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红卫兵领袖浮沉录

在进步农民家庭中长大

蒯大富于1945年9月13日出生在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家庭里。他出生的时候正是日本侵略者向中国人民投降的日子。在举国欢庆的喜气中，蒯家喜添一子，全家上下喜气洋洋。尽管家庭贫困，但蒯家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再受日本人的气了，生的又是个男孩儿，蒯家人怎么能不高兴呢？像许多渴望在和平年代能够发财致富的农民一样，男孩儿的父亲按照自己所期待的目标给新生的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大富。

其实，蒯大富也是“红根”。他的爷爷是新四军老战士，他的父亲在家乡解放之前即参加了革命工作。当时的革命工作，是一个追求解放和进步的农民，在共产党号召下的革命活动，主要是为解放军送情报、引路，在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作战时，担任支前任务。蒯大富的母亲也为支援解放军做了许多革命工作，这在当年的农村妇女中，是出类拔萃的。蒯大富的父母拥护共产党，积极参加革命工作，表现好，在全国解放前后二人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全国解放后，蒯大富的家乡搞农业互助组，后来又成立合作社，合作社发展到高级社，到后来又成立了人民公社。在这个中国农村发生巨大变化的过程中，蒯大富的父亲都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并且走在前列的。成立人民公社后，蒯大富的父亲还担任了生产大队的大队长。蒯大富的母亲则当过妇女队长。由于夫妻双双都是共产党员，又都是农民的进步的带头人，在当年的农村，被称为进步农民家庭。

蒯大富在这样的进步农民家庭里长大，自然受自己父母的影响比较深。1953年，刚刚满8岁的蒯大富上学了。蒯大富的父亲是共产党员，又是大队干部，对于孩子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他送蒯大富上小学前，对蒯大富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讲了不少道理，让他上学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有文化的革命接班人。蒯大富记着父亲的话，上学后，学习十分用功，在他们村子的小学里，蒯大富是学习比较刻苦，成绩优秀的一个。蒯大富小学毕业后，顺利考上了中学。蒯大富学习成绩好，也使他父母十分高兴。在他初中毕业后，又决定让他继续读高中。这样，蒯大富在1960年即进入县城高中读书了。

蒯大富虽然读书刻苦，学习成绩好，但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在初中读书时，他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并且成为学生骨干分子。

蒯大富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对政治活动表现出很高的兴趣，也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他从上初中开始，就离开家到学校过住校的生活。很早就独立生活，使他小小年纪就比较成熟了，并养成了遇事有主见，自理能力强的特点。与同学们在一起过集体生活，也使他养成了善于与人相处，能够把同学组织起来的特点。

在高中时，蒯大富当上了学生干部，他不光是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了，也是学生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了。他在学校政治上表现好，学习成绩也好，是学校的好学生。学校对他是很看重的，在蒯大富进入高中不久，学校团组织便吸收他加入了共青团。当年加入共青团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那时团员并不多，加入共青团，就是青年先锋了，也是共产党的后备军之一了。

进入清华大学读书

1963年，蒯大富高中毕业，当年即参加高考。他报的是清华大学。1963年9月，邮递员给蒯家送来了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他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了。

被清华大学录取，在蒯家所在的村子里是了不起的大事。村子里乡亲们都来道喜，蒯大富的父亲的脸上也有了光彩。在送蒯大富上学的路上，父亲对他也是嘱咐再三，要他上学后，靠近组织，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永远跟共产党走，好好读书，将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其实，他父亲说的这些话，蒯大富在学校就已经熟记在心，他也是暗自下定决心要这样做的。

1963年9月，蒯大富和当时许多青年人一样，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又在清华大学读书，心情格外高兴。他十分珍惜这次上清华读书的机会，平时很用功。可以说，蒯大富在进入清华大学读书的头三年里，是一个刻苦学习的学生。在清华校园里，同学们经常会看到一个起得早、睡得晚的学生，手不释卷，来去匆忙，这就是蒯大富。由于用功读书，他的各门功课成绩都很好。

在清华的头三年里，蒯大富读书的范围很广泛，除了所学几门课程的书他认真精读外，他还十分爱好读政治、文学、历史方面的书籍，人物传记类书籍他更是爱读。这在学习理工科专业的学生中，是不多见的。读书范围广泛，特别是喜爱读政治、历史书籍，开阔了蒯大富的视野，也是他后来热衷政治的一个缘由。

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他都是走在前边的。在政治学习讨论时，他常常讲得头头是道，他分析时局时提出的见解，也吸引了很多同学倾听。他在同学中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需要搞什么活动了，蒯大富就先搞个计划，和老师商定后，就串连同学们参加。往往是他一出面，即便不愿意参加的，也会动心。这当然和蒯大富的说服能力有关。同学之间有什么矛盾了，蒯大富也积极地出面调解，谁有了什么困难，他也积极帮助。他自己没有钱，帮助别人的办法，就是由他出面向学校反映。在他的积极努力下，学校为不少同学解决了一些学习、生活方面的困难。蒯大富有每天到图书馆看报纸的习惯，他看报纸时，善于动脑子分析。这个习惯对他搞学生中的组织工作帮助不小。每次组织同学学习或者开展其他政治活动时，蒯大富总是能结合当前形势，提出一些新话题。因此，他参与组织的学生活动，并不枯燥。久而久之，在蒯大富周围，聚集了一批与他同样关心政治，有一定组织和活动能力的同学。蒯大富是这些政治上活跃者的核心，许多大事，这些人都听他的。在“文革”初期，蒯大富之所以能够迅速拉起一支造反队伍，与他周围有这样一批人，有着很大关系。

