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与基督教里的“黄祸”恐慌

摘自：《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作者：周宁 北京出版社 授权网易，请勿转载。

“义和团”与基督教里的“黄祸”恐慌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有两种“黄祸”，一种来自中国本土，一种就在西方。有关义和团的恐怖传说，是西方20世纪中国形象的一个阴暗恐怖的、以地狱为背景的序幕。它在19世纪西方轻蔑、鄙视的鸦片帝国的睡狮形象上，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似乎那个垂死僵化的帝国躯体内，还蕴藏着一种邪恶的危险的因素，一种令人想起东方地狱与世界末日的因素。现实是想象的素材，而想象，以各种隐喻的方式，表现着现实中西方对中国体验到的种种欲望、焦虑与恐惧。“黄祸”恐慌在很多时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

一

20世纪开始的那年，爆发了义和团起义。这大概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又一次引起西方广泛深切注意的事件。因为一再经受打击、几乎处于瘫痪状态的中华帝国，突然从其腹地，社会的最底层，一个神秘莫测而又危险可怕的中心，爆发了一次野蛮的、洪流般的反抗。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黄种人在亚洲的广阔天幕下，排山倒海地扑向孤岛式的西方人贸易与传教的据点。那里微弱的文明之光将被这野蛮残暴的黄色浪潮吞噬。这是西方人难以想象也不敢想象的。

义和团的恐怖故事传到西方，似乎证明了他们某种不祥的预感，也唤醒了他们集体无意识深处沉睡的噩梦。预感是关于“黄祸”的预感，而噩梦则是“启示录”中的末日景象：如海沙般众多的魔鬼部族，将攻占蒙爱的圣城……

首先是“黄祸”传说。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半个多世纪中国在一系列国际冲突中连连失败，已接近衰亡与屈辱的极限。这一年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Die Gelbe Gefahr）说法，并命令宫廷画家赫尔曼·奈克法斯（Herman Knackfuss）根据他想象中的黄祸景象画一幅画，制版印刷后送给他的亲友大臣和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的统治者们。画名就叫“黄祸”，画中七位天使一样的人物分别代表德、英、法、意、奥、俄七个西方国家，她们拿着长矛与盾牌站在一处悬崖上，头顶是一个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尔（Archangel Michael）站在崖边，大家面前，表情严肃而神圣地说：“欧洲国家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与你们的家园！”在悬崖深涧、隐约的山河城廓的那一边，半空中悬着一团奇形怪状的乌云，乌云中心闪现着一团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骑在一条中国式的恶龙身上。

威廉二世耸人听闻的黄祸幻景，虽然没有多少人认真，甚至有人提出异议，但画家的画却很快流传开来。1898年，美国也将《黄祸》作为宣传画印刷发行。如果说德皇的黄祸恐慌完全是捕风捉影，英国美国倒还有一些难以启齿的理由。对英国来说，那是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与经济掠夺使他们在胜利的得意中也隐约感到某种恐慌，他们隐约预感到中国人总有一天会对大英国采取报复行动的。对美国而言，问题更具体，华人劳工移民在劳动力市场与种族观念上对美国人构成威胁，已经出现过排华风潮，都是“黄祸”恐慌的现实与心理背景。克尔南（V. G. Kiernan）谈到“黄祸”时指出：

“有可能出现的中国威胁表现在经济与军事两个方面。如果中国被迫接受现代工业化，那么中国难以计数的劳苦大众就可以让中国产品泛滥于世界。这是一个令人想起来毛骨悚然的前景，有位作家坦率地承认自己有一种幸免于难的欣慰，‘不管怎样，我们是看不到那一天了。’当时还有人抱怨，‘在中国谋生的外国人的数量，已经日渐减少’。正是那些侨居中国的西方人，最容易感到担忧与恐怖，而他们的看法又影响家乡公众舆论的偏见。从军事角度看，中法战争后，‘人们似乎已经想见中国佬满世界乱跑的景象’；520年后（作者所说的西方人的种种恐慌，都在19－20世纪之交的那几年——引者注），这种危险可能就更加紧迫，如果有一个国家最终控制了中国，就像不列颠控制的印度那样，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基础上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规模惊人的军队，一切就不堪想象了。有一位英国鸦片烟鬼说，如果英国能够占领中国，“20年内就可以建立一支打败全世界的军队”，如果沙皇的军队可以得到中国的人力资源上永不枯竭的补充，他们就无往不胜了。有关俄国统治中国并使用中国统治世界的预言，早在19世纪中叶就可以听到，19世纪临近终了的时候，一个美国人曾预言：俄国将统治中国，然后印度——‘亚洲将开始征服欧洲’。

