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问题研究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6-200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黑格尔以及19世纪的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有文化而无历史，视之为僵死的木乃伊。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停滞论受到中外学者的一致批判。那么，中国究竟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一百多年来，有关中国历史发展道路及其阶段性的讨论，时常在学术界激起阵阵波澜。从20世纪30年代有关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以来，诸如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近代化道路问题，都可以看做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转型问题”日益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纳入了许多学者的视野。即使在古代史领域，“社会转型”问题也日益成为学术界探讨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一个前沿性学术课题，值得予以关注。

一 社会转型问题：现实对历史的投影

“社会转型”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西方学术界，用以解释20世纪最后20年苏联、东欧和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学术传统，一个是主要面对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现代化理论(theoriesofmodernization)，另一个则是主要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特别是拉丁美洲和非洲以及后来东亚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理论(theoriesofdevelopment)。这两种理论在解释20世纪末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的发展时遇到了相当的困境，于是社会转型理论开始兴起。有学者认为，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现实问题的讨论往往会投射到对于历史问题的关注。历史学界借鉴了发展社会学家“社会转型”问题的用语，首先讨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变革问题，进而拓展到用以描述中国历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变动、制度或社会结构的变迁，比如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唐宋变革、明清社会的变迁等问题。可以说，“社会转型”的含义在中国史研究中被扩大化了，大量学者在研究中运用这一概念，但即使是近代社会的转型问题，至今学界仍未达成共识。

二 中国古代的社会转型：历史分期问题的新探索

中国史学界借用“社会转型”的概念来说明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变迁时，往往与传统的古史分期或者封建社会的阶段性划分（如唐宋变革）等研究相嫁接。“社会转型”不仅发生在先秦或者明清，而且也发生在汉唐、唐宋时期。

（一）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中国社会发生激烈的变动，一些学者把此种变动称为“社会转型”，并冠之于论著的标题。如叶文宪《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把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概括为从封建分权的王国时代进入了专制集权的帝国时代。杨师群的《东周秦汉社会转型研究》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转型的专著，通过全面比较东西方上古社会制度与文化的优劣，讨论中国上古社会法制与经济结构及其运作转型的特点，认为东西方社会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类文明，走的也是不同历史道路。陈效鸿把社会转型看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他通过探讨春秋至秦汉之际四五百年间儒学发展演变的历史来揭示政治社会变局与儒家思想之间的互动。徐克谦以春秋战国政治制度及风尚演变为背景讨论儒家仁学思想的变化。白奚则认为荀子的大一统思想才是儒家在适应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变迁，荀子的礼法互补、王霸并用的系统理论，为大一统王权政治提供了最佳的治国模式。还有一篇短文从西南地区社会在战国秦汉发生的深刻变化入手，探讨这一区域完成从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社会形态到封建制社会形态的转型，以及融入汉文明的过程及重要原因。作者在这里把社会转型与社会形态的演进画上了等号。

（二）汉唐时期

中国古代社会的阶段性变化也被视为社会的转型。比如，有研究者把从汉帝国崩溃到隋唐秩序重建视作中古社会的一次重要转型，认为魏晋隋唐的士族社会的兴盛和瓦解，对当时社会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童强的《汉魏权力机构的转型对玄学的影响》通过汉魏之际士族和庶族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比例变化来阐述这一社会转型对玄学产生的影响。牟发松主编的论文集《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中有多篇论文讨论汉唐之际的社会演变问题。

有些专题讨论也提到转型问题。如韩昇《论桑田与北魏社会的转型》通过对桑田的研究，指出北魏均田制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与此后的均田制有着重要区别，标志着北魏社会的转型和国家政权的进一步成熟。在另一篇文章《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中，韩昇指出魏晋南北朝士族政治的坚强有力，根源于士族在乡而拥有巨大的社会势力及文化优势。唐朝国家取得文化主导权，以及城市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繁荣，促成士族纷纷向城市迁移，逐渐远离乡村，城乡呼应的士族政治形态瓦解。因而唐宋间发生了继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之后最具深远意义的社会转型。张国刚从兵制的演变讨论了中古时期基层社会的变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