过一些个别的、经由千百万次重复而强加的，并被机械地和无意识地接受的词、短语、语言形式进入人们的血肉之中。”

当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希特勒正确地分析了以前德国官方宣传失败的原因：那就是权力当局低估了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并且未能意识到有效的宣传不仅仅是群众对执政者权力合法性的认知，而且还是执政当局控制政局、引导民众、消灭敌对势力的手段。正如希特勒所设想的，纳粹的宣传就是要对群众提出一些要点，并且无休止地重复它们。希特勒和他的助手戈培尔认为：人民大众是迟缓的和懒散的，记忆是脆弱的，他们只是对上千次重复的最简单的观念才会有反应。因此，民众在活动和思维上是“女性气的”，是靠情感而不是靠理性来驱动的。琐碎或烦琐的解释没有地盘，宣传必须是肯定的或否定的，非此即彼，非白即黑，非敌即友，非对即错。所以，辨证地看问题的能力是宣传的对立面。

我们说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恐怖之处不同于其他专制，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制造和攻击敌对分子的过程中树立自己的舆论权威（凡是不与之同流合污者，都会被作为敌对势力铲除）。同时，它还有着大规模的宏观控制和无孔不入的细微渗透，并且它把这种控制和渗透与暴力恐怖手段十分巧妙地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魏玛宪法是一部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宪法。其中规定了某些公民权利，包括新闻自由的权利。宪法规定：“人民在法律范围内，有以语言、文字、印刷和图画自由表示意见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妨害，并不得实行检查。”这就为资产阶级报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当时的德国报业空前繁荣，1914年全国报纸有二千二百家，1932年便上升到四千七百零三家，总销数二千五百万份，为德国报业史上的高峰。德国成为了欧洲出版自由最早的国家。

正因为有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些最重要的公民权利，才奠定了欧洲繁荣强盛的基础，客观上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正因为德国曾经是欧洲出版自由最早的国家，因此像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号召人民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著作，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下出版、发行、传播，假若没有出版自由，又怎么可能诞生伟大的马克思主义？

回顾第三帝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纳粹专制政权就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对社会各个领域，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其他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甚至包括个人生活的诸方面实行严厉的控制。在夺取权力之前，纳粹分子的斗争策略是竭尽全力地制造喧嚣，以便唤起公众的注意，吸引选票。一旦掌握权力，他们就建立起对宣传的垄断，对舆论的控制，消灭所有潜在的对手。对戈培尔来说，只要纳粹党掌了权，就应该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监视和指导新闻舆论上。就文化方面而言，纳粹政权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灌输和宣传，但对文化事业本身却异常轻视。希特勒上台后，立即任命戈培尔为纳粹党宣传头目，并设立了由其掌管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然而却没有设立负责文化事业的部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汉约斯特曾借其作品中的主角表达了纳粹当局对待文化的心声：“当我一听见‘文化’这个词，我就想立刻掏出手枪。”

正是出于对舆论宣传的重视，纳粹当权者还未坐稳他们的宝座，就开始推进意识形态“一体化”的进程。首先，纳粹分子借助于暴力，通过经济、行政等手段剥夺对手的发言权，甚至实施暗杀，以达到清除对手的目的。报刊是纳粹宣传工作中最为看重的舆论工具，纳粹政府上台不久，便加强了对报刊的控制。1933年10月4日，纳粹当局颁布了《报刊法》，规定只有纯日耳曼血统的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才可以取得编辑和记者的任职资格，而且配偶也不得是犹太人。对那些不是纳粹党的或不愿意愿成为纳粹党的报刊、编辑、记者，纳粹当局把他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加以大肆诛锄。戈培尔首先对德国最主要的报纸《伏斯日报》下手。《伏斯日报》是德国自由派的报纸，创办于1704年，腓特烈大帝、诗人莱辛都曾是它的撰稿人。在当时，《伏斯日报》的声望与影响堪与英国的《泰晤士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相媲美。纳粹当局借口报社投资方——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的老板是犹太人，于是将这家连续发行了二百三十年的报纸，在1934年4月1日停刊。另一家驰名世界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也在1936年底被迫歇业。德国的第三家自由主义大报《法兰克福日报》尽管在纳粹当局的威逼下委曲求全，被迫清除了犹太老板、编辑和记者，得以继续出版，但也只是苟延残喘地勉强维持到1943年。

