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直接原因来说，这是朝廷犹豫于和战两端，不敢向法国侵略者决战的妥协心理造成的。按当时国际惯例，外国军舰驶入别国口岸，数量不得超过2艘，时间不得超过2周。清政府在中法已经交战的情况下，居然允许敌国舰队深入本国军事要地40余日，不能不说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闻。美国历史学家马士认为，孤拔的来临使得清廷束手无策。这并不完全是他们的实力薄弱，而是因为在处理有关国际法的问题上，他们不知如何去做，诸如怎样叫孤拔退出港外。这就使船政局和所属军舰直接处在法国大炮的威胁之下。中国人又信守"不先发第一炮"的战争伦理，等待着"衅自彼开"，等于自己把脖子伸进绞索后，还在幻想等到刽子手收紧绳子的时候一脚踹死他。
聪明的战略家指出，战争具有四重性，即外交、经济、心理，最后一招才是军事。在第一颗子弹发射之前，军事战役的胜负往往已经决定了。有人把前三轮的较量称作为"寂静战场"的格斗。马江之战从某种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外交与经济的较量，清政府敌不过法国，在心理方面，也是如此。心理上的优势，并不仅仅是道德正义论所决定的。它还依赖于经济和国防的实力后盾。近代中国，震慑于洋枪洋炮威胁而产生的民族虚无主义和迷信精神万能、妄自尊大的顽固派是屡见不鲜的。能够冷静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审时度势，制定正确战略的人物却是凤毛麟角。这使当道者的心理总是无法达到平衡。因此，在每次民族危机来临时，无法做出正确的抉择，在左右摇摆和彷徨中贻误了战机。
当然，军事角逐对于战争胜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政治判断不等于军事指挥。农业民族的特点是重文轻武，军人地位很低。随着近代战争科学化、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军事指挥越来越具有浓厚的专业色彩。清政府没有认识到这种趋势，在引进军事装备的同时，没有着意进行军事家的培养，仍然依靠文官典兵。当时的高级军官，基本上是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缺乏近代战争的基本训练。而新近毕业的船政学堂学生，地位尚低，得不到重视。这种做法，用于反对列强侵略的近代战争，显得极不适应。张佩纶是个突出的例子。不少人认为他纸上谈兵，书生误国。其实，做为一个言官，一个智囊，一个政治战略家，他是出色的。但他不是军事战略家，更不是战术家。当战争进入直接的武力对抗时，他只能在中歧山上顿足长吁。没有总参谋部，没有合格的战区指挥官，远至枢廷，近至前线，仅靠一伙文官来控制战争，怎会不失败呢?这个教训，清廷一直没有记取。十年之后的甲午战争，日本大本营中已拥有一批懂政治、懂军事的指挥人才，清政府依赖的仍是这批文官和行伍。
在讨论了各种原因后必须指出，当时军队的基本素质较差，是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在近代抵御侵略的民族战争史上，除了运用人海战术取得个别战役的胜利外，在绝大多数角逐中，无论是旧式八旗、绿营、防军，还是用外国最新装备武装起来的海军，基本没有取得过成功。马江之战揭开了中国近代海战的第一幕，从这天起，到清王朝覆灭止，两支中国舰队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竟从未击沉过一艘敌舰。这仅仅归罪于政治腐败和装备落后是不够的。清朝军队中，虽然不乏为国捐躯的烈士，但是，作为一支军队，它在整体上缺乏敢于牺牲、敢于胜利的集体英雄主义气概，缺乏主动寻求战机、力求全歼敌人的军人勇气，缺乏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娴熟的作战技能。结果只能是屡战屡败，望风披靡。
《龙旗飘扬的舰队》节选--法军进攻台湾
法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二海军大国。在1882年，它已拥有38艘铁甲舰、9艘岸防铁甲舰，50艘巡洋舰、炮舰和60艘鱼雷艇，总吨位达50余万吨。这是它推行殖民炮舰外交的军事机器。
6月30日，一位法国军官在拍给海军殖民部长裴龙的电报中，提出海军分舰队采取强力军事行动，占据一地为质，对于强制中国履行《天津专约》是必不可少的。次日，法国对华谈判代表巴特诺也向茹费理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孤拔更主张在预定的时刻同时进攻旅顺、威海、南京、吴淞、福州和厦门，使得清政府措手不及。他在舰队的供应，引水员和翻译方面都做了准备。就在这时，福禄诺带着《天津专约》的文本回到巴黎。他认为李鸿章是真诚的，只有他拥有解决问题的权力，因此建议照顾李鸿章，避免把战斗引向北方。茹费理也担心在华北进行军事行动会引起国际纠纷。他给孤拔拍电说："我们不明白突然袭击旅顺和威海卫这两个正在建设中的港口有什么好处。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照顾直隶总督。我们对我方军舰尚未到福州河感到遗憾。"法国政府批准了入侵闽江的计划，法国不仅在中越边境同中国作战，而且要到东南沿海来开辟第二战场。
