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1644年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子民”的身份归属一变再变，前后经历了“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朝代。虽说中国历史向有周期性改朝换代的习惯（新名词叫做“王朝周期率”），成王败寇已成常识。但这样的“半路杀出程咬金”，让京城里的人怎么也弄不明白，刹那间紫禁城的皇帝宝座怎么倒让“第三者”莫名其妙地给夺了过去？

360年，六个甲子过去了，往事如烟。所幸保存下来的明清易代记载算是多的，仅在京亲历的回忆录就有十来部，扩大到相关人士著述也不下三、四十部（不包括南明部分）。20年前，我搜集并阅读过这些“记忆”资料，也做过研究。这次重读，说实话，仍是一头雾水――历史永远是混沌不清的：这结果是偶然还是必然？为甲申再祭，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题目。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哲理性的探讨吗？不，我能做的，就是作些历史性的叙述。老祖宗叫做“述而不作”，西方流行的新名词称“后现代”。后现代史学推崇“叙述法”（而非过去流行的诠释法），认为故事说完了，“叙述者也就死了”，余下都是读者自己的事。

历史学家比过去谦逊多了，不好意思再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来标榜自己职业的绝对神圣――想借助陈旧的历史构筑未来的蓝图，实在是一种过高的奢望。新的说法，历史学实际上只是一门重新处理“记忆历史”的人文学科。历史既已经远逝，不可能被原模原样地得到整体“克隆”――留下的都是些记忆碎片，有的是落花缤纷，满地枯叶，不知如何收拾是好；有的则是荒芜零落，依稀见到的只是模糊的历史背影。但是，以“记忆历史”为名，拂去历史学神圣的光彩，决不意味着历史思考的艰难性和智力考验的程度降低了。这些陈年往事，无一不是我们先辈煎熬过的人性历练、社会写照，也不断地在拷问后代子孙的智力水平：你们怎么认识，是比我们聪明，还是依然故我，没有进步？

崇祯十七年春夏之交，北京城的老百姓，虽说向来见多识广，处变不惊，但怎么也想不到，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历史的造化要让他们经历接二连三的大事变，体味什么叫做惊恐万状和不知所措。

崇祯皇帝登基已经有17个年头。18岁时接手的是他“木匠”哥哥撂下的，被大宦官魏忠贤恣意捣乱7年，朝纲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即位伊始，对着前任政治狂烧了二把火。一把火，不动声色地把大宦官魏忠贤的势力消灭殆尽；第二把火，为东林冤案平反昭雪。一时道路相传，都以为“大明中兴”有希望了。然而，没有多久，崇祯皇帝对臣僚的谦逊和柔情消失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令他烦心的是，官僚们办事不力，相互间的攻击隔三逢二，无有休止。经心腹太监密查，说是在高尚的词句和说不清的是非之争背后，仍在玩门户党争老一套。17年里，他先后更易内阁“宰相”50人（其中处死2人、充军2人），任免刑部尚书17人，兵部尚书处死2人、被迫自杀1人，诛戮总督7人、巡抚11人。崇祯帝辩解说：“朕所诛者是贪欺二字。”处理的都是那些伸手要权要钱，说假话大话却失职连连的“劣臣”，下此狠手，也是出于无奈。他发狠说“但要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就满足了，以此表达对官僚层素质普遍低下的强烈不满。当几度整肃无效，失去耐心之后，崇祯帝再度起用宦官和东厂，重蹈永乐皇帝开创的宦官干政覆辙。

最令他头大的，则是起自陕北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崇祯执政17年，农民军跟着他17年，犹如幽灵附身，是专来催命、索命的。应对当政者的剿抚互用，农民军东奔西突，转战秦、晋、冀、豫、鄂、徽、鲁、川、甘等九省，死去活来。崇祯九、十年间，农民军经卢象升、洪承畴等人的合剿，几临灭顶之灾，可辽东的清兵南下袭明，卢、洪先后抽调到抗清前线，一死一降，无意中帮了农民军。躲过大劫大难之后，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离开隐伏多时的陕南山区，向连年旱蝗饥馑至极的河南挺进，五战五捷于中原大地，气势极盛（惟有三攻开封无功而返，以黄河决堤、水淹全城为结局，北宋东京的繁华陈迹荡然无存）。崇祯十六年冬，被崇祯帝强令离开潼关出战的明军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全军覆灭，时势已经为李自成敞开了一条通向北京的胜利大道。甲申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大顺政权正式成立，并亲率10余万大军渡河东征。