按照纳粹当局的《报刊法》规定，各类报纸的编辑们必须遵守“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的要求。因此应该写什么样的新闻与评论，不应该发表什么样的报道，各家报刊都必须接受纳粹当局的耳提面命，由此全德国的报刊不可避免地会显出舆论一律、万马齐喑的现象。尽管德意志传统文化中有迷信权威、盲目服从的特点，德意志民族又是一个受到严密管制和生性习惯于服从权威的民族，但对这样单调划一、枯燥乏味的报刊宣传，久而久之也感到了厌倦，报纸销售量一落千丈。由于失去了读者，很多报刊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在第三帝国的头四年中，报纸的种类便下降到两千六百七十一家，减少了将近一半。

其次，希特勒与戈培尔通过纳粹美学、纳粹语言学、纳粹教育学将纳粹党文化的语言进行创造性的组合，从而形成话语情境，再由这样的话语情境，引导、改变和暗示人们的思维，从而让民众潜移默化地接受法西斯主义。纳粹党文化的最大创造，就是按照种族主义的原则，把文化分为“德意志文化”和“非德意志文化”，他们极力推崇和提倡所谓“德意志文化”，极力排斥和诋毁所谓“非德意志文化”。希特勒纳粹政权所提倡的“德意志文化”，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根据希特勒、戈培尔以及纳粹理论家罗森伯格的言论和解释，所谓“德意志文化”主要是指德意志人创造的文化成果，歌颂雅利安或日耳曼血统优越的理论和作品。因此，在纳粹语言中提到人的时候，用的总是抽去个人面孔的集体称呼，如“人民”、“敌人”、“德国人”、“犹太人”、“犹太杂种”、“人民群众”、“日耳曼民族”。仅就希特勒和戈培尔经常挂在嘴边的“人民”而言，仔细琢磨，不难看出这个词汇的用意，它并非仅在于其数量的不可胜数，而且更在于其道义和价值色彩。因为在统治者口中，“人民”具有巨大的道义力量和价值观念，谁拥有了人民，谁就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就可以“挟人民以令天下”。因此这个“人民”到底是谁？似乎人人都心里明白，但又谁也说不清楚。每一个“自我”都可以认为自己是“人民”，但每一个人又都随时可以被人称为“人民的敌人”。正因为“人民”具有道德的制高点和道义的正当性，因而在纳粹政权下，每一个人都不得不认同它；又由于“人民”词汇的整体性和群体性，每一个人都认为或希望自己应该身属其中。因此“人民”一词便在纳粹的语言中有了新的含义，即“人民”不仅不包括“自我”，而且要消灭“自我”，在纳粹党文化中，人体的存在——人本身就随着第三帝国语言的灌输和强化，失去了生存的正当性。借用戈培尔自己的话说：“在第三帝国，没有哪一个德国人感到自己是属于自己的公民。”正是在纳粹政府的哄骗、迷惑和威胁下，无论男女老少，几乎所有的德国人的生活都受到了纳粹党文化的改造，产生出一种“完美的团体意识”，而这恰恰是极权主义国家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同时，纳粹语言总是将它排斥的人群非人化，对于犹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总是鄙夷地称之为“犹太害虫”、“劣等民族”、“德意志的敌人”。正是这样的文化传播，在许多德国的青少年的心目中，只有血统高贵的雅利安种族才是最勇敢、最发达的人种，才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人类的普罗米修斯”，其他民族都是邪恶的、堕落的，都是寄生虫，是不应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即使这些民族苟且偷生，那也只能按照雅利安人的意志行事。

另外，纳粹语言总是用一种根深蒂固的狂热，总是使用最高的极端语式，采取“口号＋形容词”的特别语法，来吹捧领袖，宣扬纳粹的成就，鼓吹狂热的爱国主义，叫嚣侵略战争。希特勒纳粹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筑在极权主义与独裁统治基础之上的领袖原则。一方面，希特勒将德意志和雅利安种族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希特勒又将金发碧眼的雅利安种族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即是那种最优秀的有各种美德的上层入物；第二等级是既无英雄主义又无卑鄙行为的广大中间阶层；第三等级则是自私自利、骄奢淫逸的最下流分子。希特勒认为世界历史就是由少数天才创造的，即第一等级的雅利安人创造的。而这个“个人”就是超人，是高于一切人群之上的领袖，是民族和国家的中流砥柱。群众对领袖人物必须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对领袖不仅要忠诚，并且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怀疑。作为领袖不仅要统帅一切，号令一切，指挥一切，而且领袖的任何言论都是时代的最强音，是指导国家和民族命运前途的最高指示，是全社会生活的圭臬。为了贯彻领袖至上的原则，纳粹党开展了对希特勒狂热的歌功颂德的运动，几乎所有的纳粹高官都纷纷向希特勒表忠心，戈培尔在1933年在希特勒四十四岁生日时发表的讲话，更是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是一个创造了历史性成就并将继续接受挑战的伟人。他（也）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家。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幸运地被全德国人民所感激和热爱，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所理解”。“他的人格魅力像魔术一样抓住了每一个曾和他有所接触之人的心……那就让我对他说，对全德国说：我的元首！百万最优秀的德国人向您送去他们最诚挚的祝福，向您奉上他们的心，以及我们，您最亲密的战友和兄弟，在您的荣耀和爱周围团结起来”。

