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文革”积极分子
被开除了团籍，又被关押了18天，蒯大富心中很不服气，他不甘心失败，很快投入到组织学生和校党委、驻校工作组的另一番较量之中去了。没有想到，这一次他赌赢了。不久，工作组的工作似乎不那么起劲了，对蒯大富的斗争也松懈了，清华大学的形势也来了个急转弯。
原来，1966年7月18日，刚刚从南方回到北京不久的毛泽东，在听了康生等人的汇报后，明确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19日，毛泽东出席刘少奇主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很不满意，特别是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有人镇压学生运动。他提出，要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刘少奇在23日的汇报会上提出不能不要工作组，毛泽东却于24日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谈工作组问题时明确提出：要撤掉工作组。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挡运动。”毛泽东还批评说，工作组既不能斗，也不能改，工作组是镇压群众的。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委于6月28日做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全国各地都宣布撤销了工作组。这使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更好的消息也落在了蒯大富的头上。
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清华大学工作组宣布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
7月29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康生见毛泽东这样说，立即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蒯大富后来说：当时我连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摘啊，兴奋得不行，后来就去了人民大会堂，见到毛主席就表示我不是反革命了。
蒯大富毕竟是有一定政治头脑的人，他不光想着高兴，更主要的是想到了自己下一步的行动。他决定，立即组织自己身边的造反同学，揪斗工作组的组长。他叫上几个口才好的同学，直接闯进校党委办公楼，找工作组长“算账”。他们一次没有找到就第二次第三次地找，终于找到了工作组长，他们把工作组长围起来，质问他为什么镇压学生运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求工作组长向他们写交待材料。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蒯大富组织了多次揪斗工作组长和学校其他一些领导干部的大会。
很快，清华大学的校党委被冲倒，工作不能正常开展了，工作组也被赶跑了，学校很快就陷入了没有人管的无政府状态。在这个时候，蒯大富又迎来了一个机遇：康生主动派人来找他了。原来，自从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北京市委不仅最早宣布撤销工作组，还决定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以鼓励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敢于造反的红卫兵头目。聂元梓、蒯大富被列入邀请名单。康生早就知道蒯大富造反的情况，对他十分器重，专门要手下人派专车，到清华大学去接蒯大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这次会议。蒯大富乘康生派来的专车到人民大会堂后，发言时也是慷慨激昂，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了很长时间。他讲清华大学领导者如何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己如何造反，如何被开除团籍等，讲到动情处，他声泪俱下，由此也博得了阵阵掌声。这次参加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使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学生中得分不少，一时间，他似乎成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代表，是造反的先锋。这使他后来在清华大学扩大自己领导的红卫兵组织，有了一个优越于其他人的条件。
当上了红卫兵领袖
参加完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回到清华大学后，蒯大富个人政治野心极度膨胀。他感觉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临了，他不想错失这一机遇，于是他立即投入到继续造反当中去。他组织了一次次的红卫兵造反“誓师大会”。在会上，蒯大富表现出了他的鼓动才能和组织能力。只见他：身穿旧军装，腰系皮带，手里拿着当时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在会上诉说着校领导干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不时地领头高呼口号。会下，他时常和周围几个造反骨干学生一起商量下一步如何组织学生揪斗学校领导人和工作组头目的事情，商量如何发展他们搞起来的学生造反组织的事情。在商量中，蒯大富表现出了掌控局面的才干，也表现出了他考虑问题较其他学生更全面、更周到的才干，他的敢想敢冲敢做的劲头，他的口才，他的组织能力，他思考问题的全面性，乃至他个人的一点“小风度”，都成了他吸引一些学生愿意跟他干的资本。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参加蒯大富发起搞的红卫兵组织中来，他搞的队伍，从一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几千人。蒯大富发起搞的红卫兵造反组织扩大了，蒯大富便给这个组织起了一个名字，叫“井冈山战斗队”，不久，又改称“井冈山造反兵团”（简称“井冈山兵团”）。这个造反组织，办起了自己的红卫兵小报，组织内部也有了分工，除了下边分设几个分队，由一些与蒯大富关系亲近，深受蒯信任的造反骨干担任领导外，在“井冈山兵团”里，还有专门管宣传、组织和物资的等等。
他被关押18天放出来后，一时间成了左派学生的代表，这使一些学生愿意聚集在他周围。他个人在红卫兵中的地位也直线上升。他还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
随着大串连的展开，来清华“学习造反经验”的其他一些高校红卫兵组织也不断来清华大学找蒯大富“取经”。蒯大富没有忽视这种为自己加分，也为“井冈山兵团”增加外援力量的机会。他在接待来“取经”的其他红卫兵组织头目时，再次展示了自己的“政治头脑”和口才。这一点使他给来串连的红卫兵头目留下了“好印象”。连当年到清华大学串连的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在找蒯大富“取经”后，都很佩服他。蒯大富成了许多造反派红卫兵头目崇拜的对象。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蒯大富成了左右清华大学局势的红卫兵领袖，当年的红卫兵不再直呼蒯大富的名字，而是称他为“蒯司令”。此时的蒯大富，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卫兵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