在当年的清华大学，同学们常常看到，蒯大富穿着旧衣服，足登旧布鞋，操着略带江苏口音的普通话，在同学中串连，在各种学习会上发言。他的身影，经常会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系主任的办公室里、各种政治活动场合中出现。

造反时刻

1966年，蒯大富大学三年级的课程已经学完，眼看就要进入第四年的学习了，没有想到，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强大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

本来，蒯大富也没有料到中国会发生这样一场政治运动。但是，在政治上极为敏感的他，立即意识到，这是不同于从前的“反右运动”和“四清运动”的全国性的大的政治运动。他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阅读了近期报纸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后，又思索了一天，便开始行动起来。他在同学中进行串连，讲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讲学生参加这场革命的必要。他摇唇鼓舌，“说服”了不少同学拥护他的看法，积极参加他主张搞的政治活动。蒯大富在“文革”刚刚掀起的那段时间的表现，让他得分不少。上级指定他担任班级“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此外，他还担任着清华大学广播站编辑部主任。

一开始，他们还只是秘密串连，利用课余时间，在一起聚会，讨论时政。后来，蒯大富提出搞一个组织。同学们也同意了。这个组织是秘密的，也不叫什么名字，就是经常在一起活动。

蒯大富等人一开始是对学校领导提意见，但他们觉得这样似乎不解渴，就依照其他高校学生的做法，也开始贴大字报了。他们所贴大字报的内容，最早是指向一些老师的，后来就升级为给系主任贴大字报，最后是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他们的行动很快就受到了反击。许多学生开始贴大字报反驳他们。有的学生干脆公开和他们辩论。蒯大富他们自然是不服气的，也与前来辩论的人争吵。卷入争论双方的人越来越多，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已经受到了冲击，虽然课没有停，但许多学生已经把很大的精力放在给老师、校领导干部贴大字报和互相辩论上了。学生们都年轻气盛，有很多时候，双方争论时，就动手打了起来。一动手，双方的面子就撕破了，互相都结了仇，仗也就越打越多，越打越大。

像清华大学这样的情况，在全国许多大学都出现了，在党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很快就了解到了这种情况，他们依据多年的经验，特别是前不久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认为派工作组是一个好办法。于是，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教育部下发了文件，要求各地向大学派工作组，协助党委稳定局势，解决问题。中央一声令下，各地动作十分迅速，几天之内，工作组就组成并进驻一些大学了。清华大学是学生闹得比较厉害的单位，自然也派了工作组，并且配备的力量比较强，其成员是经教育部和北京市委精心挑选的，有政治工作经验，也有一定的资历。刘少奇为了更及时地了解北京高校学生参加运动的情况，还特意派他的夫人王光美作为工作组成员到清华大学去。

1966年6月8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6月13日，工作组停止了校长（兼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的工作，接管了清华大学党委。工作组当时也是响应“文化大革命”号召的，他们也要搞斗批改。因此，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不久，就将一些人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但工作组也对造反学生十分不满。他们经过调查研究，了解了学生的不同情况，对一些行为过激的学生进行了批评，很快也就稳定了清华大学的局势。由于蒯大富在运动中跳得欢，行为也十分激烈，在学生中搞了一些秘密串连和组织工作，自然也受到了工作组的批评，还在一些会议上被点名批评。一时间，蒯大富及其他几个最早贴大字报的人感到了压力，多数同学不再敢接近他们，他们也觉得很孤立。但是，蒯大富不服气，他逐渐地由怨恨工作组，发展到与工作组对立。由此，工作组对蒯大富的批评自然也更多，言词也更激烈了。蒯大富可不是好惹的，一方面，他很犟，有一种越受压越来劲的性格。工作组越是批评他，他越是不服。另一方面，他周围有一批拥护他，坚决跟他走的学生，他们也时常给他打气，鼓励他顶住。有了这些坚决跟他跑的学生，蒯大富感到自己有群众基础，有一定实力，有资本去和工作组“顶牛”，蒯大富开始了与工作组的斗争。正在这时，在北京大学贴出了以聂元梓为首的七个人写的所谓“第一张马列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中央广播后，蒯大富看到了机会。紧接着，从中央传来的一个又一个政治信息，更坚定了蒯大富与工作组斗争到底的决心。这些政治信息是：中央公开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决定开展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通知中认为，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批判上述各界中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领域的领导权，而像蒯大富这样的人，则被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更加明显的是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经陈伯达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把所谓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列为打倒对象。也是在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开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而在此之前，蒯大富只是在学生的传抄件中读到过这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中央公开发表，表明了中央是公开支持聂元梓等人的。蒯大富在认真研究了中央这些文件，研究了近来的政治动向后认为，向工作组斗争，正当其时。

