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与基督教里的“黄祸”恐慌

摘自：《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作者：周宁 北京出版社 授权网易，请勿转载。

“义和团”与基督教里的“黄祸”恐慌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有两种“黄祸”，一种来自中国本土，一种就在西方。有关义和团的恐怖传说，是西方20世纪中国形象的一个阴暗恐怖的、以地狱为背景的序幕。它在19世纪西方轻蔑、鄙视的鸦片帝国的睡狮形象上，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似乎那个垂死僵化的帝国躯体内，还蕴藏着一种邪恶的危险的因素，一种令人想起东方地狱与世界末日的因素。现实是想象的素材，而想象，以各种隐喻的方式，表现着现实中西方对中国体验到的种种欲望、焦虑与恐惧。“黄祸”恐慌在很多时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

一

20世纪开始的那年，爆发了义和团起义。这大概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又一次引起西方广泛深切注意的事件。因为一再经受打击、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的中华帝国，突然从其腹地，社会的最底层，一个神秘莫测而又危险可怕的中心，爆发了一次野蛮的、洪流般的反抗。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的广阔天幕下，排山倒海地扑向孤岛式的西方人贸易与传教的据点。那里微弱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这是西方人难以想象也不敢想象的。

义和团的恐怖故事传到西方，似乎证明了他们某种不祥的预感，也唤醒了他们集体无意识深处沉睡的噩梦。预感是关于“黄祸”的预感，而噩梦则是“启示录”中的末日景象：如海沙般众多的魔鬼部族，将攻占蒙爱的圣城……

首先是“黄祸”传说。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半个多世纪中国在一系列国际冲突中连连失败，已接近衰亡与屈辱的极限。这一年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Die Gelbe Gefahr）说法，并命令宫廷画家赫尔曼·奈克法斯（Herman Knackfuss）根据他想象中的黄祸景象画一幅画，制版印刷后送给他的亲友大臣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们。画名就叫“黄祸”，画中七位天使一样的人物分别代表德、英、法、意、奥、俄七个西方国家，她们拿着长矛与盾牌站在一处悬崖上，头顶是一个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尔（Archangel Michael）站在崖边，大家面前，表情严肃而神圣地说：“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在悬崖深涧、隐约的山河城廓的那一边，半空中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心闪现着一团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身上。

威廉二世耸人听闻的黄祸幻景，虽然没有多少人认真，甚至有人提出异议，但画家的画却很快流传开来。1898年，美国也将《黄祸》作为宣传画印刷发行。如果说德皇的黄祸恐慌完全是捕风捉影，英国美国倒还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理由。对英国来说，那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使他们在胜利的得意中也隐约感到某种恐慌，他们隐约预感到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对大英国采取报复行动的。对美国而言，问题更具体，华人劳工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与种族观念上对美国人构成威胁，已经出现过排华风潮，都是“黄祸”恐慌的现实与心理背景。克尔南（V. G. Kiernan）谈到“黄祸”时指出：

“有可能出现的中国威胁表现在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如果中国被迫接受现代工业化，那么中国难以计数的劳苦大众就可以让中国产品泛滥于世界。这是一个令人想起来毛骨悚然的前景，有位作家坦率地承认自己有一种幸免于难的欣慰，‘不管怎样，我们是看不到那一天了。’当时还有人抱怨，‘在中国谋生的外国人的数量，已经日渐减少’。正是那些侨居中国的西方人，最容易感到担忧与恐怖，而他们的看法又影响家乡公众舆论的偏见。从军事角度看，中法战争后，‘人们似乎已经想见中国佬满世界乱跑的景象’；520年后（作者所说的西方人的种种恐慌，都在19－20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引者注），这种危险可能就更加紧迫，如果有一个国家最终控制了中国，就像不列颠控制的印度那样，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础上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规模惊人的军队，一切就不堪想象了。有一位英国鸦片烟鬼说，如果英国能够占领中国，“20年内就可以建立一支打败全世界的军队”，如果沙皇的军队可以得到中国的人力资源上永不枯竭的补充，他们就无往不胜了。有关俄国统治中国并使用中国统治世界的预言，早在19世纪中叶就可以听到，19世纪临近终了的时候，一个美国人曾预言：俄国将统治中国，然后印度——‘亚洲将开始征服欧洲’。

