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的权力价值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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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有值值几何？

吴 钩

一

“权力值”是我杜撰出来表示官员权力之大小的一个词。我们知道，权力关系就是一种等级关系，权力体系就是一个等级结构，权力自然有大小之分；但权力无形，既不能用尺子量，又不能用秤杆称，一个官员掌握多大的权力值，很难衡量。

古人发明的品秩，不妨视之是一套标注权力值的符号系统。一般而言，官越大，品秩越高，比如依明代官制，知县（相当于县长）是正七品官，知府（相当于市长）是正四品官，布政使（相当于副省长）是从二品官，六部尚书（相当于中央政府部长）是正二品官。假设我们将七品官的权力值定为五十，每提高半品，权力值相应增加十，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四品官的权力值是一百一十，从二品官是一百四十，正二品官是一百五十，一品大员则是一百七十。由此我们可以画出一条箭头向上的权力值曲线，品秩越高，权力值越大。

不过，有时候品秩也未必与权力值成正比，比如明代废宰相之后，相权实际上掌握在内阁大学士之手，但终明一代，内阁大学士只是五品官。清代将大学士的官阶提至一品，但相权已转移到军机处大臣，大学士的权力反而大不如前朝了。

官员的俸禄也可以看做是权力值的计量符号。因为官员俸禄之多少，依官阶之高低而定，大官的工资多一点，小官的工资少一点。比如在清代，七品官的年俸是四十五两白银，四品官是一百零五两，二品官是一百五十五两，一品大员则是一百八十两。这条工资曲线与上面的权力值曲线大致上是重合的。当然我们不能说，清代的一品大员，其手中权力只值一百八十两银子。官员收入远不止这个数目。清代自雍正朝开始，在正俸之外另发养廉银，一二品大员每年的养廉银有一两万两，七品小官每年也有几百、上千两。所谓养廉银，依我看来，就是向官员赎买“腐败权”的费用，所以，养廉银数额之多少，通常也暗合官员权力值之大小。

但是，用俸禄（含养廉银）来衡量权力值也会有失漏，比如未列入正式国家编制的差役、胥吏，这些人不领俸禄，但这绝不表示他们的权力等于零，晚清名臣郭嵩焘说，“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可见清代胥吏势力之盛。胥吏、差役好歹还算是公职人员，像官员的私人随从，连非正式公职人员也谈不上，但他们实际上也攥取了部分权力。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皇帝的授权与制度的安排，而是由私人之间的请托、假借或窃取而来。

不管是品秩还是俸禄，如果用来测量权力值，都容易漏掉那些无名分、非正式的权力。明代内阁大学士秩轻而权重，但大学士的正式身份不过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名分上并无领袖群僚、把持朝政的权力，所谓的“相权”是名不正言不顺的。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非正式权力，我称之为“隐权力”。清代的胥吏、师爷、长随，所攥取的通常也是隐权力。我们知道，一个官员的实际权力，等于正式权力加上隐权力，品秩与俸禄所标示的只是正式权力，隐权力则是无法通过品秩或者俸禄体现出来的。

那么，能不能找到一个不会遗漏隐权力、可以反映实际权力值的“测量工具”？我觉得，一个官员的实际权力值大致可以用他的收入来表示。这里的收入，包括正式收入，如正俸、养廉银，也包括那些灰色收入，如各种陋规、税收提留，还包括官场上的黑色收入，即贿赂款、贪污款、勒索款等。权力是可以赎买的，赎买权力的“赎金”构成了官员的大部分收入。养廉银是国家财政支付的“赎金”，陋规是请托者支付的“赎金”，勒索款则是直接由民脂民膏支付的“赎金”。权力值越大，“赎金”就越高。当然，这个说法只对“千里做官只为财”的官员有效（像海瑞这样的清官，显然是无法用其收入来测量权力值的），也忽略了官缺的肥瘦对于官员收入的影响。不过，用权力“赎金”的概念，可以将一个人的隐权力标注出来。