……

在一般人的头脑中，黄祸带来一种模糊的惊恐，只要一想到中国庞大的人口，而且已有上百万涌到其他国家，人们就会不寒而栗。欧洲人生活在小城小国，对庞大的人口尤其敏感。对他们来说，亚洲人口泛滥，欧洲如果没有技术上的领先，根本就无法应对。他们用‘蒙古游牧部落’（horde）贬称中国泛滥成灾的人群，该词最早出现于欧洲语言，指中亚腹地汹涌而出的野蛮人，他们是些半人半兽的怪物，不知所来，也不知所向，所到之处，无不令人惊恐……

克尔南想说，西方人的“黄祸”恐慌，其实既不是经济的，也不是军事的，而是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种“心理上的”（Mentally）的恐慌。这种恐慌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现实或可能的威胁，只是它那令人厌恶的、异己的存在，就让西方人感到紧张、痛苦。麦都思曾描述过拥挤在地狱般的国土上的庞大的中国人口。并对此表示过传教士特有的同情。西德莫尔（Eliza R. Scidmore）没有传教士的同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种族主义偏见。他在《万岁帝国》开篇道：

“从来没有一个外族人能够深入了解黄种人的思维方式。他们思维的起点与终点都与我们不同，是一个和我们相反或颠倒的过程，我们无法追踪和理解。……对于所有的东方人来说，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跟我们的差异那么大。没有一种记忆、风俗、传统、理念、词根或是任何一种象征能够把我们的过去和他们的过去联系起来。这就像在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中国人之间,没有任何同情、关切、同感和默契可言。

他们巨大的数量和相似性令人震惊，任何一个单独的个体与他的三万万同胞的相象是让人感到可怕的。在这个巨大的帝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发现他们拥有相同不变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黄色皮肤、坚毅的性格和刺耳、机械的语言；相同的住房、坟墓和服装；相同的偏见、迷信和风俗；相同的自私的守旧性和对于过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这种单调乏味、前后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断重复的生活，令人讨厌，几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们占据的土地上，从西伯利亚到交趾支那，无论在哪里，他们都留着卑贱的辫子、穿着毫无感觉的棉鞋；无论在哪里，这人类最低劣的种族都堕落到肮脏、混乱之中。他们颓废、没落、麻木不仁，甚至对财富的丧失也无动于衷；他们自负、自私、颓丧、懦弱和迷信，没有想象力、感情、骑士精神或幽默感；他们不会热心于任何斗争，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甚至对于谁将统治他们或谁将篡夺君权也漠不关心。”

“黄祸”更多是一种西方文化对东方的想象中固有的幻象。庞大的异己的人口本身就给西方人造成心理压力与恐慌。如果他们不好斗也不好动，麻木不仁，那么最多也只是反感和厌恶，世界上竟有这样一个卑劣的种族存在而且不断增长；如果有一天，这么庞大的人口突然变得嗜血好战，武装到牙齿，反感或厌恶就变成了恐惧和仇恨。那将是世界最黑暗的时刻，基督徒想象的世界末日。

克尔南强调中国庞大的人口对西方造成的心理压力。实际上“黄祸”恐慌的原因，可能更为多面更为复杂，有历史的也有心理的，有经济军事的还有文化、政治的。西方文化充满排斥性与侵略性，异域想象赋予异域的特征，也经常带有想当然的排斥性与侵略性，对异域文化的想象经常是“以已度人”的。罗伯特·杜鲁斯（R.Druce）分析“黄祸”的意义时指出：“不管怎样，某种有关‘黄祸’的观念不断侵扰着欧洲人的想象。‘黄祸’是一系列的恐慌，似真似假，若有若无。它对西方本土经济的威胁在于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工的涌入；对西方哲学与基督教会的威胁在于佛教的传播；而更大范围中对西方势力的直接威胁，则体现在中国正在与其他国家一道，争取政治上经济上的自由，当然，最不堪设想的恐慌，还在于一种恶梦，黄种人像洪水一样在全球泛滥，最终统治世界。”

