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红卫兵领袖浮沉录（二）

造反时刻

1966年，蒯大富大学三年级的课程已经学完，眼看就要进入第四年的学习了，没有想到，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强大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

本来，蒯大富也没有料到中国会发生这样一场政治运动。但是，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不同于从前的“反右运动”和“四清运动”的全国性的大的政治运动。他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阅读了近期报纸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后，又思索了一天，便开始行动起来。他在同学中进行串连，讲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讲学生参加这场革命的必要。他摇唇鼓舌，“说服”了不少同学拥护他的看法，积极参加他主张搞的政治活动。蒯大富在“文革”刚刚掀起的那段时间的表现，让他得分不少。上级指定他担任班级“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此外，他还担任着清华大学广播站编辑部主任。

一开始，他们还只是秘密串连，利用课余时间，在一起聚会，讨论时政。后来，蒯大富提出搞一个组织。同学们也同意了。这个组织是秘密的，也不叫什么名字，就是经常在一起活动。

蒯大富等人一开始是对学校领导提意见，但他们觉得这样似乎不解渴，就依照其他高校学生的做法，也开始贴大字报了。他们所贴大字报的内容，最早是指向一些老师的，后来就升级为给系主任贴大字报，最后是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他们的行动很快就受到了反击。许多学生开始贴大字报反驳他们。有的学生干脆公开和他们辩论。蒯大富他们自然是不服气的，也与前来辩论的人争吵。卷入争论双方的人越来越多，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已经受到了冲击，虽然课没有停，但许多学生已经把很大的精力放在给老师、校领导干部贴大字报和互相辩论上了。学生们都年轻气盛，有很多时候，双方争论时，就动手打了起来。一动手，双方的面子就撕破了，互相都结了仇，仗也就越打越多，越打越大。

像清华大学这样的情况，在全国许多大学都出现了，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很快就了解到了这种情况，他们依据多年的经验，特别是前不久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认为派工作组是一个好办法。于是，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教育部下发了文件，要求各地向大学派工作组，协助党委稳定局势，解决问题。中央一声令下，各地动作十分迅速，几天之内，工作组就组成并进驻一些大学了。清华大学是学生闹得比较厉害的单位，自然也派了工作组，并且配备的力量比较强，其成员是经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精心挑选的，有政治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资历。刘少奇为了更及时地了解北京高校学生参加运动的情况，还特意派他的夫人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到清华大学去。

1966年6月8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6月13日，工作组停止了校长（兼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的工作，接管了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组当时也是响应“文化大革命”号召的，他们也要搞斗批改。因此，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不久，就将一些人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但工作组也对造反学生十分不满。他们经过调查研究，了解了学生的不同情况，对一些行为过激的学生进行了批评，很快也就稳定了清华大学的局势。由于蒯大富在运动中跳得欢，行为也十分激烈，在学生中搞了一些秘密串连和组织工作，自然也受到了工作组的批评，还在一些会议上被点名批评。一时间，蒯大富及其他几个最早贴大字报的人感到了压力，多数同学不再敢接近他们，他们也觉得很孤立。但是，蒯大富不服气，他逐渐地由怨恨工作组，发展到与工作组对立。由此，工作组对蒯大富的批评自然也更多，言词也更激烈了。蒯大富可不是好惹的，一方面，他很犟，有一种越受压越来劲的性格。工作组越是批评他，他越是不服。另一方面，他周围有一批拥护他，坚决跟他走的学生，他们也时常给他打气，鼓励他顶住。有了这些坚决跟他跑的学生，蒯大富感到自己有群众基础，有一定实力，有资本去和工作组“顶牛”，蒯大富开始了与工作组的斗争。正在这时，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以聂元梓为首的七个人写的所谓“第一张马列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中央广播后，蒯大富看到了机会。紧接着，从中央传来的一个又一个政治信息，更坚定了蒯大富与工作组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些政治信息是：中央公开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决定开展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通知中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批判上述各界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领域的领导权，而像蒯大富这样的人，则被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更加明显的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经陈伯达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把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列为打倒对象。也是在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而在此之前，蒯大富只是在学生的传抄件中读到过这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中央公开发表，表明了中央是公开支持聂元梓等人的。蒯大富在认真研究了中央这些文件，研究了近来的政治动向后认为，向工作组斗争，正当其时。