被开除团籍

蒯大富开始在支持他的学生中串连，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工作组。不久，蒯大富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更是于1966年6月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他们认为，工作组和校党委一样，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实际上是和学校党委一个鼻孔出气的，现在必须炮轰工作组，赶走工作组。他们开始给工作组贴大字报了。这些大字报的内容，无非是工作组支持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脱离群众，工作组也是修正主义代表等。他们还于1966年6月21日喊出了“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十分明显，蒯大富等人的最终目的，是想赶走工作组。要知道，蒯大富等人给工作组扣上的这些政治帽子，在当年是不小的；他们驱赶中央派下来的工作组，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政治事件。因此，工作组也十分重视。经过仔细研究后，工作组决定对带头驱赶工作组的少数学生头目进行批评教育。

蒯大富很快就被叫到设在学校党委办公楼的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组的领导人十分严肃地指出了蒯大富最近反工作组的行为后，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且要求他改正自己的错误，不再继续与工作组作对。谈话一开始蒯大富还静心听着，但听着听着，他就不耐烦了，向工作组负责人表示，他们的行动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学校党委确实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工作组支持校党委，也是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是在为学校的修正主义分子打“保护伞”，自己及与自己观点一致者，是革命学生，工作组向他们施压，是压制学生，不让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蒯大富能言善辩，竟然与工作组负责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吵了起来。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这次谈话以极不愉快的结果而结束。

蒯大富和工作组的对立公开化了。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蒯大富用绝食的方法以示抗议。他还曾跑到清华火车站，用卧轨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

工作组并未因蒯大富绝食而退让。他们先召开了团组织领导干部会议，在研究了蒯大富等人的情况后，决定先由团干部找蒯大富谈话，然后再开团组织会议，帮助蒯大富。团干部们也是年轻人，说话比工作组负责人直白，和蒯大富一见面，就把谈话意图交代清楚了，然后，直截了当地对蒯大富进行批评，并且要求蒯大富服从团组织的意见，收敛自己的行动，不要再干驱赶工作组那样的事情。蒯大富根本没有把学校团干部们放在眼里，论口才，论知识，蒯大富觉得自己比这些团干部们要高明得多，于是，蒯大富不但根本不听学校团干部的话，反而给他们上起了政治课，给他们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讲青年人应该与“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应该当革命先锋等。蒯大富还反过来争取团干部，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和自己这些人站在一起。这样的谈话，自然也是以不愉快的结果而告结束。在此情况下，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校党委共同研究，由校共青团组织来解决蒯大富等人的闹事问题。

1966年6月末的一天，在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参与下，蒯大富所在班级的团支部召开全体会议，他们讨论了蒯大富近日的行为，对蒯大富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上，蒯大富毫不退让，与批评他的人辩论。他口若悬河，一会儿谈起当前的政治形势，一会儿谈起修正主义问题，一会儿又谈起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中心意思是：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没有错。他还在会上做参加会议的团员的工作，要求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会议开到这里，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蒯大富，只好动用组织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蒯大富还能不能留在团组织里的问题。表决结果，班级团支部的团员中，多数同意开除蒯大富的团籍。决议很快就做出来了。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蒯大富的意料。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向往团组织，向往党组织，也拼命学习，拼命表现，好不容易加入了共青团，以为自己前程无量，没有想到，却被开除了团籍。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被开除团籍，是政治上的一个大失足，意味着今后自己再也不会受到重用了。他当场在会上提出抗议，他表示仍然要和工作组斗争到底，即便被关押也不怕。为了防止意外，驻校工作组决定单独关押蒯大富一段时间。从蒯大富被关押到后来放出来，一共是18天。

成了“文革”积极分子

被开除了团籍，又被关押了18天，蒯大富心中很不服气，他不甘心失败，很快投入到组织学生和校党委、驻校工作组的另一番较量之中去了。没有想到，这一次他赌赢了。不久，工作组的工作似乎不那么起劲了，对蒯大富的斗争也松懈了，清华大学的形势也来了个急转弯。

原来，1966年7月18日，刚刚从南方回到北京不久的毛泽东，在听了康生等人的汇报后，明确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19日，毛泽东出席刘少奇主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时，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很不满意，特别是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有人镇压学生运动。他提出，要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刘少奇在23日的汇报会上提出不能不要工作组，毛泽东却于24日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谈工作组问题时明确提出：要撤掉工作组。第二天，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挡运动。”毛泽东还批评说，工作组既不能斗，也不能改，工作组是镇压群众的。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委于6月28日做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此后，全国各地都宣布撤销了工作组。这使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更好的消息也落在了蒯大富的头上。

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清华大学工作组宣布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

7月29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时说：“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康生见毛泽东这样说，立即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蒯大富后来说：当时我连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摘啊，兴奋得不行，后来就去了人民大会堂，见到毛主席就表示我不是反革命了。

