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七）

更为严重的是，刘在1964年8月初又说了一些“犯忌”的话，诸如：不蹲点不能做中央委员，开调查会过时了，因为基层干部不会在会上讲真话等等。“开调查会”是毛在革命年代所发明的一种工作方法，党内大大小小的干部都知道，如今刘却直言毛的这一套“过时了”，尽管刘说这些话不一定有针对毛的涵意，却极容易造成误会，被认为是“贬低毛”。前几年出版的王力的回忆录提到，当刘少奇在1964年8月初的北京干部大会上说了那些犯忌的话之后，江青跑到毛面前哭诉告状：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无疑，江青的这番话对毛产生了严重的影响。这一年刘“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150万干部下乡蹲点，刘的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都使毛产生警觉。

老人家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但在1965-1966年上半年这个微妙敏感的时刻，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也就是决不先出头，“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六十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刘可能认为自己为党为国，问心无愧，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刘一步步进入了包围圈。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即使在苏联、东欧国家，这也属平常现象。1957年，赫鲁晓夫不也搞出个“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是何等令人血脉贲胀，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声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毛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约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就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器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毛将暂时把党机器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终于实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天后，毛主席返回北京，1966年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以《炮打司令部》而使刘少奇下台，由林彪取代刘成为第二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