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二）

在蒋介石的同意下,孙科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建立了密切的个人联系。1935年7月14日,孙科作为立法院院长,出席了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为欢迎鲍大使而举行的谈话会。鲍大使在讲话中对孙科个人为促进中苏友好所作的努力予以了高度赞扬。由于孙科最早主张联苏抗日，并主持“中苏文化协会”，兼之与苏联驻华大使来往密切,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围绕孙科周围,支持孙科观点的还有于右任（“中苏文化协会”名誉会长,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蔡元培、颜惠庆（驻苏大使）等党国要人。于是孙科被普遍视为是“国民党内的亲苏派”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支持中苏友好的“一股有力的势力”。

从1935年10月到抗战前夕,中苏两国就合作抗日、争取苏联在中国抗战爆发后以军援助华等问题开始了秘密谈判。由蒋介石亲自主导的对苏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新任驻苏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就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如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主权、中苏合作抗日的条约形式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反复磋商。经一年的谈判,双方的立场基本接近,但苏联不愿单独与中国签订两国安全保障条约,而坚持要求美英中苏等国共同行动。谈判的第二阶段转移至中国首都南京进行,在这阶段,孙科也涉及其事。1937年3月,孙科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就苏联对华军援问题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举行秘密谈判。苏联允诺将以军事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但须以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为条件。孙科告知鲍大使,国共和谈正在进行,请予宽释。在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会谈不久，日本终于挑起全面侵华的卢沟桥事变。南京国民政府迫切希望与苏联协议,争取苏联对华的军事贷款和军火援助。“七•七”事变后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再次授权孙科和王宠惠,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苏方此时建议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作为援助中国的法律依据。孙科和王宠惠接受了鲍大使的意见。8月1日,蒋介石批准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8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王宠惠和苏联政府代表鲍格莫洛夫在南京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条约规定,双方保证互不侵犯领土、主权,互不使用武力；其中一方遭到第三国侵犯时,另一方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支援。这对当时处于极度困难之下的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将保障中国从苏联那里得到战争物资”。很快，苏联的军火物资源源不断从新疆沿陆路运往中国内地,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战。

二

抗战爆发后,中国的国际环境丕变,蒋介石将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放在外交目标的首位，但是英、法等国仅口头同情中国而无具体物质援助,孔祥熙在欧洲的出访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苏联则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因此,对苏外交立刻显示出重要意义。蒋介石权衡形势,为了推进苏联援华计划,争取更多的苏联军援,决定起用孙科,以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的合作。

孙科被蒋介石委之以对苏外交的重任与他的背景经历有密切关系。由于孙科长期致力宣传中苏合作,并曾参加过与苏联的谈判,加上孙科的家庭背景——孙科之父孙中山在苏联受到普遍尊敬，孙科便成为蒋介石考虑出使苏联的最合适人选。

抗战初期,孙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三访莫斯科,争取到苏联对华巨额援助和大量军火。1937年12月底,孙科率傅秉常、吴尚鹰赴苏联进行第一次访问。孙科一行于1938年1月13日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与专程从巴黎赶来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会谈,交换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当时,“国内对日和谈之风甚大”,孙科对此甚为愤慨，他对顾维钧说，“中国义无反顾应继续抗战”。孙科并表示，“面对日本侵略,中苏利益完全一致”,“只有苏联是中国可能取得最大援助和支持的所在”。孙科提议，由他领衔，代表驻欧使节,向蒋介石、孔祥熙发出电报,请他们不要再向国外拍发“要求和平与和解的训令”。[12]由于孙科“急于访苏去争取积极的支援”,1938年1月16日,孙科一行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莫斯科。孙科在苏期间，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孙科向斯大林转达了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斯大林未作明确答复，但表示苏将以物质援助中国。孙科此行争取到苏方5000万美元的军事借款，用于中国购买苏联军火。孙科在访苏结束后,于9月返回武汉。

1939年3月,孙科奉命再度访苏。自西安、兰州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因气候原因,苏联飞机不能降落,孙科一行改乘汽车沿陆路进入苏联,于4月10日抵达莫斯科。此行,又从苏联得到2亿美元的贷款。6月13日,孙科与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签订了中苏《通商条约》,规定苏方以特种物品（军火武器）交付,中国以矿产品、农产品各担半数陆续偿还,双方物资往来均经陆路运送。孙科在完成使命后,于7月4日抵达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