蒯大富毕竟是有一定政治头脑的人，他不光想着高兴，更主要的是想到了自己下一步的行动。他决定，立即组织自己身边的造反同学，揪斗工作组的组长。他叫上几个口才好的同学，直接闯进校党委办公楼，找工作组长“算账”。他们一次没有找到就第二次第三次地找，终于找到了工作组长，他们把工作组长围起来，质问他为什么镇压学生运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要求工作组长向他们写交待材料。在接下来的几天中，蒯大富组织了多次揪斗工作组长和学校其他一些领导干部的大会。

很快，清华大学的校党委被冲倒，工作不能正常开展了，工作组也被赶跑了，学校很快就陷入了没有人管的无政府状态。在这个时候，蒯大富又迎来了一个机遇：康生主动派人来找他了。原来，自从毛泽东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北京市委不仅最早宣布撤销工作组，还决定和“中央文革”小组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市“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以鼓励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敢于造反的红卫兵头目。聂元梓、蒯大富被列入邀请名单。康生早就知道蒯大富造反的情况，对他十分器重，专门要手下人派专车，到清华大学去接蒯大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这次会议。蒯大富乘康生派来的专车到人民大会堂后，发言时也是慷慨激昂，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了很长时间。他讲清华大学领导者如何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己如何造反，如何被开除团籍等，讲到动情处，他声泪俱下，由此也博得了阵阵掌声。这次参加人民大会堂的会议，使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学生中得分不少，一时间，他似乎成了清华大学红卫兵的代表，是造反的先锋。这使他后来在清华大学扩大自己领导的红卫兵组织，有了一个优越于其他人的条件。

当上了红卫兵领袖

参加完人民大会堂的会议回到清华大学后，蒯大富个人政治野心极度膨胀。他感觉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临了，他不想错失这一机遇，于是他立即投入到继续造反当中去。他组织了一次次的红卫兵造反“誓师大会”。在会上，蒯大富表现出了他的鼓动才能和组织能力。只见他：身穿旧军装，腰系皮带，手里拿着当时被称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在会上诉说着校领导干部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不时地领头高呼口号。会下，他时常和周围几个造反骨干学生一起商量下一步如何组织学生揪斗学校领导人和工作组头目的事情，商量如何发展他们搞起来的学生造反组织的事情。在商量中，蒯大富表现出了掌控局面的才干，也表现出了他考虑问题较其他学生更全面、更周到的才干，他的敢想敢冲敢做的劲头，他的口才，他的组织能力，他思考问题的全面性，乃至他个人的一点“小风度”，都成了他吸引一些学生愿意跟他干的资本。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参加蒯大富发起搞的红卫兵组织中来，他搞的队伍，从一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几千人。蒯大富发起搞的红卫兵造反组织扩大了，蒯大富便给这个组织起了一个名字，叫“井冈山战斗队”，不久，又改称“井冈山造反兵团”（简称“井冈山兵团”）。这个造反组织，办起了自己的红卫兵小报，组织内部也有了分工，除了下边分设几个分队，由一些与蒯大富关系亲近，深受蒯信任的造反骨干担任领导外，在“井冈山兵团”里，还有专门管宣传、组织和物资的等等。

他被关押18天放出来后，一时间成了左派学生的代表，这使一些学生愿意聚集在他周围。他个人在红卫兵中的地位也直线上升。他还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

随着大串连的展开，来清华“学习造反经验”的其他一些高校红卫兵组织也不断来清华大学找蒯大富“取经”。蒯大富没有忽视这种为自己加分，也为“井冈山兵团”增加外援力量的机会。他在接待来“取经”的其他红卫兵组织头目时，再次展示了自己的“政治头脑”和口才。这一点使他给来串连的红卫兵头目留下了“好印象”。连当年到清华大学串连的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在找蒯大富“取经”后，都很佩服他。蒯大富成了许多造反派红卫兵头目崇拜的对象。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蒯大富成了左右清华大学局势的红卫兵领袖，当年的红卫兵不再直呼蒯大富的名字，而是称他为“蒯司令”。此时的蒯大富，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红卫兵领袖。

抢先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蒯大富不仅在清华大学名声大噪，而且在北京各高校的红卫兵中也名气很大。他到处演讲，介绍他怎么样和原清华大学校党委、驻校工作组“斗争”的“光荣历史”，他演讲的这些内容还在红卫兵小报上刊登了出来，一开始还真的吸引了许多红卫兵的眼球。但总是拿出这一套来说，红卫兵们也厌烦了，蒯大富及时发现了这一点，他很快就改为宣传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他过去经常读一些理论书籍，加上口才好，讲起来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可是，讲来讲去，老是那些东西，红卫兵们也听腻了。