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往往是那些崇高而伟大的字眼：“爱国主义”、“德意志民族振兴”、“国家高于一切”、“德国人民事业的伟大胜利”，等等。这些带有神圣光环的语汇被纳粹“党文化”重新诠释，深深地打上了法西斯主义的烙印。这些第三帝国的语言，通过各种各样的包装宣传，被潜移默化地印刻在他们的头脑中，成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日常用语。纳粹语言对德国人的麻痹和毒害远不止存在于一些官方文章、口号、演说和海报的词语之中，而且还渗透并潜伏在所有接触过这种语言的人们的头脑中，甚至包括那些反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人们的头脑中。语言的纳粹化，实质上就是思维的法西斯化。因为，当个人的话语系统被纳粹党文化的话语系统所替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和自由的想象力，在精神上沦为了法西斯主义的俘虏。

“必须清除我们曾经信仰过的东西”

著名俄罗斯诗人纳松德曾感叹道：“世界上没有比语言的痛苦更强烈的痛苦了。”这种痛苦不仅在于没有恰当的语言符号将思维外化，而且更是那种将人类最活跃的思维，用僵化的、官方化的、带有强制暴力性的语言固定化和程式化。当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用一种腔调、一种模式甚至同一种语气和口吻来表达各自不同的思想时，绝对会让人感到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就好像人们不是生活在绚丽多彩的人间社会，而是置身于受人操纵的冷冰冰的玩偶世界。

人的思想总要靠语言来表达，对语言的探究，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对人本身的探索。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指出：“群众对极权主义的支持既非出于无知，亦非洗脑的魔力。”在任何社会状态下，民众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利益的多样化和对现实生活的考虑是他们的特点。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来说，他们更加关注的并非是遥不可及的“人类大同世界”，而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否有一种最低限度的维护基本人权和稳定生活的生存环境与社会制度，以保障“免于恐惧的自由”和“不虞匮乏的自由”。因此，“在历史上许多黑暗的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对于第三帝国而言，要想把民众引入纳粹“党文化”的轨道，控制和统治民众的思想，在舆论宣传方面必须要有打动他们的地方。阿伦特分析说，纳粹的宣传不同于教会的宣传，希特勒的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谎言加恐怖的特点。这种邪恶性的宣传是由极权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有可供选择和判断的多种资讯。

人的本质在于自由，在于对未来生活的创新，在于投身公共领域去感受无限可能性以及不可预测性。而极权主义敌视个人和生活的个性，它用单一性、一致性与封闭性消灭了生活的多样性、开放性和丰富性，它用所谓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消灭了人的行动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制性，一句话，消灭了自由。

希特勒上台之后，就将其宣传逐渐变成“权力宣传（power propaganda）”并用灌输（indoctrination）来代替宣传。“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任何公民若不服从纳粹的宣传准则，轻则丢饭碗，重则进监狱。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揭示了这种宣传的实质：“它不仅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要“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按照马斯洛（A.H.Maslow 1908~1970）的理论，在生存和理性之间，生存是第一的。第三帝国将谎言与控制结合得完美无缺，效果十分奏效！这就使纳粹“党文化”的宣传既恐怖，又厚颜无耻，而且理直气壮。

二战之后，欧洲的一些哲学家转而开始对德国纳粹语言学的研究，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分析政治语言的语法和词条，探究那些曾经蛊惑过成千上万民众的空洞语言，是如何造成思想的贫乏和歇斯底里的狂热的。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对于曾经流行过的第三帝国语言，确有必要进行深入解剖，因为只要还存在奴役人的自由，还存在极权专制制度，就必然还会发生用洗脑的语言来控制人的思想的危险，还存在用谎言和恐怖将人们引入自我欺骗和自我愚昧的可能。

摘自：《书屋》2009年第5期 作者：赵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