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波和他的“天灾预测委员会”

在主流的地震学界，“汶川地震几乎是不可预报的”，“目前无法、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恐怕都难以实现短临预报”的结论已成共识。然而，秉承预测传统的“非主流科学家”并不承认这样的结论。

“我们的观点很明确，地震能预测。”在汶川地震一年之后，北京工业大学地震研究所的李均之教授在接受《科学新闻》专访时说，“我们用实际的预测结果说话。”与李均之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退休研究员任振球、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退休研究员郭增建等一批“交叉学科的科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委员。

翁文波的后28年

提到“天灾预测委员会”，就不能不提到它的创始人翁文波院士（1912~1994）。如果把他的科研生涯平分开来，正好是两个28年。前28年，翁文波从事石油勘探研究，成绩斐然。后28年，翁文波从事地震等的预测工作，被他的传记作者称为“预测学宗师”。

翁文波放弃原来的石油勘探转向地震预测研究源于1966年3月8日的邢台大地震。当年4月27日下午，他和李四光被周恩来总理请进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希望他们对地震形成和发展趋势找出规律，做出预报。1967年3月27日河间6.3级地震后，翁文波又受周恩来单独召见，周总理对他说：“石油已放光彩，地震方面也要放光彩。”

但翁文波引起普通大众的关注却是由于汶川地震后被“重新发现”的一篇论文。这篇以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龙小霞为第一作者、于2006年在《灾害学》杂志上发表的“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一文被人翻了出来，用来指责地震局的“无能”、“瞒报”。而在这篇文章中，用的就是翁文波预测理论中的“可公度法”。

可公度性源于天文学，表示自然界事物之间的一种秩序，支持者称其是自然现象周期性的一种客观外在反映。

翁文波的预测学涉及多种学科，并声称在基础理论方面有诸多重大突破。可是当记者手捧翁文波所著的《预测学》一书的数理基础部分拿给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何祚庥院士和李淼研究员作“鉴定”时，他们却给出了与翁文波本人看法完全相反的结论。

“感觉就是把东西堆砌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关联，逻辑之间也没有连续性。”李淼说，“讲的都是已知的事实，没什么新东西。语言的表述上也自创了很多名词，并不是物理专业的语言。”

何祚庥则直接向记者表示，早就知道有这本书，但“说白了就是没什么道理的。”“翁文波说地震能预测，从哲学上就是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是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但是信息总要反应到人脑里面才行，现在地球内部精确的信息不知道，怎么预测？”

当记者提到许多对翁文波评价的研究人员要求匿名时，何祚庥说，“翁文波是那个特殊时代树立起来的典型，别人不敢说，我不怕！”李淼则对这种现象表示理解：“我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还能说一些话，要是换了我（成为这个圈子里的人），恐怕也是有顾虑的。”

在“预测学”的信奉者看来，利用可公度法做出的预测是真实可信的。然而，李均之尽管也说“翁文波的可公度法还是不错的”，但同时也表示如果“不和他的临震手段结合”，其“计算误差可以到60天甚至更高”。

据他进一步披露：1992年6月28日美国加州南部发生的7.4级地震，就是他帮了翁文波的大忙。据李均之所说，1992年的3月份，洛杉矶发生6.4级地震，翁文波就认为是自己预先报的那一次，而李均之则认为“基本不是你报的那个”。过几天，又在旧金山以东发生7.2级地震，翁文波连通知美国的电稿都起好了，李均之却仍然认为“你的地震还没来呢”。果然，到了6月28日，真正的那一个地震来了，震级、地点都差不多。“要不是我帮忙，早早通知美国人说（加州南部7.4级的地震）是他报的那个（地震）的话，就前功尽弃了。”李均之说。

“天灾预测委员会”群像

1992年5月7日，在北京科学会堂101会议室，翁文波宣告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成立，并由他担任这个专业委员会主任。同时确立“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任务即是向有关单位提供预测意见，尤其强调“我们和其他的减灾组织不同，在于‘突出预测’”。

时至今日，翁文波建议的每年两次的学术会议依然在“秘密”举行。一是每年春季的天灾预测研讨会，一是秋末冬初的天灾预测总结及学术讨论会。同时还出版两项“成果”：一为年度天灾预测报告（内部文件，称为“黄皮书”）；一为年度天灾预测研究总结（公开发行，称为“蓝皮书”）。

自从该委员会成立后，迄今为止，发展出了“名目繁多”预测方法。据粗略统计，较著名的有“磁暴法”、“旱震关系法”及其他各种“气候法”、“气象法”、“星相法”（包括“月相法”、“三星一线法”、“行星位置法”等，或称“引潮力法”）、“远距离动物异常法”、“远距离无线电设备法”、“磁偏角法”（含“磁偏角二倍法”、“磁偏角月相二倍法”等）、“远距离地应力法”、“遥感法”等方法。

尽管任振球和李均之均明确向《科学新闻》表示“论文越来越难发”，而“科研经费也越来越难以筹集”，但该委员会的委员累年下来也发表了相当多的学术论文。可惜的是，这些论文却很少能得到主流科学家的认同。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后夏新宇甚至指出：“他们的这些论文基本就可以作为判定这些刊物有多差的标尺了。”

与主流科学家不同的另外一点是，天灾委员会的委员们更愿意强调他们使用的不尽是西方的思维方法，而是东方的思维方法，是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用登载于《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6月特刊上的中国地震局退休副研究员黄相宁的话说，“主流科学家用的是从西方学来的地球物理方法。‘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里的人用的都不是地球物理方法，而是从中华文化中吸取的精华，走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路。”

在黄相宁列举的“天灾预测委员会”的人物中，张建国作预测所依据的理论是易经；缪安存，一位江苏溧阳地震台的退休人员，用的是自己创立的一种“耦合型系统近踪法”；宋松，山东省平原县职业中学的退休教师，用自创的“震因似雷因原理、七式、云形还原震法”；沈明军是兰州热力供应站退休职工，用自己设计的仪器来测量，并创立“地震是地壳层的疲劳脆断”理论。黄相宁同时说“委员会里也不乏像郭增建、耿庆国、李均之这类科学家”。

而郭增建在《穴位论与地球物理灾害链》的文章中表示：“受我国古人穴位论和经络学术的启发，我们对地震、洪水进行了遥联预测讨论。”

但同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姚振兴则表示：“他们的东西太玄乎。”

参考文献：

灾害学, 2006年第3期, 86-89

本文来源：科学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