蒯大富心中明白，自己要坐稳红卫兵领袖的椅子，要想长期左右清华大学，进而在“文革”结束后成为毛主席看得到的接班人，就必须能够在自己周围长期团结起一大批红卫兵。怎么办呢？有注意和研究中央政治动态习惯的蒯大富，在读《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社论中，发现了经常出现的词：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而且，把这个人物与党内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同时，蒯大富也注意到，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做关于十中全会以来工作的报告时，对派工作组的事情承担了责任。会上还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支持红卫兵造反。这次全会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林彪成了中央第二号领导人，而刘少奇虽然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已经名列第八位，并且没有明确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蒯大富意识到：刘少奇要被打倒了。刘少奇就是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指的赫鲁晓夫式人物。

通过分析中国当时这些政治动向，蒯大富开始揣摩“中央文革”的心思，他认为：站在运动前列，就要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在打倒刘少奇这件事情上立功，蒯大富就像后来人们对他的评价一样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他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冒一下险。为什么说要冒险呢？因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主席是否真的要打倒刘少奇，还不清楚。因此，那个时候，红卫兵和造反派们都在观察，不敢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蒯大富经过分析，认定刘少奇必然要被打倒。他打算先喊出这个口号。

但是，蒯大富毕竟很有政治头脑，他在喊出这个口号之前，先要在“中央文革”那里摸一下底。于是，他设法联系到了张春桥。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 蒯大富返回清华后，召开了井冈山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蒯大富抢先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之后，北京一些高校也跟着喊出了这个口号。这次冒险，使蒯大富声名大振，一时间，红卫兵们都认为蒯大富有头脑，有胆量。聚集在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周围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其他一些高校也和蒯大富所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建立了“联动”关系，即一切行动听蒯大富的，蒯大富领导的红卫兵组织怎么行动，他们就怎么行动，他们喊什么口号，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也喊什么口号。这大大增加了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的力量。

蒯大富为了继续扩大“井冈山兵团”的影响，还于1966年11月，与他手下的人一起绘制了《百丑图》，用漫画的形式，丑化国家、军队和地方政府的一百多名领导，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百丑图》印出后，流传甚广。

导演了所谓“智擒王光美”的闹剧

蒯大富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后，刘少奇并没有被打倒，还住在中南海。蒯大富想出了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在红卫兵小报和满街贴的大字报上发表“红卫兵宣言”、“敦促书”、“战斗号令”之类的文章，公开提出刘少奇要到红卫兵中、特别是到清华大学来，直接向红卫兵检讨，接受红卫兵的质问。另一个办法是，组织红卫兵日夜包围中南海，要求揪出刘少奇。如果达不到目的，就永远包围着不走。他果真组织了他领导的“井冈山战斗队”把中南海西门围住，用高音大喇叭向中南海里面喊口号，要求揪出刘少奇。蒯大富这样一带头，清华大学其他红卫兵组织不甘落后，也到中南海来参加包围和喊口号的行动。其他高校的红卫兵知道这个消息后，也赶来助威。一时间，红卫兵把中南海西门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蒯大富跑前跑后组织着，不断换喊口号的人，调配大喇叭，增大音量。许多红卫兵在包围中南海的过程中，因为没有水喝，也吃不上东西，最后昏倒在中南海西门。蒯大富借此进一步煽动红卫兵的情绪，同时组织人运送水和吃的，使红卫兵包围中南海的运动达到了高潮。

但是，不管红卫兵们怎么喊口号，中南海里面仍然一片寂静。虽然听说中南海里也出现了造反派造反的事情，但是刘少奇仍然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并没有出来向他们做检查。不久，经过中央做工作，包围中南海西门的红卫兵撤离了。

这次包围中南海行动没有成功，使蒯大富很丢面子。揪刘少奇没有成功，他就打算揪王光美。王光美曾经在清华大学当过工作组成员，蒯大富认为，王光美也和自己作过对，也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骨干。更重要的，她是刘少奇的夫人，斗王光美，就是打倒刘少奇。可是，王光美也在中南海里面，他们揪不出来。他心生一计，想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然后由他领导的“井冈山兵团”斗争她，让她在“井冈山兵团”面前检讨。王光美是知道一些刘少奇的工作情况的，从王光美身上得到一些刘少奇的情况，然后，由“井冈山兵团”把这个消息在红卫兵小报上发表，那可是震惊全国的大新闻，他的红卫兵领袖地位就将更加巩固了。

为了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蒯大富想出了这样的计策：先把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控制住，然后胁迫她给王光美打电话，把王光美骗出来。如果王光美被控制住，他们说不定还可以进一步把刘少奇骗出来。此计定下来后，他们就照计施行。

1967年1月6日，天气格外寒冷。正在家中的王光美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称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需要截肢，怎么办，需要王光美想办法。王光美接到这个电话后，十分着急，因为家里的电话是保密的，只有刘平平本人才会知道号码。因此，王光美没有多想，就信以为真。她急忙把这一情况告诉刘少奇，说自己要赶往医院。刘少奇一听女儿受了重伤，心里也十分着急，要和王光美一起去医院。王光美劝刘少奇不要去，刘少奇坚持要去。二人乘上车，一起直奔医院。可是没有想到，他们一到医院，就发现刘平平根本没有受伤，是蒯大富领着一些红卫兵在那里等着他们。等刘少奇和王光美发现上当，为时已晚，他们已经被红卫兵团团围住，走不了了。