被开除团籍

蒯大富开始在支持他的学生中串连，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工作组。不久，蒯大富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更是于1966年6月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他们认为，工作组和校党委一样，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实际上是和学校党委一个鼻孔出气的，现在必须炮轰工作组，赶走工作组。他们开始给工作组贴大字报了。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无非是工作组支持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脱离群众，工作组也是修正主义代表等。他们还于1966年6月21日喊出了“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十分明显，蒯大富等人的最终目的，是想赶走工作组。要知道，蒯大富等人给工作组扣上的这些政治帽子，在当年是不小的；他们驱赶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政治事件。因此，工作组也十分重视。经过仔细研究后，工作组决定对带头驱赶工作组的少数学生头目进行批评教育。

蒯大富很快就被叫到设在学校党委办公楼的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组的领导人十分严肃地指出了蒯大富最近反工作组的行为后，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要求他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再继续与工作组作对。谈话一开始蒯大富还静心听着，但听着听着，他就不耐烦了，向工作组负责人表示，他们的行动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学校党委确实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工作组支持校党委，也是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是在为学校的修正主义分子打“保护伞”，自己及与自己观点一致者，是革命学生，工作组向他们施压，是压制学生，不让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蒯大富能言善辩，竟然与工作组负责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了起来。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这次谈话以极不愉快的结果而结束。

蒯大富和工作组的对立公开化了。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蒯大富用绝食的方法以示抗议。他还曾跑到清华火车站，用卧轨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

工作组并未因蒯大富绝食而退让。他们先召开了团组织领导干部会议，在研究了蒯大富等人的情况后，决定先由团干部找蒯大富谈话，然后再开团组织会议，帮助蒯大富。团干部们也是年轻人，说话比工作组负责人直白，和蒯大富一见面，就把谈话意图交代清楚了，然后，直截了当地对蒯大富进行批评，并且要求蒯大富服从团组织的意见，收敛自己的行动，不要再干驱赶工作组那样的事情。蒯大富根本没有把学校团干部们放在眼里，论口才，论知识，蒯大富觉得自己比这些团干部们要高明得多，于是，蒯大富不但根本不听学校团干部的话，反而给他们上起了政治课，给他们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讲青年人应该与“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应该当革命先锋等。蒯大富还反过来争取团干部，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和自己这些人站在一起。这样的谈话，自然也是以不愉快的结果而告结束。在此情况下，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校党委共同研究，由校共青团组织来解决蒯大富等人的闹事问题。

1966年6月末的一天，在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参与下，蒯大富所在班级的团支部召开全体会议，他们讨论了蒯大富近日的行为，对蒯大富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上，蒯大富毫不退让，与批评他的人辩论。他口若悬河，一会儿谈起当前的政治形势，一会儿谈起修正主义问题，一会儿又谈起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中心意思是：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没有错。他还在会上做参加会议的团员的工作，要求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会议开到这里，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蒯大富，只好动用组织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蒯大富还能不能留在团组织里的问题。表决结果，班级团支部的团员中，多数同意开除蒯大富的团籍。决议很快就做出来了。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蒯大富的意料。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向往团组织，向往党组织，也拼命学习，拼命表现，好不容易加入了共青团，以为自己前程无量，没有想到，却被开除了团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被开除团籍，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失足，意味着今后自己再也不会受到重用了。他当场在会上提出抗议，他表示仍然要和工作组斗争到底，即便被关押也不怕。为了防止意外，驻校工作组决定单独关押蒯大富一段时间。从蒯大富被关押到后来放出来，一共是18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