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先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蒯大富不仅在清华大学名声大噪，而且在北京各高校的红卫兵中也名气很大。他到处演讲，介绍他怎么样和原清华大学校党委、驻校工作组“斗争”的“光荣历史”，他演讲的这些内容还在红卫兵小报上刊登了出来，一开始还真的吸引了许多红卫兵的眼球。但总是拿出这一套来说，红卫兵们也厌烦了，蒯大富及时发现了这一点，他很快就改为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他过去经常读一些理论书籍，加上口才好，讲起来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可是，讲来讲去，老是那些东西，红卫兵们也听腻了。
蒯大富心中明白，自己要坐稳红卫兵领袖的椅子，要想长期左右清华大学，进而在“文革”结束后成为毛主席看得到的接班人，就必须能够在自己周围长期团结起一大批红卫兵。怎么办呢？有注意和研究中央政治动态习惯的蒯大富，在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社论中，发现了经常出现的词：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而且，把这个人物与党内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同时，蒯大富也注意到，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做关于十中全会以来工作的报告时，对派工作组的事情承担了责任。会上还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支持红卫兵造反。这次全会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林彪成了中央第二号领导人，而刘少奇虽然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已经名列第八位，并且没有明确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蒯大富意识到：刘少奇要被打倒了。刘少奇就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指的赫鲁晓夫式人物。
通过分析中国当时这些政治动向，蒯大富开始揣摩“中央文革”的心思，他认为：站在运动前列，就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在打倒刘少奇这件事情上立功，蒯大富就像后来人们对他的评价一样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他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冒一下险。为什么说要冒险呢？因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主席是否真的要打倒刘少奇，还不清楚。因此，那个时候，红卫兵和造反派们都在观察，不敢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蒯大富经过分析，认定刘少奇必然要被打倒。他打算先喊出这个口号。
但是，蒯大富毕竟很有政治头脑，他在喊出这个口号之前，先要在“中央文革”那里摸一下底。于是，他设法联系到了张春桥。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蒯大富抢先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之后，北京一些高校也跟着喊出了这个口号。这次冒险，使蒯大富声名大振，一时间，红卫兵们都认为蒯大富有头脑，有胆量。聚集在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周围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其他一些高校也和蒯大富所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建立了“联动”关系，即一切行动听蒯大富的，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组织怎么行动，他们就怎么行动，他们喊什么口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也喊什么口号。这大大增加了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的力量。
蒯大富为了继续扩大“井冈山兵团”的影响，还于1966年11月，与他手下的人一起绘制了《百丑图》，用漫画的形式，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百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
导演了所谓“智擒王光美”的闹剧
蒯大富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后，刘少奇并没有被打倒，还住在中南海。蒯大富想出了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在红卫兵小报和满街贴的大字报上发表“红卫兵宣言”、“敦促书”、“战斗号令”之类的文章，公开提出刘少奇要到红卫兵中、特别是到清华大学来，直接向红卫兵检讨，接受红卫兵的质问。另一个办法是，组织红卫兵日夜包围中南海，要求揪出刘少奇。如果达不到目的，就永远包围着不走。他果真组织了他领导的“井冈山战斗队”把中南海西门围住，用高音大喇叭向中南海里面喊口号，要求揪出刘少奇。蒯大富这样一带头，清华大学其他红卫兵组织不甘落后，也到中南海来参加包围和喊口号的行动。其他高校的红卫兵知道这个消息后，也赶来助威。一时间，红卫兵把中南海西门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蒯大富跑前跑后组织着，不断换喊口号的人，调配大喇叭，增大音量。许多红卫兵在包围中南海的过程中，因为没有水喝，也吃不上东西，最后昏倒在中南海西门。蒯大富借此进一步煽动红卫兵的情绪，同时组织人运送水和吃的，使红卫兵包围中南海的运动达到了高潮。
