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五月四日那一天（八）

当年警察厅关于曹宅起火原因的调查，并无一定结论。因为，若断学生点火（不管是把曹宅床上的罗帐点着，还是将汽油倒在地毯上烧），势必追究学生的刑事责任；若说曹的家人点的火，准备趁火打劫，或曹授意家人纵火，以便烧死冲入曹宅的学生，则必须谴责甚至惩罚曹家或家人。既然两头都不能得罪，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案，便是“电线走火”。这么一来，谁都没有责任，而且，所有取证、起诉、审判等麻烦手续，均可一笔勾销。英文《字林西报周刊》（1919年5月10日）的描述最为精彩：“当时与警察争执之际，竟将电灯打碎，电线走火，遂肇焚如。”该报还称，教育部为了息事宁人，也“答应以曹家着火乃因电线走火的说法以争取释放被捕学生”。5月7日政府被迫释放学生，不再追问曹宅起火原因，似乎利用了这一绝妙的台阶（参见1919年7月出版的《上海罢市救亡史》以及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五章）。

可正像当年就读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的尹明德所说的，谁都明白，火确实是学生放的，只是不能承认。“当时在黑暗专制反动时期，学生不敢承认放火，恐贻反动派以口实，伪称系曹宅自行放火，借此驱散群众。军警机关既未在学生身上搜出火柴，也不敢贸然加以学生放火之罪。”（《北京五四运动回忆》）当年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抵死不能承认学生放火；等到事过境迁，“火烧赵家楼”成了名扬四海的壮举，可又说不清到底是谁、用什么方式点的火了。

有说是学生们“搜索到下房，有人发现半桶煤油，就起了‘烧这些杂种’的念头”（杨振声《回忆五四》）；也有人说是“群众找不着曹汝霖更加气愤，有人在汽车房里找到一桶汽油，大家高喊‘烧掉这个贼窝’。汽油泼在小火炉上，当时火就烧起来了”（范云《五四那天》）；还有说是“有一个同学抽烟，身上带有火柴，看到卧室太华丽，又有日本女人，十分气愤，就用火柴把绿色的罗纱帐点燃了，顿时室内大火，房子也就燃起来了”（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以上三家，均为在场的北大学生，既然都没指定具体的纵火者，可见闻见尚虚。

根据现有资料推断，纵火者大概非北京高师学生莫属。如此巨大的光荣，似乎没有其他学校的学生前来争领。历来自居老大的北京大学，对此事也只能含糊其辞；甚至还出现了北大中国文学门学生萧劳也都站出来作证，将“放火”的光荣拱手相让：

我行至曹家门外，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偏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柴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

（《火烧赵家楼的片断回忆》）

至于高师的学生，早就不客气地将此壮举收归名下。差别只在于，到底是哪一位高师学生放的火。

高师学生张石樵自称：“亲眼看到北京高师一同学用煤油把房子点着了，我还添了一把火，赵家楼顿时火起。……至今仍有不少人误把匡互生说成是烧国贼的放火者，这应该加以更正，真正放火者为俞劲（又名慎初）。我们不能为此而改写历史。”（《怀念五四壮士匡互生》）可俞劲本人，70年代末撰写《对火烧赵家楼的一点回忆》时，却将此光荣归诸匡互生。匡互生呢？1925年写作《五四运动纪实》时，他只提学生放火是“以泄一时的忿怒”，而没说火是谁点的。

倒是1957年《近代史资料》重刊此文时，附有老同学周为群所作补充材料，确认曹宅的火确系匡互生所点；而且，还加了如下意味深长的一段话：

学生群众走进曹宅，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现，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段锡朋是北大的学生领袖，而北大又是学运中坚（当年即有“罢不罢，看北大”的说法），因而，段和游行总指挥傅斯年一样，自认是要对此次活动“负责任”的。可群众运动就是这么回事，总是有“组织者”、“领导者”控制不了的时候。理由很简单，既然敢于起来反抗权威，就不会将“临时指挥”的命令奉若神明。该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傅斯年也罢，段锡朋也罢，其实是左右不了局面的。那么，谁能左右局面？准确地说：没有。但最激进的口号和举动，在群众运动中最有诱惑力，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局面”，容易受相对激进而不是温和的学生的影响。

当年对放火曹宅不以为然的，不只是段锡朋一人，据周予同回忆，“这一举动没有得到所有在场同学的赞同”。“有些同学，尤其是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他们认为放火殴人是超出理性的行动，是违反大会决议案的精神，颇有些非议。”（《五四回忆片断》）可倘若不是这一把“超出理性”的无名之火，军警无法“理直气壮”地抓人，学生以及市民的抗议也就不会如火如荼地展开。那样，五四运动将是另一种结局。

在这个意义上，北大、法政等校学生的讲究“文明”与“理性”，反倒不及匡互生们不计一切后果的反抗来得痛快淋漓，而且效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