……

在一般人的头脑中，黄祸带来一种模糊的惊恐，只要一想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而且已有上百万涌到其他国家，人们就会不寒而栗。欧洲人生活在小城小国，对庞大的人口尤其敏感。对他们来说，亚洲人口泛滥，欧洲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领先，根本就无法应对。他们用‘蒙古游牧部落’（horde）贬称中国泛滥成灾的人群，该词最早出现于欧洲语言，指中亚腹地汹涌而出的野蛮人，他们是些半人半兽的怪物，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向，所到之处，无不令人惊恐……

克尔南想说，西方人的“黄祸”恐慌，其实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军事的，而是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种“心理上的”（Mentally）的恐慌。这种恐慌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现实或可能的威胁，只是它那令人厌恶的、异己的存在，就让西方人感到紧张、痛苦。麦都思曾描述过拥挤在地狱般的国土上的庞大的中国人口。并对此表示过传教士特有的同情。西德莫尔（Eliza R. Scidmore）没有传教士的同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种族主义偏见。他在《万岁帝国》开篇道：

“从来没有一个外族人能够深入了解黄种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思维的起点与终点都与我们不同，是一个和我们相反或颠倒的过程，我们无法追踪和理解。……对于所有的东方人来说，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跟我们的差异那么大。没有一种记忆、风俗、传统、理念、词根或是任何一种象征能够把我们的过去和他们的过去联系起来。这就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中国人之间,没有任何同情、关切、同感和默契可言。

他们巨大的数量和相似性令人震惊，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与他的三万万同胞的相象是让人感到可怕的。在这个巨大的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发现他们拥有相同不变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黄色皮肤、坚毅的性格和刺耳、机械的语言；相同的住房、坟墓和服装；相同的偏见、迷信和风俗；相同的自私的守旧性和对于过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这种单调乏味、前后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断重复的生活，令人讨厌，几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们占据的土地上，从西伯利亚到交趾支那，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留着卑贱的辫子、穿着毫无感觉的棉鞋；无论在哪里，这人类最低劣的种族都堕落到肮脏、混乱之中。他们颓废、没落、麻木不仁，甚至对财富的丧失也无动于衷；他们自负、自私、颓丧、懦弱和迷信，没有想象力、感情、骑士精神或幽默感；他们不会热心于任何斗争，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甚至对于谁将统治他们或谁将篡夺君权也漠不关心。”

“黄祸”更多是一种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想象中固有的幻象。庞大的异己的人口本身就给西方人造成心理压力与恐慌。如果他们不好斗也不好动，麻木不仁，那么最多也只是反感和厌恶，世界上竟有这样一个卑劣的种族存在而且不断增长；如果有一天，这么庞大的人口突然变得嗜血好战，武装到牙齿，反感或厌恶就变成了恐惧和仇恨。那将是世界最黑暗的时刻，基督徒想象的世界末日。

克尔南强调中国庞大的人口对西方造成的心理压力。实际上“黄祸”恐慌的原因，可能更为多面更为复杂，有历史的也有心理的，有经济军事的还有文化、政治的。西方文化充满排斥性与侵略性，异域想象赋予异域的特征，也经常带有想当然的排斥性与侵略性，对异域文化的想象经常是“以已度人”的。罗伯特·杜鲁斯（R.Druce）分析“黄祸”的意义时指出：“不管怎样，某种有关‘黄祸’的观念不断侵扰着欧洲人的想象。‘黄祸’是一系列的恐慌，似真似假，若有若无。它对西方本土经济的威胁在于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工的涌入；对西方哲学与基督教会的威胁在于佛教的传播；而更大范围中对西方势力的直接威胁，则体现在中国正在与其他国家一道，争取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当然，最不堪设想的恐慌，还在于一种恶梦，黄种人像洪水一样在全球泛滥，最终统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