因此，甲申新年刚刚撩开它的面纱时，中国的政局实在是迷雾重重，有三个政权相互对峙着，前景深不可测。除正统的大明政权、西北的大顺政权外，还有一个从辽东崛起、由“金”改名为“清”的东北政权。努尔哈赤是在统一女真族后，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宣布与明政权处于敌对状态的。到其子太宗皇太极手里，父子两代经营50多年，屡败明军，边境不断东展西扩，基本慑服了蒙古诸部落，崇祯九年（1636年）正式改国名为“大清”。到甲申，年轻的新政权已经长大成人，进入了它的“青春躁动期”。

京城里的老百姓大约是从三月十六日大顺军攻陷昌平、火烧十三陵的消息传来，紧张气氛开始扩散弥漫。但九门紧锁的北京城，在冷兵器时代，固若金汤，从来不容易被攻破。北元、后金的部队曾几度抵达城下，都望洋兴叹，转一个圈便开溜，因此并未意识到将有特大事变发生。不祥的预感也是有的。去年夏秋之交，京城里遭遇到一种很奇怪的瘟疫，身上突生一隆起赘肉，数刻莫名死去，患病者有十之四五。年初又有呕血病流行，不时听到出丧的嚎哭，撕裂心肺，再加北来风沙暴袭击，“飞沙走石，或二三日一见，或一日再三见”，上上下下都高兴不起来。

事也蹊巧，北京城的攻陷，全出李自成的意外，几乎兵不血刃就城门洞开。三月十七日半夜，崇祯帝最倚重的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义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义军在北面的德胜门、西面的阜城门、西直门三处摆出攻城态势，炮声震天。十八日，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由软梯入城，代表李自成与明秘密谈判，要崇祯帝逊位，未获成功。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刘宗敏率军进入，此后内城各门齐开；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沿途百姓早听得传令，各各在门前摆设“永昌”香案，书“顺民”二字于门上，闭门不出。不到半天的时间，京城的百姓已经从“大明”的子民变成了“大顺”的子民。宫中遍搜崇祯帝不得，全城严查。二十二日，确知崇祯皇帝已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公园内，死时虚龄36岁）。李自成下令收尸入棺，予以“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有和尚为他诵经。二十七日，大殓毕，下葬于西山的田贵妃墓中，未能入围昌平明皇陵。

大顺军占领京城，前后42天，几度宣布要举行登极仪式，却一再推迟，百姓惶惑不解。进城初秩序尚好，店铺照常营业。转折发生在三月二十七日起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连累店铺商家罢市，恐怖气氛逐渐浓重，人心开始不安。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贴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谣言四起，甚有说观音托梦“明当中兴”，估计都是吴三桂一类人放风，借此动摇大顺军心。7吴三桂南下投顺途中，获知吴家被抄，反叛回山海关。义军高层四月初已经获悉，经过一段踌躇后，于十二日杀戮大臣勋戚30余人。十三日，李自成亲率10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前。二十六日，义军从山海关败归，仅余三、四万人，城里军纪开始严重失控。二十九日，在举行登极仪式的烟幕下，大顺军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部署焚烧宫殿和各门城楼，并于次日清晨急促撤出北京，由山西、河南两路向西安方向退却。

此时京城的官民百姓，但知吴三桂得胜，将奉明太子进京即位，不知清军紧跟着也已经于三十日晚抵达蓟县。多尔袞在得知李自成军撤出后，与吴三桂一起统领满汉精锐，星夜赶路，于五月初二晚进抵京城脚下。吴三桂受命不准进城，继续追杀西逃的义军。初三，大明一些在京官员准备好“迎驾”的一应仪仗设备，身着白色丧服，齐集东郊，打开朝阳门，吹号击鼓，迎候大明太子入城。但令明官大吃一惊的，“望尘俯伏”，山呼之后，登上宝舆的不是大明太子，而是胡服拖辮、人高马大的满人（即多尔袞）。不等众官弄个明白，即有清传令兵怒喝：着所有内外官民人等，悉去丧服白冠，“我大清摄政王率满洲兵入城来了！”有脑子转得快的几位明官，迅即联名上《劝进表》，不想被清国内阁大学士范文程呛白一顿：“此未是皇帝，吾国皇帝（即皇太极的儿子福临，史称顺治帝，虚龄7岁即位）自去岁已登极矣，何劝进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