二

“黄祸”是一场恶梦，是西方文化集体无意识深处关于异域东方的恐惧。它可能找到历史的依据与地理的方位，但本质上仍是心理的，是一种关于恐怖的想象的原型，历史事件与地理方位，不过是将其唤醒并表现出来的方式。“黄祸”恐慌在西方有多种理由多种表现，但直到1900年义和团事件，即使在西方文化中，它还只是一种没有多少人当真的梦魇。义和团运动爆发，起初只是山东山西几位传教士遇难，教堂被烧，然后是大批的团民涌入北京，围攻教堂使馆等。西方人的恐慌似乎终于应验了。有关义和团事件的各类报道出现在西方，在人们想象中勾画出可怕的“黄祸”景象：无数丑陋凶残的黄种人，头上腰上缠着血腥的红布带，挥舞着长矛大刀，野兽般嚎叫着，蝗虫般漫山遍野地涌来，所到之处，火光冲天，过后便是废墟一片。这是多么可怕的、地狱般的、世界末日般的场景。西方几乎所有有关义和团报道都在重复同一个故事，同一种恐怖的场景。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所有描述义和团事件的书信、小说、政府或教会报告，都在证明“黄祸”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历史必然的劫难。传教士的报告描述了他们的同伴与妻小在山西被砍头或以其他野蛮方式折磨至死的血淋淋的场景，教士、使节、士兵、商人以各种形式介绍他们被困在北京教堂与领馆的那个死亡夏天的日日夜夜。这些著作报道在义和团事件及随后的几年中，充斥着整个西方社会，以至1906年，亲身经历义和团事件的英国人普南·威尔（B. L. Putnam Weale）要发表自己的见闻书信时，他的朋友告诉他，仅他自己的藏书中，就有43种有关义和团事件的著作，这还仅限于英语，不算西方其他语言写成的有关著作。

“黄祸”终于成为现实。在西方人的想象中，“黄祸”与义和团事件具有某种“互证”关系。义和团事件使“黄祸”的预言应验；西方人关于义和团的想象，又来自许许多多所谓亲身经历者的“故事”，而所有这些“故事”，听上去又是同一个恐怖的故事，即“黄祸”的故事。普南·威尔希望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正视听”，而他描述的“事实”依旧是“老故事”，只是加入了一些个人想象。他的《北京随笔》一开始就描述了一个处在戈壁边缘、野蛮世界边缘的黄尘漫天的城市——北京。这个城市在历史上不断被野蛮游牧部落入侵，洗劫、杀戮、夷为平地，已成为上帝在这个世界上选中的、反复展演世界末日景象的舞台。又一次劫难到来了。义和团像过去来自草原上的那些游牧部落一样，涌入这个黄尘弥漫的死亡之城。他们粗野尖厉地嚎叫着，像地狱里的恶狗（Hell Hounds），他们放火焚烧房屋，火光与浓烟吞噬城市。这是普南·威尔描述的义和团进城的那个晚上：“……依旧忠于职守的帝国卫兵刚刚关上鞑靼城门，就听到一阵嚎叫，以前我从未听到过这么尖厉可怕的声音也从未想象到世间能有这般恐怖的叫声。义和团来了。义和团第一次向我们扑来，他们穿过哈德门，从东面向使馆区逼近。他们已经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了三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除了我们这里的百十杆枪。义和团加上北京城里的那些流浪无赖，发现在汉人城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施暴的，大概又听说他们可以随意处置那些基督徒和欧洲人，所以他们就蜂拥向内城。他们发疯地嚎叫着，一阵一阵地，所有的人同时重复着两个字：杀、烧，而且声音一波比一波大。我曾听到一大群沙皇士兵向沙皇致敬时的吼叫如何响彻云霄，那种声音奇特极了，但是，还远不如现在义和团嚎叫得可怕。这种叫声听起来让人血液都凝固了，它凄厉、空旷，一声一声地重复，几个小时从未间断，叫声中包含疯狂与邪恶。……我们中的妇女已经吓呆了，水手们咕嘟着，这不是战争，比战争更可怕，是但丁描写的地狱。你直觉中已经预感到，如果这些人冲进来，他们会将我们的肉一片一片地从骨架上撕下来，夜漆黑，宝塔与城墙上箭楼的影子，看上去狰狞可怖，义和团可能随时都会冲击来，使我们粉身碎骨。”

