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三）

1939年8月,孙科在回国途经巴黎期间,接到蒋介石要他去苏联进行第三次访问的电报。蒋要孙科转告斯大林,“不管苏对同中国合作对付日本已否采取新的步骤,中国都准备和苏合作,准备跟随苏联之后,唯苏马首是瞻”。蒋介石并要孙科协助新任驻苏大使杨杰观察苏联军事、外交动向。于是孙科遂有第三次莫斯科之行。9月9日,签订了《中苏航空协定》,直到10月初,离苏途经欧洲返国,于11月20日回到重庆。对于第三次访苏是否必要,孙科曾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蒋介石不提具体合作方案,中国政府内某些圈子（指汪精卫）又正在进行对日和谈的舆论宣传,这些均不适宜他重访苏联。但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孙科仍然履行了第三次访苏的使命。

孙科三赴莫斯科争取军援的成功,不仅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孙科发表大量联苏言论,作出“亲苏”的姿态。孙科的这类言论在抗战前、中期十分突出,成为当时政坛上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孙科高度评价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认为苏联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他说,早在“九•一八”事变时,苏联就“大声疾呼地谴责法西斯侵略国家”。到了抗战爆发,苏联“不仅在精神上给予我们以可贵的鼓励,而且在物质上也给予我们以最大的帮助”,“数目之巨,至今还占援助者的首位”,“就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仍有物资运到中国”。孙科在称赞苏联的同时，批评了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他说正是因为英法等国“顽固地拘泥于政治成见”,及至抗战爆发,对日本“更无具体行动”，才造成了“东方法西斯主义的猖狂”。孙科认为,只要把苏联的“豪侠举动”和西方的态度一对比,“我们的朋友是谁?”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在我们的朋友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国父早就明确指示我们要与之成为盟友的苏联”。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国父联苏政策随时代之需要更富伟大意义”。

孙科在一系列演讲和文章中,高度评价苏联十月革命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程度之热烈,言辞之浮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是罕见的。孙科抨击“世界反动力量”“诋毁”、“攻击”苏联,他称赞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体现了孙中山生前“无时不企图”的“新兴革命力量的兴起。”孙科说，关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在“世界各国都还没有解决”，而“苏联却在艰苦的环境中，经过了二十二年革命的奋斗,终于把它一一完满地解决了”。孙科进而声称,苏联“建设成功,就是达到三民主义的理想”,“总理不及亲见，也料不到三民主义理想，竟然又先在苏联实现”。在孙科的眼中,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已是地球上的“理想国”。

孙科对苏联的热烈拥护,甚至发展到为苏联的一些大国主义霸权行径辩护的地步。1939年苏联与希特勒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继而占领波兰东部，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芬战争爆发。国内公众对苏外交颇多疑惑,进而担心苏联对日本态度将有所软化。孙科为了消除国人对苏的疑虑,在公众场合多次发表言论,对苏联继续表示高度的信任。他说“苏联绝无必要牺牲中国,讨好日本”,“苏联对中国同情和援助的友谊,绝不会有丝毫的转变”。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苏日中立协定》,孙科虽有不满,但在同年10月发表的有关苏联对外政策的演讲中,仍试图为苏联对华的某些大国主义行径辩护。孙科在谈到中东铁路、外蒙、新疆等问题时,一方面批评了苏联的做法,但又将中苏在这些问题的争端描绘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声称苏联的举动是“事出于不得已者”。

孙科在抗战期间对苏外交活动中扮演了一个极为活跃的角色,他不仅身负重大使命三次远赴苏联，为中国争取到巨额军事援助,又以立法院院长和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身份,积极鼓吹对苏友好,几乎逢会必赞美苏联,若干“亲苏”言论甚至到了令人“侧目”的程度。问题是,这些言论是孙科的真实看法,还是他代表国民政府作出的某种外交姿态?

三

抗战期间,“联苏”是国民政府既定的国策,对苏外交由蒋介石一手主导。国民政府总的说来采取了对苏友好的外交方针,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尤为明显。孙科作为国民党内著名的“亲苏派”代表,他的言论基本上出于国民党对苏外交的政治需要,具有明显的外交策略的色彩。

孙科把对苏友好视为抗战期间中国必须采取的一种外交策略。他援引孙中山曾交替实行过联英、联美、联俄政策的史实,强调“世界各国间,邦交的厚薄,完全以利害关系为转移”。他指出：当“我国受日本残酷侵略的时候”,只有苏联大规模支援中国,所以“我们当然要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1939年1月,孙科把蒋介石制定的外交策略电告驻苏大使杨杰,“对苏外交以军事为重心,对美外交以政治为重心,对英外交以交通、经济为重心”。所谓对苏外交以军事为重心,就是最大限度地争取苏联对华军事援助。孙科认为，要争取到苏联援助，就不能反苏。“对内是另一问题,对外实有联俄的必要”。

中苏地理的接近,苏联对中国边疆地区的影响,也是孙科主张对苏友好的另一重要原因。孙科知道苏联对华有大国主义的企图,但是出于中国眼前利益,主张暂且隐忍。孙科认为，中苏边境漫长,苏联国力随几个五年计划已大大加强,与此相比,中国的国力则十分衰弱,新疆等地区仅在表面上“听命中央”,实则半独立。除了新疆问题外,中苏之间还存在中东铁路和外蒙问题,苏联在这些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就法理来说,……是非法的”。然而孙科认为,尽管中苏间存在这三个“未决之悬案”,但“较之在艰苦抗战中,苏联所予我们宝贵的援助”，似不应过分强调。孙科说,解决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把敌人驱逐到鸭绿江彼岸”,及中国“强大起来”。在未达到此目标前,则必须正视现实。孙科提出,在中央政府加强经营新疆的同时,要尽力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取得苏联的谅解。甚至连“东北善后”,也应“与苏方协议解决”，以服务于维持中国领土完整的目标。

孙科发出的这类言论,实际上反映了蒋介石的对苏外交策略,孙科只是说出了蒋介石不便明说的话。当国民党内的右翼人士批评孙“时而亲美,时而亲苏,朝三暮四,没有一定的主张”时,孙科反驳道:“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敌,也没有永久的友,过去是敌国,现在也可以做好朋友。”孙科的这种态度也是抗战期间蒋介石对苏联的态度。孙科在晚年回忆出使苏联的往事时,直言不讳地说,当年远赴莫斯科的目的乃是“想拉拢苏联”。

孙科的大量“亲苏”言论,并不仅局限于对苏外交方针方面,还涉及国内政策方面。这些言论突出了当时他作为自由派、民主派的个人形象。作为国民政府的一个高官,孙科有意角逐更高的政治地位,他需要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主张对苏友好是其政见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集中表现在他将联苏政策与改良国内政治加以密切联系。

1938年8月7日,孙科在首次访苏归国途经巴黎时致电蒋介石,提议“中苏合作不限定时日,战事终了仍应提携,宜缔永久盟好”。孙科要求蒋介石改良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措施。他认为此两项虽“属我内政”,但影响两国关系巨大,“彼当局口虽不言,心中未尝不怀疑我战胜后,有法西〔斯〕之危险”。孙科还向蒋介石通报了访苏期间,苏联领导人对国民党的某些疑虑。苏方曾就国民党“对八路军待遇不公”,对中共存有“歧视”,国共关系“未能融洽”,向孙科表示了不安。孙科对此十分重视,向蒋介石提出对此类事“急应改善”，中国应“自动解除其疑虑”,“以实现与苏精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