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西安“盗经”（二）

搬经当晚，适值《新秦日报》记者在场，第二天即将该事登诸报端。陕西士绅对此十分震惊，纷纷前往卧龙寺询问实情，在得到定慧的肯定答复后，士绅们由怀疑变成了愤怒。不过，考虑到其是督军的座上客，同时也为了保存康有为的尊严，士绅们仍希望和平解决此事。

1924年1月1日，董雨麓宴请康有为，省署负责接待康有为的万纯庵亦在座。宴会进行之前，时任水利局长的李宜之拜会了万纯庵，委婉地表达了地方士绅的意见，希望康有为能够及早归还经书。欢宴结束之后，李又致康有为一函，所谈内容也大致相同，但均如石沉大海，不见回复。与此同时，佛教会诸人前往中州会馆，准备面询康有为，究竟尊孔还是尊佛，“如果尊孔，则此举未免不德；如果尊佛，则未免太贪”。但康有为避而不见。

康有为的顽固，使得事态迅速扩大。第二天，李宜之与红十字会会长杨叔吉、佛教会长高介人等人发起西安古物保存会，继而以该会名义致函康有为，要求将经书如数归还。省议会议长马凌甫、副议长侯国藩也联名发去一函，表示经书“保管多年，殊非易易，虽为该寺所有，实为敝省古物，不特外人不能轻易挪去，即该寺和尚亦不能轻易赠人。用特缄请先生俯念关系典存，准将拉去藏经全数赐还。”但康有为有恃无恐，毫不在意，声称：“议会能奈我何?”并表示要请督军查办写信之人。其弟子邓纲重更是放出大话：“此经如坚阻不准运，宁愿付之一炬，决不璧还。”

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此时卧龙寺主持定慧开始意识到事情严重，遂于3日一大早赶往中州会馆，希望能尽早归还经书。康有为知其害怕地方士绅追究责任，宽慰他：“汝可随我离陕，我保汝在外省充方丈。”定慧默不作声，康有为又说：“汝不敢在本国，我当荐汝在外国当方丈。”眼见索书无望，定慧随即告退而去。或许，定慧根本就没有抱任何能讨回经书的希望，此举仅仅是作秀，推卸责任而已。出了中州会馆，定慧即将事先拟好的请愿书递给了省署和省议会。

请愿书中，康有为被描绘成了赤裸裸的大盗，“康氏见寺内藏有明版藏经全部，稀世珍奇，即生涎羡，始则欲强携以去……继则以重价相炫……卒则巧词讳言”；而曾与圣人立下字据的定慧，则完全成了事情的受害者，“若追索不回，僧人无以对同教，无以对地方，誓惟有自杀一途。为此敢请速赐予挽回，向康氏追取藏经，以救生命，则不啻死人而肉白骨也。”

定慧的请愿书对愤怒的陕西士绅来说，无异于煽风点火，义愤填膺的士绅们开始在报端公开攻击昔日毕恭毕敬的康有为。《康圣人统兵打抢之骇闻》、《康有为盗经之续闻》、《盗贼圣人》诸如此类的新闻和评论相继在各大报刊上刊登、转载，康有为在西安的许多“劣迹”、“劣行”在这个时候也被有意识的发掘。如《申报》当时就这样报道：“(圣人)至各廊宇寺观，见其稀奇古玩，每每取之而去……近据调查所得，康氏先将西城腊马寺铜佛三尊取去，腊马僧叩首求免，至于见血，终不璧还，继又将与善寺铜佛一尊、六朝古砖一块，强携以去。”报道似乎再次印证了康有为贪得无厌的盗贼形象。

与此同时，旅外的陕人也开始关注此事。他们纷纷给督军、省议会发来了电报，要求追还经书，依法惩治康有为。上海陕籍绅士徐朗西更是请人画了一副“康圣人盗经图”，配以“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标题，发表在报刊上，极尽嘲骂讽刺之能事。长沙的《大公报》也发表评论，以一种调侃的笔调写道：“孔圣人云：‘老而不死是为贼!’康圣人年已七十而不死，其为盗贼，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