最恐怖的不是某种经历，而是关于某种经历的想象。普南·威尔与许多义和团事件的见证叙事者一样，他们更多在描述自己关于恐怖的想象。这种声色俱全的想象是最可怕的，义和团野兽般的嚎叫、血腥的红色腰带……一位小时候读过有关义和团事件的书籍的美国传教士，听说自己将被派到中国传教时，做了一夜恶梦。义和团围攻使馆教堂，既是一次历史事件，又是西方人想象中“黄祸”恐慌的证明，后者在想象中比前者在现实中的经验更加恐怖。后者的恐怖具有历史与宗教文化心理的深远背景。普南·威尔说：只有在北京这座城市，才能够想象义和团的恐怖，因为这是个在历史上反复被野蛮部落杀戮涂炭的地方；从金到元，从元到清，草原游牧部落经常从黄尘四起的戈壁中涌来，烧杀抢劫之后，尸体血污成泥，房屋宫殿成尘。如今又是一个尘沙蔽日的夏天，野蛮人再一次涌来。普南·威尔和他那些同伴在事变及其随后的回忆中，总禁不住将义和团与野蛮的草原游牧部落的入侵联系起来，同一种野蛮势力，同一种野蛮方式甚至同一批野蛮人。历史的恶梦突然复活在眼前，纪元四世纪阿提拉手下的匈奴人血洗罗马城市、纪元十三世纪拔哥率领的蒙古大军横扫多瑙河畔，进逼布达佩斯，如今这些义和团，在西方人的想象记忆中，就是阿提拉与成吉思汗的后代。这是历史记忆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对义和团形象的塑造。还有宗教记忆，当年蒙古大军进逼奥地利，惊恐万分的基督徒最直接的感觉就是世界末日到了，《圣经·启示录》中描述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全部应验：锁在无底深坑里的龙，或古蛇，也就是魔鬼，将“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聚集起哥革与玛各的部族，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围困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启示录》第20章）。中世纪欧洲人第一次见到中国的龙的形象，就确认魔鬼就是中国的龙。“鞑靼人” （Tartar）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来自地狱里的人”(Tartarus)，而蒙古人（Mongolian）则直接令人想起《启示录》中所说的魔鬼的部族哥革与玛各(Gog和Magog)。描述义和团的西方人，既在描绘他们目前的义和团，又在描绘他们“目后”集体无意识深处的世界末日与地狱幻象。

在西方人的义和团想象中，我们既可以发现他们的历史记忆，又可以发现他们的宗教记忆。义和团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关于世界末日的幻想原型的表现。魔鬼部落来自东方，他们可能是匈奴人、蒙古人、义和团，他们以海沙般的人数围攻基督徒的蒙爱之城，世间已没有什么比末日更可怕的了，而东方魔鬼部落的降临，就是末日。义和团不仅印证了他们的黄祸预感，也印证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千禧末日的预感。这是同一种原型，东方、中国，蒙古人或义和团，都不过是想象地图上想象的角色。

威廉二世的“黄祸”想象在众多的义和团事件的报道中，变成了“真实”。更让人信服的是，画中那七个国家加上一个日本，组成了八国联军，迅速占领了北京，并四出追杀逃散的义和团民。这是一个恐怖的故事，但有一个“光明的”结局。早在义和拳刚刚在山东、山西出现，几位传教士遇难的时候，西方人就已表现出复仇的急切。义和团进京，围攻教堂使馆，美国《时代》杂志刊文称：“中国，不管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已经对我们发动了战争，北京的屠杀已经开始而且还将进行下去。所有的西方文明国家必须武装起来复仇。必须像对待食人生番那样对待中国人，将北京夷为平地”。越来越多的恐怖故事从中国传来，“白人妇女们正在遭受难以名状的野蛮折磨，据我们所知，有些受难者竟连续几天忍受可怕的酷刑折磨，痛苦难以细说，印度雇佣军起义的暴行也没有这般残酷。”“孩子们被当着父母的面杀害，妇女被强暴奴役，父母的折磨、残杀……毋庸置疑，文明世界不可能忍受这种残暴的屠杀，我们必须复仇……”在西方叙事中，义和团事件已不是中国与西方之间、义和团驱逐杀害洋教洋人的冲突，而是野蛮对抗文明，中国对抗世界的冲突。他们在将中国等同于野蛮的同时，也将西方等同于文明。这样，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就不是民族与国家之间，宗教之间的简单偏狭的仇杀，而是文明征服野蛮，体现着历史进步必然规律的正义行动。

