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

古曰：“诗言志”，作为二十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报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年6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今天我将从历史的角度来谈毛的这首诗所透露出的丰富的意涵，我给自己的要求是：1，所谈的都要有历史资料的依据，并兼顾到资料的平衡性，2，尽量做到客观，中立，当然研究者不可能没有自己的价值倾向，但要有所克制。

我先简单说一下这首诗的背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继北大的陆平、彭佩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主席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他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要大大超过1957年。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等必须承担起指导运动的责任。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决策知之有限，这是很不寻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忽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在返回昆明接到通知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6月1日，又是在刘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由于对许多重大决策并不知情，刘少奇等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往杭州向毛请示是否向大专院校派出工作队？然而，毛说话却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也是这样,有时，毛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深藏不露，说的话上下几千里，全靠刘自己去领会、揣测。为了确保准确执行毛的指示，刘少奇还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书面汇报工作一次。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个月，为毛历次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据跟随毛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象烦躁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这次一反常态，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百米，而毛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形迹隐密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外，毛在这段期间有无其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毛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毛写这首诗正是在他发动文革的关键时刻，今天我要谈的“文革的发动”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毛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是如何发动起来的？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两方面的动因，第一个因素：文革集中体现了毛对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第二个因素：他认为自己已大权旁落，而急于追回，这两方面的因素互相缠绕，紧密的交融在一起。

先说第一个因素，毛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他所理想的新世界究竟是什么？在毛的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言论中，特别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都有所反映，这就是一个高扬革命精神，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高昂理想主义和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摆脱物质追求，思想不断“纯化”的新天地。可是用什么方法来实现这一伟大的理想目标呢？用毛的两个概念就可以概括：那就是大抓阶级斗争和“斗私批修”——为了实现理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进行持续的阶级斗争，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就是不断提高“公有制”的含量；而在思想和政治层面，就是不断清除各种“剥削阶级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在大风大浪中培养无产阶级新人，而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在五十年代后期越来越激进，到六十年代进而发展到，把1949年后接受新中国教育，已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也看成资产阶级，甚至更加极端，把那些很早就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高级干部，也看成是“老反共分子”。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都重点强调文革的打击目标是“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充分表达了毛的这个基本思路。

毛对市场的排斥，是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一致的；毛对“走资派”的看法则是一个创造，但以后在这个问题上，毛的思路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最先认为“走资派”属于“敌我矛盾”，到1968年后改称为“犯了走资派错误”；毛对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的判断，则不符合原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依据是根据财产占有的多少，而不是根据思想意识。1966年文革爆发，毛将红卫兵给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改动一字：“池深王八多”。毛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尤其是对人文知识分子的反感和排斥，流露出的是“反智主义”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