蒯大富也没有想到刘少奇会和王光美一起来。当他看到刘少奇走进医院的那一刻，他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的是：刘少奇这个最大的修正主义头子落入了他们手中，他们可以当面质问刘少奇了；担心的是，刘少奇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手下人伤了刘少奇，他也交待不了。出于这种想法，他立即命令他手下的红卫兵骨干把刘少奇围了起来。面对突然发生的情况，刘少奇十分镇静。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着周围的红卫兵，一言不发。王光美则大声责问蒯大富等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快，中央派人把刘少奇解救回中南海，但王光美却被蒯大富等人扣住了。

蒯大富命令手下的人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在一间房子里单独围斗她。王光美义正词严地斥责“井冈山兵团”。对于蒯大富组织的红卫兵对刘少奇的恶毒攻击，王光美坚决地予以反驳，对他们对自己的攻击也进行了驳斥，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大义凛然的气节，也保守了党的机密。蒯大富见自己的目的没有达到，气极败坏，他把王光美长期扣押了下来，并不断地对王光美进行人格侮辱和批斗，每次批斗会后，蒯大富都通过他掌握的红卫兵小报，把批斗王光美的情况公布。由于王光美的身份特殊，是刘少奇的夫人，蒯大富此举吸引了全国红卫兵和各种造反组织的眼球，蒯大富和他领导的“井冈山兵团”，真正是在翻江倒海，引领了当时红卫兵的“斗争方向”。但是，王光美始终坚持原则，与蒯大富等人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蒯大富想进一步折磨王光美，便于1967年４月在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万人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这次大会由蒯大富亲自主持。那一天，穿着一身旧军装的蒯大富，精神十足地登上会场主席台，大声宣布着王光美的所谓“罪行”，组织红卫兵一一上台发言，斗争王光美。会后，他控制的红卫兵小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记录这次批斗大会的情况，还用歪曲事实的手法，污蔑王光美。这次批判王光美大会，让蒯大富出尽了风头。

后来一段时间里，蒯大富经常把“智擒王光美”当作自己人生中的得意一笔，没有想到，当“文革”结束，刘少奇冤案平反之后，他导演的这出闹剧，成了他人生中一个耻辱的黑点。

在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中

当历史步入1968年，在蒯大富出尽风头之时，清华大学另一派红卫兵组织正在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个红卫兵组织也想要控制清华大学，因此，必然会和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发生矛盾。

一开始，两派组织之间还只是辩论。辩论中，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辩论双方都是年轻人，火气大，辩论中难免出现语言上的冲突，语言上的冲突又导致肢体冲突，直到大打出手。一开始，还是两派中几个人相互厮打，是小规模的冲突，但发展下来，冲突就越来越大了。你回去叫几个人来，我也回去叫几个人来，参加厮打的人越来越多，直到发展为大规模的武斗。

蒯大富一开始还约束自己手下人要“讲理”，要“忍让”，后来，他见对方势力越来越大，心中着急。这时，他听到了江青关于“文攻武卫”的讲话。江青这个讲话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用“文”的办法，去和修正主义斗争，但是，在斗争时，对方不服，用武力来打我，我怎么办？那就要用武力自卫。听了江青这个讲话，蒯大富心中有了底。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些和自己对立的人，是想争夺清华大学红卫兵的领导权，想代替自己来左右清华大学的局势，对此，他岂能甘心？他决心把这股和自己争夺清华大学领导权的势力打压下去。他找到“井冈山兵团”的几个骨干商议之后，决定全兵团出动，给对方一些颜色看看。1968年5月，蒯大富组建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

行动时间定在5月29日。这一天，两派学生组织之间又发生了冲突，已经有了准备的“井冈山兵团”立即全员出动，他们手拿木棍、铁棍和其他一些劳动工具，从各个学生宿舍楼里冲了出来，一下子就把对方数百人包围起来，一顿乱打，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有一些人求饶了，一些人则跑回去叫救兵。不一会儿，对方组织起一千多人，反扑过来。在楼顶上观察“战局”的蒯大富见对方主力出动了，一声令下，按他预先的布置，埋伏在各楼口高处的“井冈山兵团”的人，手拿石块、砖头，向对方狠狠砸去，把对方许多人打成重伤，对方急忙把自己受重伤的人抬回去。一千多人在抬伤员的过程中，被从四周楼内冲出的“井冈山兵团”的人分割包围，遭到一顿暴打，直打得许多人求饶，一些人则狼狈地跑了回去。这一仗，以“井冈山兵团”大获全胜而结束。蒯大富是这场武斗的指挥者。

但是，对方并不服输，他们重新组织力量，决心和“井冈山兵团”大打一场。不久，在清华大学就又发生了一场恶战。这场恶战发生在30日凌晨，天还没有亮，蒯大富就下令攻击反对蒯大富的学生组织， 对方也不示弱，对“井冈山兵团”进行反击。这场恶战，由于双方出动的人员很多，加上双方都有准备，所以，打得十分激烈。武斗双方都手执棍棒，从天明一直打到天黑，双方都有死伤。此次武斗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余万元。清华的武斗同时也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