所谓“中国对抗世界”的故事，终于以“世界”征服中国结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作《北京之围：中国对抗世界》一书时，笔调是轻松的，就像他在写给读者的那段“前言”中开的那个玩笑，那是大洋彼岸的一场狩猎。英国士兵尼格尔·奥利芬特（Nigel Oliphant）出版于同时期的《北京使馆之困日记》，也以同样的结构叙述义和团恐怖残酷的“围困”与八国联军的“解放”，同样是个光明的故事。他们的著作代表着当时绝大多数义和团著作的态度。这是一个以恐怖与邪恶开始，最终英雄战胜恐怖与邪恶的老套传奇。似乎只有少数例外，一是像法国海军军官，富于东方主义想象的文学家彼埃尔·洛蒂（P. Loti），他随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为北京的废墟、死尸、抢掠所吃惊，他哀叹世界上这个最后幸存的古老文明的神秘辉煌的都城，如今也消失了，地球上再也没有美与神秘，而那些庆祝凯旋狂欢的西方人，很少有人能想到，总有一天他所见过的中国那些“朴实精壮的农民”会掌握法国人的“现代的杀戮手段”，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另一例可能就是普南·威尔，他不仅描述了义和团围攻使馆与教堂的恐怖，也描述了八国联军洗掠北京的恐怖。这是同一种野蛮，似乎没有战争是正义的。

有关义和团的故事，是西方20世纪中国形象的一个阴暗恐怖的、以地狱为背景的序幕。它在19世纪西方轻蔑、鄙视的鸦片帝国的睡狮形象上，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似乎那个垂死僵化的帝国躯体内，还蕴藏着一种邪恶的危险的因素，一种令人想起东方地狱与世界末日的因素。

义和团事件证实的“黄祸”恐慌，最终也只是虚惊一场。它的结局并没有威胁到西方国家，反而导致了那个“天朝帝国”的灭亡。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八国联军进驻紫禁城，在慈禧的寝宫里，普南·威尔坐在“这位亚洲最有权力的女性”的床上，看着房屋一角那个华丽的银制夜壶，尽量体会这个垂死的帝国权力中心的陈腐、乏味、永夜难眠的生活。那个用自己高超的权谋统治整个帝国，又幼稚到相信义和拳刀枪不入的慈禧太后，一年半以后（1902年1月）才回到北京。她从洋人给她提供的专列上走下来时，发现车站里有那么多她过去讨厌的洋人，但她还是“按照中国妇女的礼节，向他们行礼”。紧接下去又在紫禁城的大殿里宴请这些西方使节、军官的太太孩子们。美国公使的夫人代表众夫人致辞：“……我们衷心地祝贺您和皇室的其他成员重新回到美丽的皇城……过去两年发生的事情对您和世界其他人民一样都是痛苦的；但是这种悲惨经历的创痛是可以消除的……”这种措辞总让人听起来有些别样，似乎是主客倒置了。不管怎样，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内乱外患，已使这个帝国无可挽救了，崩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1911年少数革命党在少数城市意外的起义成功，竟使这个近400年的天朝帝国倾刻间分崩离析。满清灭亡了，作为一个帝国，它已不可能再威胁西方。英国人莫里斯·科林斯（Maurice Collins）在《大内》一书中说，“明朝的没落是中国历史的一幕，而清朝的灭亡则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它标志着中华帝国数千年强盛的终结，一种世界古老文明的衰落。然而，这不只是灾难的开始，科林斯1912年说：“这出长剧远没有就此结束。如果说过去中国曾灾难深重，那么她注定还将遭受十倍于此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