7月12日，法国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立即执行《天津专约》，撤退驻在北圻的军队，赔偿2.5亿法郎，限一周内答复，否则法国将自取抵押品，并自取赔款。13日，裴龙训令孤拔："遣派你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到福州和基隆去。我们的用意是要拿住这两个埠口作质，如果我们的最后通牒被拒绝的话。"14日，孤拔率舰队离开上海南下，只留"德斯丹"号归巴特诺指挥。同日，法舰"阿米林"号驶入闽江，行至马尾附近的半屿搁浅。
16日，清政府决定妥协，撤退北圻的中国军队。这样为中法之间的再次和谈提供了机会。朝廷同时谕令各地，"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如果扑犯我营，或登岸肆扰，务须并力迎击，并设法断其接济，期于有战必胜。"这实质是一个消极防御的指令。也在这天，奉命督办台湾事务的淮军宿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率亲兵百余人，抵达台湾基隆。而朝廷得悉，孤拔将于明天进入闽江。
7月19日，清政府派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荃为全权大臣，驰赴上海，与法国代表巴特诺谈判。法国同意将哀的美敦书的截止日期延至月底。在谈判中，曾国荃提出，中国只能以抚恤的名义，给银50万两。由于美国外交官何天爵在前一天拜访了总理衙门，表示愿请美国总统向法国总统斡旋，这样大大增强了朝廷的自信心。军机处拍电拒绝给法国任何名目的银子，并传旨申饬曾国荃、陈宝琛，于是谈判又陷僵局。为了防止战争突然爆发，招商局所属轮船就在这天全部售给美商旗昌公司，悬挂起星条旗来。
8月1日，最后通牒到期。孤拔命令"凯旋"号铁甲舰和"德斯丹"号巡洋舰攻击吴淞的中国舰队。由于法国政府担心这种袭击会引起国际问题，公开作了战争不危及上海的保证，这个命令遂未被实施。
法国人自然不甘心。茹费理说过，"在所有的担保中，台湾是最良好的，选择得最适当的，最容易守，守起来又是最不费钱的担保品。"这是因为台湾孤悬海外，防御薄弱，又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可供军舰商船补给。从地理位置来说，这里是控制太平洋局势的战略要地。8月2日，停泊在闽江的法国舰队接到法国政府"破坏基隆港防御工事暨市街，并占领附近煤矿"的命令后，利士比于次日乘"鲁汀"舰升火出发，在马祖澳与"巴雅"号、"拉加利桑尼亚"号会合，4日抵达基隆。另一艘法舰"费勒斯"号已经在这里等待两个星期了。
在刘铭传来台湾前，全岛防务归兵备道刘璈指挥。防御布局重南轻北，把主力放在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刘铭传到后，将原有和新增的15500余人重新布置，在台北设立大营。以基隆、沪尾为据点，以使防务中心北移。还加强了基隆炮台建设，在淡水海岸埋设地雷，港口敷设水雷。这番紧张的调兵遣将，设防安炮，前后只有20天时间。
4日下午，利士比派一位传令官上岸，把一份要求中国军队交出所有工事的劝降书交给守军。中国军队置之不理。
5日上午8时，法舰开始炮击基隆炮台。滚滚浓烟和爆炸的火光弥漫住整个作战区域。由于中国炮台的火炮射程较短，没法达到法舰。炮弹的爆炸力也不足，射中法舰后没有产生致命的效果。经过一小时炮战，仓促构筑起来的炮台被法国舰炮摧毁了。
"费勒斯"号上的80名陆战队员换乘小艇进行登陆。其他军舰上的陆战队员也源源不断地涌上登陆点。法军的抢摊冲击取得了成功。中国军队退守附近的山头。次日下午，法军向基隆市街推进，遭到反击。刘铭传指挥守军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展开数小时的激战。最后法军不支，丢下枪械帐篷，匆匆撤回军舰。第一次进攻基隆便这样失败了。
清政府对法方在和谈期间突袭台湾提出强烈抗议。法国代办谢满禄则继续勒索观音桥事件中的赔款，只是将数额减至8000万法郎。外交代表们相持不下。8月16日，茹费理在上下两院对华作战拨款表决中获得必须的信任票后，决心扩大对华战争。他训令孤拔，如果法国要求再被拒绝，他应于知照外国领事及船舰后，立即在福州行动，毁坏船厂的炮台，捕获中国的船只。福州行动后，提督将即赴基隆，并进行一切他认为以他的兵力可做的战斗。显然，法国决心扩大战争事态，并通过消灭福州的中国舰队，掌握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消除腹背之患，最终得以攫取台湾为抵押品。一场海军决战势不可免了。
本文节选自《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姜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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