蒯大富见自己方面也有死伤，手下的人也杀红了眼，就下命令，到学校大楼去，抢先把训练民兵用的武器拿到手，但对方也是这个想法，双方在抢学校大楼武器库时，又是一场厮杀。结果，由于“井冈山兵团”去的人多，抢到的武器比对方也多一些。

接着，双方便展开了有武器的武斗。他们各自占领了一部分学生大楼，把门窗都堵起来，不时地用武器射击对方。蒯大富还组织“井冈山兵团”的人，组成突击队，数次强攻对方所占领的大楼，经过几次强攻，把对方所占领的大楼中的多数攻打了下来，由“井冈山兵团”占领，只有两座大楼还在对方手中，对方的“司令部”也设在那里。蒯大富决定再仔细筹划，组织力量，一举把这两座大楼拿下。让蒯大富没有想到的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私欲膨胀的他指挥的这场武斗，使他迅速滑向毁灭的边缘。

武力抵制工宣队

原来，中央知道了清华大学等一些高校发生武斗并且有人员伤亡的情况后，决定立即制止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毛泽东做出决策，派由工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组成“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一些高校，主要任务就是制止武斗，教育学生，实现大联合。此时，毛泽东对红卫兵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认识到，学生们有革命热情，但还缺少社会经验，政治上还不成熟，“文革”中出现许多类如“打砸抢”的坏事，都是红卫兵们干的。我们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国家，工人阶级觉悟高，能顾全大局，应该让工人阶级去教育学生。

这个决定做出以后，立即就行动起来，北京60多个工厂的3万多工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很快就抽调齐了，不几天就组成了数支“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清华大学是重点之一，自然也要派更多的“工宣队”进驻，同时还需要解放军的支持。在解放军支持下，“工宣队”很快就开到清华大学之外，就等着进驻清华大学了。

蒯大富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决定关闭学校大门，暂且停止武斗。对方也停下手不打了。他们转而对付想要进驻清华大学的“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至此，清华大学内部大武斗总算暂时告一段落。

在蒯大富指挥下，清华大学从1968年3月底发生小型武斗，发展到从5月29日到7月27日的大规模武斗，一共打了一百多天，这就是著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在这场“百日大武斗”中，对立双方各死伤多人。

但是，蒯大富并没有停止武斗，他只是把武斗的矛头指向了“工宣队”。

“工宣队”是由个个精干的工人组成的，加上有解放军的支持，紧闭的清华大门并没有把他们挡住。他们经过宣传，加上自己动手，很快就把大门打开了，于7月27日进入清华大学。

“工宣队”没有经过自己允许，就硬行进驻清华，这还了得？蒯大富恼怒了。他决定先给“工宣队”一个下马威。他派出许多“井冈山兵团”的人阻止“工宣队”进驻清华。“工宣队”是受到中央最高决策者指派而来的，又有解放军的支持，自然不会听蒯大富的指挥而轻易撤出，双方“顶牛”了。

蒯大富拿出了他指挥“清华百日大武斗”的疯狂，下令武力阻止“工宣队”进驻。他一声令下，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的“井冈山兵团”的人，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发起袭击，有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

震怒的毛泽东点了蒯大富的名

得知自己决定派出的“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受阻，而且被打死5人，伤了731人，毛泽东震怒了。但是，这些人还是青年学生，当时红卫兵运动还受人关注，毛泽东不好派军队直接去清华大学抓带头闹事者，而且，对混乱中发生的事情，也需要调查清楚。但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红卫兵的领袖是制造事件的指挥者。要做好学生工作，使“工宣队”顺利进驻各高校，必须找红卫兵领袖们谈话，一方面严厉批评他们，给他们以警告，通过他们来做工作，另一方面也能当面了解情况。

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这红卫兵五大领袖。

一见面，毛泽东就十分严肃。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气愤之情。一见面，就直接批评红卫兵五大领袖说：你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头脑膨胀。你们不听从指挥是不行的。你们要听从指挥。毛泽东在讲话中还专门点了蒯大富的名。这使蒯大富出了一身冷汗。林彪阴沉着脸，对红卫兵五大领袖表现出了少有的冷淡。毛泽东讲话之后，林彪用阴冷的目光扫了五大领袖一眼，只说了三句话：“工宣队”是毛主席决定派出的，你们敢打“工宣队”，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周恩来在讲话中严厉批评红卫兵搞武斗，阻止“工宣队”进驻高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你们回去后，必须按中央要求，放下武器，拆除你们修建的武斗工事，迎接“工宣队”进驻学校，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出席了这次谈话会，他们虽然也为红卫兵开脱，但在当时毛泽东批评红卫兵五大领袖的意见十分明确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说几句批评红卫兵的话。

毛泽东等同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中心意思就是批评红卫兵，要他们听从指挥。这次接见，气氛严肃，狠狠地敲打了红卫兵五大领袖，对红卫兵是警告，也是约束。可以说，毛泽东这次同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是红卫兵运动的转折点。面对如此严肃的批评，过去威风十足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也只好承认错误，表示服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

