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说故事”的历史学（二）

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走向与社会史研究

历史学业已经历的发展过程、当今趋势以及与陈述史学的关系问题，笔者仅将概约化的看法缕述于次：

(一)古代传统史学(历史编纂学)

古代传统史学可视为政治史的历史学，主要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讲述政治史(含军事史、外交史)，因而被有的学者称为“帝王史”，或讥讽为“断烂朝报”。

《史记》之“本纪”，主旨是为尊君，“传”、“志”本意是在说明“本纪”，可知纪传体史书的立意是在写帝王政治史，总结治理经验和治术的。当然，所谓政治史，在政治范畴之外也包含经济、文化等主要制度，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也在内，但它却是围绕帝王政治这个中心讲述的。20世纪以来，传统史学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迭居史坛的主流地位，整体史的新史学也在孕育之中。

(二)实证史学

从梁启超“新史学”以来，到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等，以及王国维、吕思勉、柳诒徵等所提倡、实践的实证史学，政治史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内容，而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与科技史有关的数学史、度量衡史等作为专门史或向专门史方向发展，开展研究。

实证史学在方法上重视实证，特别讲求材料的发现和搜集，以至认为发现一个字犹如发现一颗行星；尤其要明了的是，他们重视考古发掘，其科学方法的运用在20世纪30年代为东方之最。而在观念上，他们一开始多信仰进化论，后来多样化了，主要是实验主义、自由主义。强调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

实证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的体例为近代史学提供借鉴之资料，乾嘉考据方法亦为后人所袭用。

或谓史学的实证方法是永恒的，若只是强调史料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作如是观，但作为一种史学范式的实证史学就不会有此殊荣，因为它的指导观念和史学功能论并不是无可非议的。

(三)民族情感史学

民族情感史学，主要以钱穆为代表。他们对中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即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并予以倡扬，以此与社会思潮之主流的批判论对垒。

(四)阶级论史学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主要根据斯大林和苏联的理论解释，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并运用于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将人类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史，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出现了五种(或谓六种)社会形态。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翦伯赞为公认的学术代表，白寿彝则多少别具一格。在具体研究上，实际上将历史分为三大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史主要是研讨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政治斗争史、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阶级论史学在观念上强调探索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笃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前者决定后者的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际上走向了注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经典著作的道路(严格地说是作疏解，还够不上作注)；在功能方面极其强调为政治服务，反对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专政。

从根本上看，阶级论史学是一种宏观史学，然而它并不排斥微观研究，颇有笃实研究者。在对下层民众史、某些历史运动本质的揭示方面，有着不小的贡献。

(五)社会史的史学

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共同开展了对社会史的研究。在大陆，80年代中期以来，史家接受二三十年代社会史研究、阶级论史学对劳动者斗争史研究的成果及受西方年鉴史学运动的影响，自觉或较自觉地进行社会史研究。目前方兴未艾，有成为史学主流之势。在台湾，社会史研究起步比大陆早一点，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探讨的深度上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史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社会结构、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意识、心态、身体、生态环境都进入了研究范围。

社会史与其他学科有着交叉研究的内容，特别是同社会学、人口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因而成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桥梁。

在研究方法上，它的归纳法，向下看的视角，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法，哲学的辩证法等，均被吸收作为研讨的方法。社会史的研究，令史学功能由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

或谓社会史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离开社会史的研究内容，若仅仅是一种方法，社会史研究就难于理解了。经过富有成就的具体研究之后，西方史家从方法论上重新认识社会史，将之视为一种方法，这是事后之论；中国的研究状况尚不宜采取此说，否则对社会史考察富有实际内容的研究不一定有好处。

(六)呼唤中的以“整体史”(“总体史”、“社会的历史”、“社会史学”)为特征的“新史学”可能出现及其与社会史的关系

在西方史学领域，一个走出年鉴运动的“新史学”正在形成之中。台湾学者在进行社会史研究的同时，就有新史学之愿望，这由《新史学》杂志的命名可知。大陆学者提出，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认为它将取代兰克史学，新史学基本上或者首先以社会史为表征，就是想将社会史与新史学即整体史连接起来。

整体史的产生有其必要性：历史学、社会史研究领域一再扩大之后以及出现所谓的“历史碎化”现象，特别需要总和、综合。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使得历史学成为容纳百川之学，处于跨学科研究的中心地位，需要进行学科整合，而社会史就难于完成这种使命。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有回归的现象：早期社会史所排除的政治史被赋予新意的研究，即从个人(帝王、英雄)进到政权史及其有关的符号、象征；他如事件史回归：事件——媒体——公众；叙述史回归：不以发现规律为重点目标，而以公众乐于知道的事件人物为描述对象；主体回归：以人为主体，将人从决定论观念下释放出来；人物传记回归；社会史研究的妇女史——女权运动史——两性关系史——性别史，其发展变化离不开政治史；等等。所有这些，令人有史学回归之感。当然，历史研究的回归不是复原，而是以研究整体史为使命，为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完整的历史，而不是残缺的历史。

社会史与总体史的关系，由社会史研究的内容、经历、趋向可知一二。社会史经历如下程式的变化，将有可能发展到总体史的阶段：社会结构(政治史的某种延伸及同社会学、经济学的结合)—→日常社会生活(社会现象)—→心态、意识、信仰(文化层面)—→生态环境、身体医疗(关怀生命、社会问题)→向跨学科的整体史发展。社会史可能是从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学过渡的中间形态过渡形态。

不过话又说回来，社会史研究的使命，在中国还远未结束，整体史尚处于愿望阶段，需要创造条件，迎接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