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问题研究（二）

（三）唐宋时期

中国学者过去一直用“变革”这个词来描述唐宋之际的历史变化。在现代学术语境下提出“唐宋变革论”始于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内藤湖南在1910年发表的《概括的唐宋时代观》把唐代定义为中世（medieval），宋代为近世(modern)，至今在海外汉学界还有广泛的影响。美国学者赫若贝（RobertMHartwell）、包弼德（PeterBol）等学者也提出了对唐宋之际社会变迁的解释模式。与日本学者从君、臣、民的关系来建立自己的理论架构不同，美国学者更注重从人口、地区、精英之间的关系模式来进行考察。从这种角度看唐宋之间的变化，那就不是社会性质的改变，而是长期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其基本观点包括：人口增长和政府控制力下降、社会发展导致财富精英进入政府以及精英的地方化等，从而构成了“唐—北宋—南宋”这样一个变化模式。可见，美国学者眼中的唐宋变化只不过是长时段发展过程内的一个变化环节而已。

近年来，中国学者持续关注唐宋变革或者说中古社会变迁问题，以至于成为国内外中古史学术界持续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一方面是受到海外学者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古史分期问题沉寂后，中古社会变迁问题不失为把握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北大、南开、浙大、中国唐史学会分别召开过与此主题有关的学术讨论会，《唐研究》第11卷以“唐宋时期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为题出版专号，《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开辟“中古时期的社会变迁”专栏，《江汉论坛》2006年第2期有“唐宋变革笔谈”专栏。而以唐宋变革为题所进行的实证研究，近年来更是不绝如缕。其中有若干学术史反思的重头文章值得关注，如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全面评述了内藤湖南假说的内涵及其学术流变，给内藤的看法以高度评价；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深入讨论了“唐宋变革说”原本含义和迄今为止的种种分歧理解，希望把唐宋变革的讨论焦点集中到问题的本义上来，不可随便泛化。这表明讨论正在逐渐深入。

过去的中国学者，从陈寅恪、钱穆到侯外庐、唐长孺、胡如雷等，也都谈到唐宋之间的历史变化，但是，中国学者从来不认为这种变化是类似于西方近代社会变革的那种性质，不认为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可以用“变革”二字来形容。近年也有学者把儒家伦理从经典形态到世族礼法门风进而到整个社会规范的演进视为评价汉唐、唐宋之际变化的一个线索。

美国学术界讨论唐宋变革，使用了transition和transformation两个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被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使用了“转型”这个当代流行的时髦词，例如，刘宁翻译包弼德IntellectualTransitionsinTangandSungChina一书为《唐宋思想的转型》。因此，用社会转型来描述唐宋变革乃至中国古代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变革，不仅有现实的投影，也有域外汉学的影响。从这里可以感受到近年来中外学术界激荡互补的时代气氛。

（四）明清时期

到了明清时代，商品和人口的流动进一步加速，中国出现新的变化，也有学者从转型的角度加以论述。

万明的《晚明社会变迁：研究视角的转换》一文阐述了晚明社会变迁带有根本的社会转型性质，并认为晚明白银货币化进程就是中国向近代化发展的清晰轨迹。万明：《晚明社会变迁:研究视角的转换》，《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春之卷。重视商人以及商帮在明清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是众多研究者讨论的焦点。如何描述明清的社会转型？有学者把明代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称之为转型。在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商人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的伦理。陈宝良：《明代的致富论——兼论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也有文章探讨明代各地商帮的形成及其背景，指出商帮的兴起正是中国近世社会转型的具体标志。

区域史的研究也采用了社会转型的视角。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的“早期工业化”》接过李伯重等江南“早期工业化”的提法，揭示江南市镇给传统社会带来的变革，论述江南市镇在城市化、近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还有学者从长时期的地域社会变革来解释明清时期闽赣毗邻地区的抗租风潮，认为16世纪以来赣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流民与土著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而频繁激烈的租佃斗争实际上是地域社会变迁的表现和结果。也有文章探讨贵州地区“改土归流”对促成当地社会变革的积极影响。

总之，把江南的市镇化、抗租风潮和改土归流都作为该地区社会变革的动力因素，可见研究者心目中的社会变革无论是内容还是方向，都缺乏交集。

宋立中的《论明清江南婚嫁论财风尚及其成因》从江南地区婚嫁论财风尚的变迁轨迹，探讨明清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渡时期中价值观、婚姻观的嬗变。陈宝良的《新名词与新生活——晚明社会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则从晚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出发，来阐释社会转型对大众生活的影响。

清初社会转型的提法主要在边远地区或少数民族历史研究中出现，如吴雪梅的《乡村记忆与清初土民社会转型——对鄂西南景阳河社区口述史的解读》，从土民的角度关注改土归流后的社会转型。肖文评《从“贼巢”到“邹鲁乡”：明末清初粤东大埔县白堠乡村社会变迁》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个案，具体探讨该村在由“贼巢”到“邹鲁乡”的变迁过程中，乡绅阶层的产生及其对地方社会变迁的影响和作用。显然这里的社会转型乃是指边疆地区从土民社会到类似中原文明社会的转变，与前举各文讨论晚明时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变革是完全不同的。类似的情况，也见于一些民族史研究著作。如宝玉柱的《清代蒙古社会转型研究——社会政治转型的客观原因:女真崛起》、《清代蒙古族社会转型中的羁縻政策：行政分割和政治分化》是从民族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从女真崛起时与蒙古修好到建国后清政府的盟旗制度，促使蒙古完成社会转型，纳入满洲民族共同体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