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和约”是一回事，“公理”又是一回事。没有大总统令以及外交照会就不准进入使馆区游行，此说依据的是“和约”；学生们要追问的是，如此不平等的“和约”符合“公理”吗？经过新文化运动的熏陶，新一代读书人已经学会独立思考：“从来如此，就对吗？”东交民巷西口巡捕及警察的“合法”阻拦，不只没有平息学生的抗议活动，反而激起强烈反弹。据《五四》一书称：“学生已觉刺激不浅，以为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许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何如？”40年后，杨晦在《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中，再次强调游行队伍无法通过使馆区时学生们愤怒的心境：
青年学生的热血沸腾，但是摆在眼前的，却是一个铁一般的冷酷事实：使馆界，不准队伍通过！气炸了肺，也是无济于事的呀！为什么我们自己的国土，不准我们的队伍通过？使馆界！什么是使馆界？是我们的耻辱！
正当“大家都十分气愤，也十分泄气”的时候，听说“还去赵家楼，情绪就又振奋了一下”。杨晦的这一描述，与“急欲得卖国贼而一泄之”的说法，不谋而合。
根据匡互生的回忆，长时间受阻于东交民巷的游行队伍，决定直扑曹汝霖家时，“负总指挥责任的傅斯年，虽恐发生意外，极力劝阻勿去，却亦毫无效力了”（《五四运动纪实》）。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潮社”同人，关注的主要是思想文化革新，对实际政治运动兴趣不太大，也不主张采取激烈的手段，其劝阻直扑赵家楼，自在意料之中。问题在于，学生之转向曹宅并采取暴力行动，是群情激奋呢，还是有人暗中策划？
曾为北京学联代表的高师学生熊梦飞，30年代初撰文纪念匡互生，提及天安门前集会时，有往总统府、往外交部，还是往英美使馆之争（此说不太可信。学生游行之目的，“说帖”和“通告”都已表白无遗，直奔使馆区早在计划之中，无待天安门前表决），“互生是时，意固别有所在，集其死党为前驱”。到了东交民巷游行受阻，“前驱者大呼‘直奔曹宅’！群情愤慨，和之，声震屋瓦”（《忆亡友匡互生》）。言下之意，将学生队伍引向赵家楼的，是匡互生及其“死党”，而且是蓄意谋划的。另一位高师同学俞劲，在《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中，提及游行队伍本该向总统府请愿，“但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
然而，当时与匡互生同行的周予同和张石樵，都没提及匡转移游行队伍的努力。据周称，游行的前一天晚上，他们的小组织有过秘密集会，希望采取激烈手段而不是和平请愿。可游行当天，匡等并无到曹家的计划。“但当游行队伍经过东交民巷口以后，有人突然高呼要到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在群情激愤的时候，这响亮的口号得到了群众一致的拥护。”（《五四回忆片断》）而张石樵作为同窗好友，与匡互生一路同行，听说直奔曹家，认为有理，“也正合我们早就商量好的”惩罚卖国贼的计划（《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这两位当事人，只是强调转赴赵家楼的提议符合自家意愿，并没提及匡所发挥的作用。
依我看，此等“神来之笔”，正是群众运动特有的魅力。说不清是谁的主意，你一言，我一语，群情互相激荡，一不小心，便可能出现“创举”。匡互生说得对，“这时候群众的各个分子都没有个性的存在，只是大家同样唱着，同样走着”（《五四运动纪实》），很难确定谁影响谁。日后追根溯源，非要分出彼此，弄清是哪一个首先喊出“直奔曹宅”的口号，其实不太可能，也没必要。作为一个基本上是自发的群众运动，五四与日后众多由党派策动的学潮的最大区别，正在于其“著作权”的不明晰。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陈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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