但是，不管红卫兵们怎么喊口号，中南海里面仍然一片寂静。虽然听说中南海里也出现了造反派造反的事情，但是刘少奇仍然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并没有出来向他们做检查。不久，经过中央做工作，包围中南海西门的红卫兵撤离了。
这次包围中南海行动没有成功，使蒯大富很丢面子。揪刘少奇没有成功，他就打算揪王光美。王光美曾经在清华大学当过工作组成员，蒯大富认为，王光美也和自己作过对，也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骨干。更重要的，她是刘少奇的夫人，斗王光美，就是打倒刘少奇。可是，王光美也在中南海里面，他们揪不出来。他心生一计，想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然后由他领导的“井冈山兵团”斗争她，让她在“井冈山兵团”面前检讨。王光美是知道一些刘少奇的工作情况的，从王光美身上得到一些刘少奇的情况，然后，由“井冈山兵团”把这个消息在红卫兵小报上发表，那可是震惊全国的大新闻，他的红卫兵领袖地位就将更加巩固了。
为了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蒯大富想出了这样的计策：先把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控制住，然后胁迫她给王光美打电话，把王光美骗出来。如果王光美被控制住，他们说不定还可以进一步把刘少奇骗出来。此计定下来后，他们就照计施行。
1967年1月6日，天气格外寒冷。正在家中的王光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称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要截肢，怎么办，需要王光美想办法。王光美接到这个电话后，十分着急，因为家里的电话是保密的，只有刘平平本人才会知道号码。因此，王光美没有多想，就信以为真。她急忙把这一情况告诉刘少奇，说自己要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女儿受了重伤，心里也十分着急，要和王光美一起去医院。王光美劝刘少奇不要去，刘少奇坚持要去。二人乘上车，一起直奔医院。可是没有想到，他们一到医院，就发现刘平平根本没有受伤，是蒯大富领着一些红卫兵在那里等着他们。等刘少奇和王光美发现上当，为时已晚，他们已经被红卫兵团团围住，走不了了。
蒯大富也没有想到刘少奇会和王光美一起来。当他看到刘少奇走进医院的那一刻，他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刘少奇这个最大的修正主义头子落入了他们手中，他们可以当面质问刘少奇了；担心的是，刘少奇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手下人伤了刘少奇，他也交待不了。出于这种想法，他立即命令他手下的红卫兵骨干把刘少奇围了起来。面对突然发生的情况，刘少奇十分镇静。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红卫兵，一言不发。王光美则大声责问蒯大富等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快，中央派人把刘少奇解救回中南海，但王光美却被蒯大富等人扣住了。
蒯大富命令手下的人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在一间房子里单独围斗她。王光美义正词严地斥责“井冈山兵团”。对于蒯大富组织的红卫兵对刘少奇的恶毒攻击，王光美坚决地予以反驳，对他们对自己的攻击也进行了驳斥，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的气节，也保守了党的机密。蒯大富见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气极败坏，他把王光美长期扣押了下来，并不断地对王光美进行人格侮辱和批斗，每次批斗会后，蒯大富都通过他掌握的红卫兵小报，把批斗王光美的情况公布。由于王光美的身份特殊，是刘少奇的夫人，蒯大富此举吸引了全国红卫兵和各种造反组织的眼球，蒯大富和他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真正是在翻江倒海，引领了当时红卫兵的“斗争方向”。但是，王光美始终坚持原则，与蒯大富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蒯大富想进一步折磨王光美，便于1967年４月在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万人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这次大会由蒯大富亲自主持。那一天，穿着一身旧军装的蒯大富，精神十足地登上会场主席台，大声宣布着王光美的所谓“罪行”，组织红卫兵一一上台发言，斗争王光美。会后，他控制的红卫兵小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记录这次批斗大会的情况，还用歪曲事实的手法，污蔑王光美。这次批判王光美大会，让蒯大富出尽了风头。
后来一段时间里，蒯大富经常把“智擒王光美”当作自己人生中的得意一笔，没有想到，当“文革”结束，刘少奇冤案平反之后，他导演的这出闹剧，成了他人生中一个耻辱的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