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五月四日那一天（四）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虽然只是字面上的暴力除奸，游行学生并没真正准备“手枪炸弹”（据高师的匡互生称，他们有此设想，可并没弄到手）。晚清之侠风高扬，暗杀成风，国人记忆犹新。民国建立后，政府严禁会党活动，谴责政治暗杀（起码表面上如此），而“宣言”之放言“手枪炸弹”，与其时之流行无政府主义思潮，不无关系。两份主要文件的微妙差别，隐约可见学潮中的不同声音。

从步军统领李长泰的劝说来看，当局最担心的是引起国际纠纷。显然，政府并未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学潮的巨大能量以及可能引发的严重的社会后果。也不是学生使用计谋蒙骗当局，游行一开始确实显得比较平和。如果不是被激怒的学生临时转向赵家楼，五四那天的游行，大概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可所有自发的群众运动，无不充满各种变数，随时可能改变方向。更何况，学生中还有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区别。不只李统领预料不到事态的严重性，政府及军警也都没想到会如此急转直下。这才能解释何以曹汝霖已经知道街上学生的游行口号，仍没感觉到危险，参加完总统的午宴后照样回家。

学生之所以集会天安门前，因此处及西侧的中央公园，乃民初最为重要的公共活动空间。天安门附近，明清两代均为禁地。民国肇兴，方才对外开放，东西长街顿成通衢。“遂不得不亟营公园为都人士女游息之所。社稷坛位于端门右侧，地望清华，景物钜丽，乃于民国三年十月十日开放为公园。”（朱启钤《中央公园记》）民国初年，京城里文人雅集，往往选择中央公园；至于大型群众集会，则非天安门前莫属。

天安门原名承天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是皇城的正门。清顺治八年（1651）重建，并改用现名。此后三百多年，城楼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变。从天安门到与之相对的中华门（即原大明门、大清门）之间，即为御道，两旁为明清两代的中央政府机关。即便进入民国，户部街、兵部街、司法部街等地名，依旧提醒你此处乃无可替代的政治中心。从皇帝举行颁诏仪式的神圣禁地，变为青年学生表达民意的公共场所，天安门的意义变了，可作为政治符号的功能没变。集会、演讲、示威于天安门前，必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几乎成了20世纪中国政治运作的一大诀窍。地方宽敞当然不无关系，可更重要的，还是因其象征着政治权力。

天安门前的那对精美绝伦的华表，见识过多少激动人心的政治场面！远的不说，自五四上溯，19年前八国联军的炮火，七八年前隆裕太后之颁布溥仪退位诏，还有半年前北京六十多所大、中、小学校三万余名学生为庆祝协约国胜利举行盛大集会游行，都可由天安门前的华表作证。1918年的11月15—16日两天，也就是集会游行后的第二、三天下午，北京大学还在天安门前举行针对民众的演讲大会，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陶孟和、马寅初、陈启修、丁文江等轮流登台讲演。

这一回的集会可大不一样，组织者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学校，是学生们自己。走上街头的学生，其抗议游行，既指向列强，也指向当局。集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标语，一是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前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另一则是高师学生张润芝（参见《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64页）所撰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余孽死有头。

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

而这，恰好对应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学界宣言及游行口号。

1919年7月出版的《五四》（蔡晓舟、杨景工编）一书，不只记载了上述宣言、传单、标语、挽联等，还用简捷的语言，渲染集会氛围：

最先至者为高师、汇文两校，北大因整队出发时，有教育部代表及军警长官来劝阻，理论多时，故到天安门最迟。凡先到者辄欢迎后来者以掌声，而后来者则应和之以摇旗，步法整齐，仪容严肃，西人见者，莫不啧啧称赞。

报以掌声、和以摇旗以及“步法整齐，仪容严肃”等，作为一种政治抗议的示威游行，其仪式已经基本确立。不同于一般“骚乱”，学生游行并不妨碍“治安”，故被作为文明社会的表征，得到相当广泛的同情。

至于偌大广场，没有扩音设备，三千学生如何集会？有称站在天安门前石狮子头上作演讲的（夏明钢《五四运动亲历记》），但我更倾向于王统照的说法，演讲者是站在方桌上的；而且，现场中大部分人实际上听不清演讲内容，只是因为有很多标语，加上不时呼口号，知道大致意思（《回忆北京学生五四爱国运动》）。但这已经足够了，读过宣言，呼过口号，队伍开始向南、向东、向北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