感谢邓小平刀下留情

这次谈话之后，五大领袖各自回到学校，指挥手下人放下武器，拆除工事，停止武斗，迎接“工宣队”进驻学校。

在这次谈话中，蒯大富是红卫兵五大领袖中惟一受到毛主席点名批评的人，因此，他心情十分沉重，思想压力也很大。他回到清华大学后，把“井冈山兵团”的骨干们叫来，要他们交出武器，把武斗工事全部拆除。他并没有向手下的人讲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红卫兵五大领袖谈话的具体情况。他心里明白，毛泽东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已经直接点名批评了自己，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批评了红卫兵五大领袖，自己的政治生命从此结束了，自己等待的只能是受到处理。

让蒯大富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接下来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68年8月5日，毛泽东把外国朋友赠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以此表示对“工宣队”工作的支持。13日，毛泽东和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队员，15日，毛泽东和林彪又专门接见了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代表。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指出：没有发生武斗的学校也要进驻“工宣队”，“工宣队”将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同一天，《红旗》杂志第2期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的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注意研究政治动向的蒯大富明白，自己和“工宣队”对抗，以至打死打伤“工宣队”的人，已经是站在毛泽东的对立面了，自己的下场不会好。果然，蒯大富接下来的日子真的不好过。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冷落了蒯大富，他们和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战士把学校管了起来，还对学生实行军训。蒯大富被放在一边，再没有人理他了，昔日紧跟自己的手下人也渐渐疏远了他，以至有许多人见到他都绕道走开了。特别是，“工宣队”一直在追查打死“工宣队员”的后台，使他整日胆战心惊。

196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1968年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读学校毕业生，从11月起开始分配。毕业生要坚定地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1963年入学的蒯大富，实际上早该毕业分配了，只是因为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才留在学校的，此次自然也被列入分配之列。此时的蒯大富恨不得早日离开清华大学。12月，蒯大富接到通知，他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到了那里，又得到通知，自己被分配当电解工。

蒯大富并没有因为自己当了一名电解工而苦恼，相反，他很高兴，因为一来自己离开了清华大学，他有一种侥幸心理：自己干的那些事可能将不再被人提起了。二来当时许多毕业的大学生也都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或者到部队当战士。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作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当时的名气也太大了，干的坏事影响也大，毛泽东还当面点名批评了他，怎么会没有任何事情了呢？1970年清查“五一六分子”时，蒯大富果然被列为重点清查对象。于当年11月初，被押回清华受审。这一审就是几年时间。清查“五一六”事情过去后，1973年，蒯大富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在这里，他倒是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许多人也不再提起他了。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不久，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文革”中的许多事情还在清查之中，蒯大富的名字又被人们所注意。不少人提出要追究蒯大富在“文革”中的罪行。在此情况下，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经过公安、检察机关几年的调查，确定蒯大富有罪，并起诉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他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在北京，蒯大富被关在秦城监狱，在青海，他被关在共和县的塘格木监狱，这是专门关押北京、杭州、上海的重刑犯的监狱。但他不必参加劳动。这些重刑犯是一个人一个院，平时互相见不到。蒯大富也是一人一个院。出狱后的蒯大富曾说：关在那里，待遇还是很好的，吃得很好。有书看，报纸也有。你只要把心情稳住，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环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蒯大富说，如果不是邓小平，人早就没了，挺感谢邓小平的。

由于以前蒯大富被关押的时间顶了8年刑期，到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了，获释后，他回到青铜峡铝厂劳动。此时，蒯大富已经42岁，还是单身一人。过去，在自己工作生活平静之时，他也交过几个女朋友，但是，总是在要准备结婚时，他的事情又被提出来，在被列为审查对象时，女友为避免受到牵连离他而去。此次出狱，蒯大富过去所犯下的罪行算是受到了清算，可以过平静的日子了，他也自然考虑到找对象结婚的事情，他的一些朋友也在热心为他张罗这件事。1988年，南京的一位好友写信，给他介绍了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

罗晓波是1962年出生的，昆明人，比蒯大富小近20岁，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工作，担任南京某电子研究所的工程师。罗晓波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年纪只有四五岁，对“文革”中的事情并不了解，但后来在大学学习时，还是听说过蒯大富的人和事的。蒯大富和她见面时，就把自己的过去全部告诉了她，使她对蒯大富有了更多的了解。她倒是真的爱上了蒯大富，明确表示：“愿意追随他这风云人物共走漫漫人生长路。”1988年8月，他们二人在南京登记结了婚。婚后不久，罗晓波调到了青铜峡铝厂，与蒯大富在同一个工厂工作。

1992年，在改革开放大潮滚滚向前时，蒯大富与妻子带着他们的独生女儿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工程师。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分给他们一幢二层小楼。他们一家三口在这里过着平静而又忙碌的日子。1993年春蒯大富曾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后又到深圳受聘于一家中外合资的网络公司。

摘自：《党史博采·纪实版》2008年第2期   作者：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